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隻是想搞清楚我為什麼不想生孩子,結果寫了篇8000字的文章……

​不久之前,我在一家咖啡館的書架上看到《小團圓》,抽出翻看了半日,才知道張愛玲也曾有過未曾出世的孩子。

她那段自己堕胎的經曆,讓我一下子想起電影《革命之路》,April在扭轉平庸生活的局面無望之後,選擇放棄腹中孩子,而這個舉動,使她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孩子——充滿了象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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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子

小女孩在小的時候,大多喜歡玩過家家的遊戲,又或者喜歡把洋娃娃當孩子養。我小時候有一個布娃娃,金色卷發,穿着一條藍色條紋的蓬蓬裙,躺下時就會自動閉上眼睛,長長的睫毛蓋住眼簾;坐起時忽地睜開了藍色眼眸,嘴裡奶聲奶氣地叫着“媽媽,媽媽”,随後“哇——”地一聲哭了。

無論是有意無意,小女孩的心裡都植下了一個當媽媽的念想。

但是很奇怪,等我真正長大以後,想當媽媽的念頭卻再也沒有出現過。去KTV點歌,先來一首《我不想長大》,跟着來一首《怒放的生命》,最後來一首《死了都要愛》。

恣意的人生,總覺得尚在遠方,亟待打開。

也因此,每次回家,總免不了與長輩有一番唇槍舌戰的激辯。

你如果跟他們講,現在養孩子的成本有多高,奶粉、補習班和學區房有多貴,他們會說:我們那會更沒錢,這不也沒餓着你們嗎,不也給你們培養成材了嗎?

你如果反駁他們“生個孩子出來多好玩”的言論,說你養貓貓狗狗就夠好玩了,他們會說:你連貓狗都這樣疼愛,你要是生了孩子一定會歡喜得不得了。

你如果說因為自己有想要發展的事業,沒有精力帶孩子,他們會說:别怕,生出來我們給你帶。

你如果依然還是一副不屈服的态度,他們就一臉擔憂:你現在是輕松了,等你将來老了可怎麼辦?

兩代人像是在兩個頻道上對話,各自都有各自的道理和憂慮,卻互難妥協。

有一天,我在看紀錄片《剩女》。片中一位女性是時年34歲的邱梅華,出生于山東農村,在北京當律師。她去婚介所,介紹人直言不諱地說,你這個年紀太大了,35歲就是高齡産婦了。

我心中一驚。不知道年齡與時間的壓迫性如此之巨,不知道有些事情在精神上還沒弄明白時,生理上已經不給人留時間了。

作為過來人的長輩們,有他們情真意切的考量與憂慮。我們在“被催婚”與“被催生”的焦慮中患得患失——如果結婚便有唾手可得的真愛,如果生兒育女能夠成為錦上添花而不是辣手摧花,也許便不會有那麼多的糾結與掙紮。

于是,我不得不開始認真思考:不生孩子,到底是一種選擇,還是一種逃避?到底是一種權利,還是一種所謂的“自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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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人太多了”到“人太少了”

當結不結婚和生不生孩子,成為了兩代人之間較勁的話題時,我越來越意識到,這決不是某種個體的抉擇,它是集體性的,更是時代性的。

在我們這代人的成長生涯中,所耳熟能詳的是“人口爆炸”這個詞。

我們大多是計劃生育政策下成長起來的獨生子女的一代,課上的教材和随處可見的宣傳欄都在時時地告訴我們:世界上人口太多了,第三世界的人口太多了,尤其是中國人口太多了。以至于當我們成年之後猶猶豫豫地不确定是否想生孩子時,有一個理由可以讓這個決定變得瞬間理直氣壯:“少生一個孩子,就當為人類做貢獻了”。

