遇到這個時代——讀斯蒂芬•茨威格《昨日世界:一個歐洲人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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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經遭到稱頌，又遭到貶低，我曾自由，又喪失自由，我曾富有，然後貧窮。”這是斯蒂芬•茨威格對自己1881年到1942年這一生的總結。六十一年裡，斯蒂芬•茨威格，一個奧地利人、猶太人、作家、人道主義者和和平主義者，曆經了歐洲最好的時代和歐洲最壞的時代，見證了一戰前歐洲那個擁有個人自由最高形式的黃金時代、文明尚高于強權的一戰和戰後短暫的甯靜期，以及道德淪喪、人類完全倒退的二戰，但無論哪個時代，茨威格文字都包含着一種溫厚的情感，盡管他聲稱“出于絕望，我正在寫我一生的曆史”，但在他個人回憶錄《昨日世界:一個歐洲人的回憶》裡，更多是公正和不抱偏見，他自稱是“時代給出畫面，我隻是為它們做注解”,這個解說員以飽滿真摯的文字，叙述了個人的命運，叙述了整整一代人的命運，也叙述了歐洲當時的社會現狀。

不“燃”不少年

    少年時期的茨威格無疑是幸福的，出生于奧匈帝國首都維也納的一個富裕猶太家庭，成長于19世紀末期20世紀初，一個“最美好的時代”， 科技發展、工業發達，社會穩定、城市繁華，司法溫和、生活富足。作為首都的維也納，更是歐洲文化的搖籃，茨威格稱，“幾乎沒有一座歐洲的城市像維也納這樣熱衷于文化生活……一個普通的維也納市民每天早晨看報的時候，第一眼看的不是國會的辯論或者世界大事，而是皇家劇院上演的節目……”當時，文化藝術、精神财富在維也納擁有極高的社會地位。

    雖然茨威格的小學、中學時期的教育還是相對枯燥煩味的“闆凳式”計劃性教育，但校外高速發展的城市卻充滿了吸引力，有劇院、博物館、書店、大學和音樂，刺激着對精神、藝術有着強烈好奇心的少年們，于是私底下的課堂成了藝術、文學和音樂的溫床，他和他的同學們“像發燒似的要了解和認識在藝術和科學所有領域裡發生的一切”。他們常常在下午混在大學生中到大學裡去聽講座，參觀各種藝術展覽會，走進解剖學的課堂去看屍體解剖，溜進愛樂樂團的排練場，到舊書店去翻閱舊書……“我們最主要的事是看書，凡是能弄到手的書，我們什麼都看。我們從各個公共圖書館借書，同時把我們能借到的書互相傳閱。”少年人對藝術的狂熱極具傳染性和不确定性，“它在一個年級裡象麻診或猩紅熱一樣從一個人身上傳到另一個人身上”，城市對藝術的包容，煥發出嶄新的生命力，“在音樂領域，由于穆索爾斯基、德彪西、施特勞斯和勳伯格，出現了新的節奏和音色；在文學領域，左拉、斯特林堡和霍普特曼開創了現實主義，陀思妥耶夫斯基帶來了斯拉夫的群魔，魏爾倫、蘭波和馬拉美賦予詩歌藝術前所未有的純粹和精練；尼采使哲學發生革命性的變化；一種更加大膽而自由的建築藝術擯棄了繁缛的古典主義風格，提倡仆素實用的建築新風格”。自由開放的時代使學生們十六七歲就開始創作，既産生了少年天才詩人霍夫曼斯塔爾，也讓年少的茨威格的青春裡填滿了對文學的早熟，對藝術的癡狂和對美的偏執。

    完全沉溺于藝術夢想的學生，在沉重的學業之餘，把體育運動、吃喝玩樂甚至睡眠、戀愛的時間和金錢都耗費在了藝術追求上，“課堂的硬闆凳上，當年的我們耷拉肩膀可憐兮兮地端坐；而在放學路上，我們兩眼炯炯，完全評判着詩歌，朗誦着詩歌，興奮得完全忘記了時空，真是‘沉醉于更美的世界’了”。這些青春歲月在茨威格的筆下是如此朝氣蓬勃、夢幻純粹，那個時代在茨威格的筆下是如此多姿多彩、文明自由。字裡行間噴薄而出的活力和激情讓讀者豔羨不已，看看身邊從小生活在千篇一律的城市裡的孩子們，從小琴棋書畫，卻大多與狂熱無關，主要沖着考級升學，從幼兒園就開始進入競争性跑道的孩童極少再做“無用”之事，很難體會到茨威格所謂 “它将一種求知熱情注入了我的血液，我永遠也不會失去這熱情” 的中學時代。茨威格說，因為早早地學會了敞開自己的心靈，所以日後将整個世界都裝在了心中。

