伐謀伐交

《孫子兵法·謀攻篇》:“百戰百勝,非善之善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百戰百勝,不算最善用兵者;不戰而使敵人屈服,才算是最善用兵。所以,用兵的上策是以謀略取勝,其次是以外交的手段戰勝敵人,再次才是用武力戰勝敵人,最下策是強攻堅城。

李宗仁曾評價蔣介石“無論軍事還是政治,都是十成十的二流貨色,但若論及權術,天下無出蔣介石之右者”。在民國的軍閥混戰中,蔣介石打仗不行,卻最終擊敗了其他實力雄厚的軍閥而成為了國民黨的最高領導,除了蔣介石有江浙财團支持,在财力上遠超其他軍閥外,也與蔣介石“權術”無出其右,能在軍閥中縱橫捭阖,達到分化瓦解,最終各個擊破的結果。

在1928年,國民黨第二次北伐以張學良易幟,全國完成了形式上的統一為标志,北洋軍閥徹底成為曆史,國民黨新軍閥則取而代之,建立了新的名義上統一了全中國的國民政府。

當時,蔣介石是國府主席,但在國民黨衆多派系中,卻是桂系軍閥的勢力最大。他們的勢力,從兩廣一直延伸到北京,如一字長蛇陣,縱貫中國,這顯然不是蔣介石所希望看到的場面,于是,蔣桂戰争的爆發也就勢所必然。

當時,粵桂緊密聯盟,粵系首領李濟深在廣州,桂系首腦中,白崇禧在北京,李宗仁在武漢,整個桂系勢力從兩廣經兩湖直到華北,一時風頭無兩。

1929年,蔣桂戰争爆發。在戰争爆發前,蔣介石先派四個國民黨元老吳稚晖、李石曾、蔡元培和張靜江四人去上海,将從廣州來到上海,準備參加國民黨三大的李濟深騙到南京(詳情見前文《調虎離山》)并軟禁起來,随後派陳濟棠攜帶巨款去粵軍活動,收買粵軍将領。蔣介石又找到汪精衛,以打倒桂系後請汪出面領導一切為誘餌,請汪精衛幫助活動粵軍,拆散粵桂聯盟,最終陳濟棠取代了李濟深在粵軍的位置。

白崇禧的部隊都是唐生智的舊部,蔣介石就趁白崇禧沉醉在北京的風花雪月之機,派唐生智攜巨款去活動他的舊部倒戈,提出的口号則是:“打倒桂系回湖南去”。可憐白崇禧直到開戰前,對部下已經被收買之事,竟一無所知。

桂軍内部也并非鐵闆一塊,武漢的桂軍嫡系夏威、李明瑞、楊騰晖等人,同掌握大權的胡宗铎、陶鈞等人明争暗鬥,矛盾十分尖銳,這也給了蔣介石可趁之機,汪精衛暗中請俞作柏聯絡,策動李明瑞、楊騰晖倒戈。

同時,汪精衛還策動了自己的部下張發奎,從江西發兵進攻湖北,唐生智發兵進攻李宗仁的後方。蔣介石自己也出兵進攻武漢,對李宗仁形成了三面圍攻的态勢。

這一系列連環妙計,伐謀伐交伐兵,面面俱到,一環連一環,十分精妙。唐生智的秦皇島之行,效果顯著,湘軍重歸在他的“護黨”旗幟之下。俞作柏分化桂系的目的也都達到。戰事結果是:1929年2月21日,蔣桂戰争爆發。白崇禧事前竟毫無察覺,差一點被唐生智活捉。幸虧唐的部下廖磊與白私交不錯,在開火前派人送了個信,白崇禧大驚失色,連夜從海上隻身一人逃回廣西。李宗仁躲在上海租界治療眼疾,夏威态度消極,在武漢稱病住院。前線負責軍事的李明瑞、楊騰晖挂起免戰牌,胡宗铎、陶鈞抵擋不住蔣介石、張發奎的聯手進攻,撤向沙市、宜昌,蔣介石不費吹灰之力進入武漢,一度雄據半個中國的桂系勢力,就此龜縮到廣西老家一隅。

然而,事情并沒完。蔣桂戰争剛一結束,張發奎、唐生智就被蔣軍圍攻,從此成為光頭司令,再無實力争雄,出了大力的汪精衛也沒能領導一切。

當然,蔣介石也沒忘記閻錫山、馮玉祥這兩位實力強大的軍閥。在蔣桂戰争前,就派出了黃郛、邵力子等人分别往河南、山西去做疏通工作,而閻、馮二人錯判形勢,誤認為蔣桂戰争會長時間持續,幻想着“坐山觀虎鬥”,因而接受了蔣介石的遊說,發表通電表示“服從”中央,以促成内戰。結果蔣桂戰争迅速結束,大出兩人意料,蔣介石的勢力也擴展到了中原,與閻錫山、馮玉祥的勢力範圍直接接壤,這也為蔣、馮、閻随後于1930年爆發中原大戰埋下了伏筆。

從蔣介石和國民黨内其他派系間争權奪利的混戰來看,在軍事能力上,蔣介石可能确實不怎麼樣,但在伐謀伐交,充分利用各派系之間的矛盾的能力上,蔣介石明顯高出其他諸侯一大截,這也是蔣介石能最終在新軍閥混戰中脫穎而出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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