《複仇者聯盟》裡的滅霸也是因為覺得世界上人口太多了,擔心地球無力承載,秉着為了未來人類福祉的考量,而打了一個響指,讓地球上随機消失一半人。

這個人口學理論,最著名的出處要屬英國人馬爾薩斯在1798年發表的《人口論》,認為人口增長是導緻人類饑荒、戰争和疾病的根本原因。

随着歐洲在工業革命之後經濟迅速發展,人口學的理論在全世界範圍内得到了推廣,國際社會逐漸達成了某種共識:為了克服貧窮與落後,希望第三世界國家能夠控制人口。

在20世紀中葉之後,很多國家都曾試圖實行計劃生育政策,譬如印度、韓國、新加坡、印尼、越南等,但無疑隻有中國是執行得最為徹底的(嗯,忽然聯想到這次的抗疫)。

從人口規模控制的角度上來說,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的成果是不錯的。

然而,人口學理論有一個巨大的缺陷,就是它是基于農業社會來考量的。在農業社會當中,人口與耕地需要達成一種平衡關系,如果人口過多,而耕地與資源不足,就會導緻饑荒甚至戰亂。

當時代的列車滾滾駛入工業革命之後的現代化社會當中時,原本的人口理論開始失靈,甚至出現了反噬。

人口結構的失衡,與老齡化社會的到來,讓很多國家都猝不及防。中國隻用了18年(1981-1999年)就進入了老齡化社會;而老齡化水平從10%提高到30%,據估算僅需用37年時間,與英國、法國和美國(除日本外)等西方工業化國家用100年甚至更長的時間相比,中國的人口老齡化速度是人口大國發展史上前所未有的。

伴随着老年人口的加速增長,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卻同時出現了加速減少的趨勢。聯合國(United Nations,2017)中方案預測結果顯示,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在未來很長一個時期内将持續地加速減少,到2050年将減少2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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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1月,中國開始了雙獨二孩政策,緊接着在2013年開放了單獨二孩政策。在成效微渺的情況下,2016年1月開始實行全面二孩政策。

人們忽然發現,盡管生育政策不斷放開,但80後,特别是90後似乎都不太願意生孩子了。

【三】全世界的生育率都在下降

在我查閱了諸多資料之後,才發現,不想生孩子,也不是我或者我身邊的朋友的個别選擇,這幾乎是全人類的共同趨勢啊。

根據聯合國人口基金會估算,目前全球平均生育率是2.5,發達國家為1.7,而2019年中國總和生育率預計将低于1.5,比以低生育率著稱的歐盟還低。

從人口學的角度,生育率2.1被稱為“世代更替水平”,即平均每對夫婦需要生育2.1個孩子,才能保持人口穩定。

根據世界銀行估計,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從1996年開始一直低于1.6,直到2013年回升到1.6,2016年為1.62。

事實上,從90年代起,我國每年的新出生人口都在逐年下降(除了2016年有小幅提升)。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9年,我國全年出生人口1465萬人,人口出生率為10.48‰,是我國自1949年以來出生率的最低值。

整個80後人口總數為2.28億,90後人口總數為1.74億,00後人口總數為1.47億。難怪乎有網友調侃說,看着這人口趨勢,現在大家争破了頭搶着買的房子,以後要賣給誰去?

根據最近美國華盛頓大學的研究人員在醫學期刊柳葉刀上發表的論文預測,到2100年,在全球195個國家和地區中,将有183個的總生育率将低于世代更替水平2.1,全球總生育率則将降至1.66。

亞洲、中歐和東歐将成為人口縮減速度最快的地區,其中23個國家和地區的人口數量将減少為原來的一半——比如中國2017年為14億,2100年将降為7.32億。此外,其他還有34個國家的人口預計也将減少25%至50%。

人口結構的變化更為顯著,在人口數量下降超過25%的國家,全球80歲以上老齡人口與15歲以下未成年人口的比例預計将從2017年的0.16上升到2100年的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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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女性有了就業機會

當我開始尋找現代社會生育率普遍降低的原因時,卻意外地發現,這幾乎是契合了現代女性地位的變遷史。

當然,不是說因為女性地位提高了,所以生育率下降了,這兩者之間自然有關系,但更主要的是在最近一兩百年間,從工業革命開始,對社會方方面面産生的影響與變化,類似于一種曆史必然性。

第一次工業革命,起源于1759年,一般認為結束于1840年。這場巨大變革與1萬年前的農業革命一樣,使得人類的生産方式開始出現重大轉變,人類因此進入了嶄新的“蒸汽時代”。而第二次工業革命開始于19世紀60年代後期,人類進入了“電氣時代”。