不巴黎不年輕

    1900年，19歲的茨威格進入維也納大學攻讀哲學，後又于1902年轉入柏林大學，繼續他的文學生涯。期間，他開始遊曆四方，在通向自我的曲折道路不斷前行。茨威格的足迹遍及比利時、巴黎、英國、意大利、西班牙、印度、紐約等衆多國家和地區，一邊觀察和感受不同城市的不同文化，一邊拜訪和結識歐洲各界名流，除了年輕時遇到的天才詩人霍夫曼斯塔爾，維爾哈倫、羅曼·羅蘭、羅丹、高爾基、弗洛伊德、托斯卡尼尼都成為了他的好友，他把這一次次的造訪稱為人生中值得紀念的日子，它比平常的日子具有更耀眼的光芒。在這些人身上，讀者也看到了才華、看到了樸素、看到了雄渾、看到了良心，茨威格也逐漸成為一個反戰主義者、人道主義者。

    所有的城市中，巴黎對于年輕的茨威格同樣最具魅力，稱之為在此一年的生活可擁有一生的幸福回憶。如果20年後的巴黎歲月被歐内斯特•海明威昵稱為一場流動的盛宴，海明威以寫實的手法給讀者呈現了一段段青春和愛情滋養下的滑雪，觀看賽馬、賽車、鬥牛，短途旅遊的精彩生活，以及和同道中人交流文學創作的精神饕餮。那麼，茨威格用寫意的手法，将巴黎的氣氛、氣韻描寫得讓讀者神往不以。他用飽滿的文字地告訴你巴黎是“一個最能讓人感受逍遙自在這個最單純、最智慧的生活真味的地方，它形式優雅，氣候溫和，同進具有财富和傳統。每個年輕人都吸取了它的一部分逍遙，同時，又反過來讓自己為它增添一份逍遙，隻因在這裡，沒有任何壓力，人們可以說話、思想、歡笑、咒罵，做什麼都行，每個人按照自己喜歡的方式生活，可以合群或者不合群，可以揮霍或者節儉，可以奢侈，也可以像波西米亞文人那樣簡樸，每樣特性在巴黎都有空間，沒有種族、階層、出身，唯一難以辦到的事，那就是，在家待着，或者回家。”讀着這些，你仿佛看到了塞納河上波光粼粼，林蔭道上樹林泛綠，年輕的姑娘們佩戴着紫羅蘭這優雅逍遙的巴黎之春。

    在此期間，茨威格出版了第一部詩集《銀弦初》和小說集《初次經曆》，而歐洲的黃金時代也進入了頂峰，随着财富的增長，街道越來越寬，公共建築越來越有氣勢，商店越來越精美，人民越來越追求青春活力，歐洲第一次獲得共同體的概念，人們第一次有了歐洲一家人的情感。

“我們命該遇到這個時代！”

    1914年，薩拉熱窩的那聲槍響将這個美好世界霎時擊得粉碎，這個充滿安全、充滿創造性理智的世界，這個茨威格生在其中，長在其中，把家安在其中的世界，最終卻象一隻空空的陶罐，碎成無數片。

    茨威格眼中的一戰，整個奧地利都血脈贲張，陷入癫狂狀态，人們因為享受了近半個世紀的和平歲月，對戰争缺乏理性的認識，全民都陷入一種病态的英雄主義和愛國主義，每個人都象受到了召喚，要把自己渺小的“自我”融化到火熱的集體中去。人民争着入伍，婦女開始青睐軍人，詩人開始贊美戰争、煽動仇恨，整個社會都失常了。為了躲避這危險的大衆變态心理，茨威格選擇了隐居，開始了自己的戰争，“與這利用群衆的激情對理性做出的背叛做鬥争”。作為一名和平主義者，他在《柏林日報》上發表了《緻外國的朋友們》表露自己的人道主義立場，得到了羅曼·羅蘭的呼應，也讓他走上了反戰的道路，創作了第一部反戰劇《耶利米》，并在瑞士首演。

    一戰摧毀了奧地利和德國的所有價值觀，原來的悠閑、文雅被焦躁和瘋狂所替代，神秘主義盛行，戲劇作品充斥着亂倫和弑父，政治上共産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受人追捧。狂熱最終也沒能帶來勝利，隻是把歐洲推進一個昏天黑地的時代。1919年至1921年，奧地利的至暗時刻，人們在戰後的大崩潰、世界對德國人和用德語寫作的人所抱有的仇恨、貨币的貶值中苦苦煎熬，隐居在薩爾茨堡的茨威格埋頭寫作來逃避這個世道，着手創作了“世界建築大師”叢書，在完全冷靜、不積極的态度中，寫下了《馬來狂人》和《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等中篇小說。