工業革命解放了人類的雙手,原本需要男性承擔的大量的體力勞動被機器替代,剩下的輕量的工作使得女性進入勞動力市場出現了可能性。

而一戰與二戰中,男性上前線打仗導緻勞動力短缺,也進一步創造了女性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機會。

但是文化慣性和政治形态,會在這個過程中産生巨大的阻力。所以女性是通過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才在漫長的歲月裡,一點一點争取到投票權、教育權、就業權、政治權等等的權益,這是女性在人類曆史上取得的巨大進步,僅僅發生在最近一兩百年間。

“三八”國際婦女節的誕生,正是20世紀初期一系列發生在歐洲和美洲的女權運動共同促成的。

而中國的女性解放運動可以說是從19世紀末的興女學開始的。最開始是由西方教會到中國辦女學,逐漸過渡到中國人自辦女學。

随後,在中國和蘇聯革命中,女性解放被認為是無産階級解放的一部分,而女性解放是要伴着勞動解放進行的。

毛澤東和許多當時的先進人士一樣,是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積極推動者。他那句著名的“婦女能頂半邊天”,在新中國成立之後,确确實實地為女性追求經濟獨立奠定了政治基礎。

我個人認為,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尤其是獨生子女政策,更是加速了女性地位的提升。

因為要控制人口,所以每家每戶隻能生一個(除了農村頭胎是女孩的話還能再生一個),政府不遺餘力地宣傳“生男生女一個樣”,杜絕産前檢驗胎兒性别的渠道。生了獨生女兒的家庭,自願或不自願地隻能把全部心血灌注到栽培女兒的身上,女孩由此獲得了和男孩同樣的教育機會。

雖然在農村,因為勞動力的需要以及傳統文化的偏見,男孩子還是普遍地相比女孩子更受重視。但是在廣大的獨生子女一代的成長過程中,女孩子确确實實地獲得了比以往任何年代都更平等的教育機會。

1949年新中國剛剛成立的時候,女性文盲率是90%。而根據國家統計局《中國婦女發展綱要(2011—2020年)》統計監測報告顯示,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毛入學率由2010年的26.5%快速提高到了2018年的48.1%。其中,2018年,高等教育在校生中女研究生人數為135.6萬人,占全部研究生的49.6%,普通本專科女生1487.4萬人,占52.5%,整體已進入世界中上水平。

而教育的機會,将會直接影響到就業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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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女性參加工作的比例已然高于世界上大多數國家。

在我步入社會之前,說實話我從未覺得女性相比男性有什麼劣勢之處。直到我參加工作,發現公司裡三十多歲的女領導要麼沒結婚,要麼沒生孩子。彼時我還未能了解到這個現象背後的原因。

等我到了二十六七歲換工作面試的時候,發現每一次面試都會有一個常規問題:

“你結婚了嗎?”

那時我已經有點懂事了,還算機智,忙說:還沒,暫時不打算結婚。

後來和朋友們提到這事,我們總結出來更全面的面試攻略——

如果已經結婚的,面試官會問:生孩子了嗎?

答案是:還沒,近幾年以工作為重,不打算生。(雖然面試官可能并不會當真)

有一次,一位同事面試了一位女生,那位女生剛生完小孩。我知道他一向擔心女下屬休産假,便半開玩笑地說:這回這個好了吧,已經在上家公司生好了!他說:那不一定,萬一生二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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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婚姻觀的變化

婚禮上常有一個儀式,新娘出場時由父親挽着交給新郎。很多人覺得浪漫,覺得感人,覺得是女孩過去人生中最重要的男人把她交給了未來人生中最重要的男人。可能很少有人意識到,這一個儀式最初其實是父權交接的象征。

這也是婚姻制度的起源:為了确保父權社會當中的後代子嗣的正統性,男性需确定對某個或某幾個女性的特定所有權。

也就是說,直到女性在最近一兩百年間獲得勞動解放之前,女性在婚姻裡相當于被當做一種産權,以履行她對特定男性的生育職能。

事實上,在古代中國,女性不僅僅在婚姻當中被當成産權,是一生都被當成産權。著名的“三從四德”裡的“三從”指的就是:未嫁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

在餘秀華的紀錄片《搖搖晃晃的人間》裡,餘秀華當時的丈夫和他的朋友一起吃飯,講起餘秀華要跟他離婚,他那叼着香煙、派頭十足的朋友說了一句:“女人就是個豬,隻靠你會哄。”——即便到今天,實際上在很多農村,或是大男子主義盛行的地區,女人的身份依然被等同于“母豬”“母牛”。

“傳宗接代”在傳統社會裡,一直是對于一個女性的基本要求,今天的“催生”,尤其是來自于公婆家庭的催生,其實也是這種傳統觀念的慣性作用,雖然長輩們自身可能并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随着女性的解放,尤其是勞動的解放,女性逐漸獲得了經濟獨立的能力。女性的地位開始上升,原本在婚姻當中的附屬角色得到改變,婚姻從原來的從屬關系,慢慢轉變為合作關系,在一夫一妻制下還是一對一的合作關系。但合作關系,顯然沒有從屬關系來得穩定。在從屬關系當中,婚姻為女性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來源,女性如果離開婚姻,就無法生存,所以不管婚姻有多糟糕,女性都隻有忍耐。

現在的年輕人,有了更寬松的社會環境,有了更多的選擇權之後,相應的,婚戀數據也發生了變化。

從1985年至2016年,結婚的數量增加了37%,而離婚的數量則增加了7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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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常會覺得,現代社會的離婚率越來越高了,是不是年輕人對待婚姻越來越輕率了。但是,換個角度來說,以前的離婚率不高,其實是沒有或很少有離婚的選擇性,不代表那時候的婚姻滿意度就是高的。

根據北京大學在柳葉刀的子刊The Lancet Global Health 雜志上發表的研究論文顯示,在20-24歲的女性中,已婚率從1990年的58.6%下降到2015年的25.5%。

而根據國家統計局和民政部數據顯示,2018年結婚率僅為7.2‰,創下了近十年來的新低。經濟越發達地區的結婚率越低,2018年全國結婚率最低的上海隻有4.4‰。

結婚率的下降,一方面可能有适齡人口數量下降的因素,另一方面也可能有晚婚的因素。

根據上海市婦聯公布的《改革開放40年上海女性發展調研報告》顯示,截至2015年,上海男女的平均初婚年齡分别為30.3歲和28.4歲,比10年前分别提高了5.0歲和5.4歲,與歐盟平均水平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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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常會聽到一個說法,就是在婚姻中,除了“門當戶對”之外最常見的是“嫁高娶低”梯度婚配模式。如果以ABCD依次表示個人的社會經濟地位等條件的話,那麼這種梯度婚配模式就會形成A男配B女,B男配C女,C男配D女,最後剩下的就是A女和D男。

越是大城市,所謂的“剩女”就越多;而越是農村偏遠地區,“讨不到老婆”的“剩男”就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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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女孩子超過了25歲,就會被有意無意地稱為“剩女”。有人提出,“剩女”其實是一種選擇,而非真的被“剩下”的。這一點我很認同。這是一種主動的選擇,與其降低擇偶标準(其實就是降低在某段婚姻當中對于愉悅感和自我實現感的追求),不如繼續尋找和等待,在尋找和等待過程中,她們依然有非常多的渠道去得到愉悅感和自我實現感。

這其實是社會進步的體現,因為受過良好教育的女性終于有機會,不用附屬于婚姻而能夠自給自足了。

如果我們要更深入一點地理解現代的女性對于婚姻的訴求的話,可以借鑒一下馬斯洛需求理論。

馬斯洛認為,人的需要由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歸屬與愛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實現的需要五個等級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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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從屬的婚姻關系當中,女性的訴求主要是溫飽,也就是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質量高一點的婚姻裡,也能夠給與女性歸屬與愛。

而現代女性,在此基礎上,還希望從婚姻當中得到尊重。不過越來越多對“喪偶式育兒”現象的指責,可能是因為很多女性發現,原本她們在戀愛過程中所感受到的愛、理解與尊重,在婚姻的一地雞毛裡,似乎不知去向了。

與此同時,也有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除了希望擁有相互的陪伴之外,還希望能夠從一段親密關系中得到“滋養”,希望婚姻能夠使得他們成為更好的自己,希望在婚姻當中能夠實現個人的成長,體現個人的價值,而不僅僅是為了配偶或家庭做自我犧牲。