    當時間終于撫平了戰争的創傷，社會重新建立起一種秩序後，茨威格也迎來了他的人生巅峰。繼第一本《耶利米》之後，“世界大師”系列的第一部，即三部曲《三大師》為他開辟了成功的道路。他的中篇小說《馬來狂人》和《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深受讀者的歡迎，達到了一般隻有長篇小說才會達到的程度，被拍成電影。小書《人類的群星閃耀時》，成為所有學校的必讀讀物，印數突破二十五萬冊。法國、保加利亞、亞美尼亞、葡萄牙、阿根廷、挪威、拉脫維亞、芬蘭、和中國的出版邀請紛沓而至，茨威格成為當時世界上作品被翻譯得最多的作家，也讓他在全世界都有了朋友。利用這種成功，茨威格通過各國旅行、演講更加廣泛地宣揚自己的理想“歐洲的精神統一”。

“我這個過于性急的人要先他們而去了！”

    1924年到1933年，歐洲走過了相對甯靜的十年，秩序、文明、良知似乎都在回歸。但這份美好随着1933年1月希特勒的上台執政而中止，歐洲開始陷入一個人性徹底泯滅的時期。希特勒上台後，讴歌人性、渴望和平、控訴戰争的茨威格被當作是“一個頹廢的堕落時代的代表”，他的書在德國成為禁書，被投入火堆，他在薩爾茨堡的家遭到查抄。在殘酷的現實中，茨威格從此流亡海外。從1933年到1942年，在茨威格生命中的最後八九年間，他過着一種猶如飄蓬般的流亡生涯。他在倫敦居住了一段時期，大部分時間則是在旅行中度過。1938年3月奧地利被吞并之後，他完完全全成了一個無家可歸的流亡者——作為一個猶太人，他的種族正遭受慘絕人寰的殺戮，作為一個奧地利人，他已成為亡國之人。他不得不時時為簽證、許可證而來回奔波，勞力勞神。“我在那幾年裡填了不知多少表格，在每一次旅行時填寫了不知多少聲明、還要填寫納稅證明、外彙證明、過境許可證和居留許可證、申報戶口表和注銷戶口表等等。我這才感悟到，人的尊嚴在我們這個世紀失掉了多少啊。”1940年，茨威格移居紐約。1941年，他經美國前往巴西，在裡約熱内盧附近的佩特羅波利斯定居下來。

    書本結尾，心力憔悴的茨威格仍用他“罕見的溫存和同情”寫下了結語，“陽光普照着大地，在回家的路上，我突然發現自己眼前的影子，于是也看見這場戰争上一場戰争的影子。在我們的時代，我是避不開這些戰争的陰影的。它日日夜夜籠罩着我的每一個念頭，……但是，任何陰影，到頭來也隻是光線的孩子，一個人，隻有經曆了光明與黑暗，戰争與和平，興盛與衰亡，他才算是真正活過。”

    他相信勝利的曙光必将到來，卻已不堪忍受黎明前的黑暗。1942年2月22日，茨威格同他的第二位夫人伊麗莎白·奧特曼在裡約熱内盧近郊的佩特羅波利斯小鎮的寓所内雙雙服毒自殺。一生留下了6部中短篇小說集，2部長篇小說，12部傳記，3本詩集，7部戲劇，9部散文集和1部回憶錄。離開這個世界之前，茨威格用他一貫的溫厚留下了優雅唯美的絕命書：

    “在我自覺自願、完全清醒地與人生訣别之前，還有最後一項任務殛需我去履行，那就是衷心感謝這個奇妙的國度——巴西，她如此友善、好客地給我和我的工作以憩息的場所。我對這個國家的熱愛與日俱增。與我操同一種語言的世界對我來說業已沉淪，我的精神故鄉歐羅巴亦已自我毀滅，從此以後我更願意在此地重建我的生活。但是一個年逾六旬的人再度重新開始是需要特殊的力量的，而我的力量卻因常年無家可歸、浪迹天涯而消耗殆盡。所以我認為還不如及時不失尊嚴地結束我的生命為好。對我來說，腦力勞動是最純粹的快樂，個人自由是這個世界最崇高的财富。我向我所有的朋友緻意！願他們經過這漫漫長夜還能看到旭日東升！而我，這個過于性急的人，要先他們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