這種追求,實際上是對傳統的婚姻制度發起了挑戰。

如前所述,婚姻制度本不是設計用來保障精神追求的,即便是婚姻法也隻能保障婚姻财産的分配,依然是一種産權關系的界定。對于精神的追求,實際上與婚姻本身并沒有什麼直接的關系。

此外,現代化生活極其多元與豐富,尤其是在大城市裡,既擺脫了家族鄰裡間的傳統倫理的輿論約束,又擁有無數種娛樂方式和進修渠道,還能夠足不出戶就獲得廣泛的社交關系,同時可以盡情地享受自我的空間,不用在捆綁關系上為他人做妥協。年輕人們開始享受單身的生活,自我調侃“一時單身一時爽,一直單身一直爽。”

團中央網絡影視中心2018年曾發布過一份《當代青年群體婚戀觀調查報告》,調查顯示,對于“如果一直沒有找到理想的結婚對象,您會怎樣?”的問題,69.53%的青年選擇繼續等待,直到找到理想的人才會選擇結婚;15.61%的青年選擇“保持單身”;有9.34%的青年願意“降低擇偶标準”;僅有5.52%的青年選擇“将就結婚”。

在西方社會,婚姻已經越來越式微。北歐國家有越來越多的人選擇同居但不結婚,而在美國、法國,2016年不進入婚姻的獨居人口超過半數,連日本的獨居人口也接近總人口的40%。

有一些社會學家甚至預測,婚姻制度最終将消亡。

總而言之,婚姻,不再是那個令人急于踏入的圍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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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當生育從投資變成消費

這一部分可能是大家更為感同身受的。

當年輕人,尤其是大城市的年輕人感到,養活自己尚且不容易的時候,再撫養一個孩子,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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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生育率為0.71,而上海的生育率也僅有0.74。不僅遠遠低于歐美的大城市如紐約和倫敦,也低于日韓的大城市如東京和首爾。

有人調侃說,大城市的高房價是最好的避孕藥。

實際上位居金字塔頂端的富人是願意生孩子的,一來他們負擔得起高昂的撫養費用,二來他們巨額的家産需要後繼有人;而金字塔底端的貧窮人口也是願意生的,我們有一句老話叫做“越窮越生”,他們可能本身的文化水平不高,認為生得越多,勞動力越多,而隻要有一個出息了,也許還能改變未來家族的命運。

最不願意生的,其實是大城市當中的中等收入人群。

他們受過比較良好的教育,對于生活有一定的品質要求,對于事業有一定的追求。如果他們要撫養下一代,他們也希望下一代能夠獲得在當地至少中等水平的教育機會,能夠在将來也擁有中等以上的競争力。

但是大城市的教育資源競争極其激烈,因此需要付出極大的教育成本,無論是學區房也好,還是課外輔導培訓班也好,甚至是一些隐性的人際關系成本,都實際上超出了他們的承受範圍,将大大降低整體的家庭生活水平。

而生育行為本身,又會影響女性在職場上的升遷渠道,降低家庭收入水平;保姆的工資水平堪比白領,不是一般家庭能負擔的;如果有老人願意來幫忙帶孩子,雖然可以減輕一些壓力,卻又很可能讓兩代人在一個屋檐下産生或多或少的矛盾;如果沒有老人可以幫帶孩子,那麼夫妻雙方必有一方得辭職在家帶孩子。

無論從哪一個方面來講,生育孩子都是很大的負擔。

在城市化之前,大家庭模式還未解體,社會養老機制還未形成,生孩子,其實是一種投資行為。生了孩子,既實現了“傳宗接代”的傳統,又可以為家庭增添勞動力,且能夠實現“養兒防老”的需要。

而在當今的小家庭模式中,投入巨量的金錢、時間與精力,培養出來的孩子,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更像是一種消費行為。父母從撫養過程中得到了一種經曆與體驗,但并不會期待未來孩子給自己帶來多少回報,他們甚至可能會擔憂将來孩子壓力太大,而不願意去給他們添麻煩。

與付出的實際成本相比,生育孩子所産生的高昂的機會成本,同樣會讓很多人望而卻步。養育孩子長大成人的十八年,正是當下的年輕人一生當中最黃金的一段時光,他們可能不得不暫時擱置他們原本的夢想與追求,直到年近五旬的時候才能有機會再次出發。

有一個現象我以前不太能理解,就是為什麼我們的父母一輩,尤其是母親,好像很喜歡在親戚鄰裡之間,攀比自己的兒女。現在仔細想想,每一個人都希望自己在社會上有存在感,有價值感。對于我們的母親來說,她認為她所培養出來的優秀的孩子,是她這一生最大的(甚至可能是唯一的)成就,成為了她主要的價值感來源。

可是這是很矛盾的,因為當孩子們長大成人,就會開始獨立的人生了。父母将會發現他們不得不放手,他們要麼繼續沉浸在“以孩子為榮”的虛幻當中,要麼重新開始一段能夠讓自己感覺到價值感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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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未來會如何?

我特别想引用叔本華的一個觀點,即生命意志論。他認為意志的本質是生命,即對于生存和繁衍的本能。

生存是為了保障當下的生命,繁衍則是為了延續種族未來的生命。

通俗地來講,你所認為的愛情,實際上是你潛意識裡想要繁衍後代的欲望在作祟,而這種潛意識是超越理性的,是不為意識層面所了解的。因為生兒育女本身是一種巨大的負擔,所以隻有愛情展現出極大的幸福感和誘惑力,才能讓人心甘情願地赴湯蹈火。

在他的哲學裡,性欲是生命意志的焦點。

很顯然,有一樣東西打破了這項“繁衍”的本能——避孕套的發明。

簡單來說,在現代社會當中,人們可以自由地沉浸在愛情的誘惑裡,卻不必被生命意志裡的生育動機所奴役了。

生育開始被重新定義。

有一些社會學家呼籲,生育應該被當做一種人權。聯合國人口基金會最近的論文裡,在洋洋灑灑寫了幾十頁的有關生育率降低的種種因素之後,最後總結道“無論選擇生育還是不生育,什麼時候生,生育幾個,都應該是個人的選擇與權利。”

也有很多人口學家在呼籲人們關注生育率下降所帶來的對社會的負面影響。如果大家都不願意生育了,那麼中國的人口紅利将很快消失,在二三十年之後将進入超老齡化社會,現在的70後、80後甚至是90後的晚年,将很有可能面臨今天的日本老年人所面臨的“老後破産”的情況,而将來的年輕人也将承擔巨大的扶養壓力,社會經濟發展也将面臨極大的挑戰。

有很多國家拼命地推出鼓勵生育的政策,最後發現效果依舊微乎其微。我們的鄰居韓國,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國家(2018年總和生育率隻有0.98),韓國政府不斷地出台各種各樣的生育獎勵補貼、育兒補貼,結果還是招緻人們的吐槽:羊毛出在羊身上。

人如果沒有自發的動機,或動機太微弱,一件事就不能長久。

如果我們在不能解決文中所提的那些關乎個體幸福的困境的情況下,不管用什麼措施去提高生育率,可能都無法阻擋時代的趨勢。難道《使女的故事》是我們可接受的未來嗎?難道我們願意接受文明的倒退嗎?

如果不能的話,那也許,我們的眼光需要放遠一點,放高一點,而不僅僅是拘泥于結不結婚、生不生孩子這兩個問題上。

因為結婚不結婚,或者生育不生育隻是一個結果,而這個結果是整個時代與社會方方面面因素的産物,不是從一個小小的點線面就能對其做出重大改變的。

本質上,這其實也是一種社會資源分配的産物。曆史上,能夠短時間内重塑社會資源分配結構的方式隻有兩種:一種是戰争,一種是技術革命。

我們都期盼着下一次技術革命的到來,但誰也不知道它什麼時候會來,來了之後世界又會發生什麼巨變。

而每一個個體,其實都是時代與環境的産物。我們所認為的“個人選擇”其實根本上是環境與時代造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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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女性主義》,李銀河

《中國人太多了嗎?》,梁建章

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綠皮書:中國人口與勞動問題報告No.19》

中國統計年鑒

【一席】錢嶽:大家真的都結婚了嗎

聯合國人口基金會:Low fertility: A review of the determinants,July 2019

柳葉刀:Fertility, mortality, migration, and population scenarios for 195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 from 2017 to 2100: a forecasting analysis for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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