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木蘭》雙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隻有你能定義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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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木蘭》上映已經有一段時間了，與1998年迪士尼出品的卡通版《花木蘭》還原度非常高，雖然看評分不高還是懷着重溫的心情和朋友去觀看，抛開曆史來說，結合迪士尼風格，看着其實挺有意思的。

鷹變巫女，涅槃重生的鳳凰，忠勇真寶劍，氣等元素構成一部磅礴浩蕩的電影。

《花木蘭》講的是替父從軍，精忠報國的故事，小時候看花木蘭覺得這個女子甚為有趣，像個假小子，女孩子的琴棋書畫刺繡通通都不會，男孩子的十八般武藝卻樣樣精通。

花木蘭在衆人形象一直是巾帼不讓須眉的女英雄。

那你知道“巾帼不讓須眉”的由來嗎？

巾帼，婦女的頭巾和頭發上的裝飾物。諸葛亮派人給司馬懿送去巾帼，意謂司馬懿如同婦人。後以“巾帼”為婦女的代稱。古人稱男子為須眉。封建傳統歧視女性，所以當一個女人很有作為時，就叫巾帼不讓須眉，意思是說女人不比男人差。

自古以來男尊女卑，女性地位處于居下，男性優勢一直左右曆史的發展，男性意識是顯露的，而女性的意識則是壓抑。

拉到原始社會，男性負責打獵，耕種農活，女性負責采集織布。大部分收入來源為男性，所以是男性話語權比較大，一直以來都以為是這種局面壓制住了女性在社會的地位。

可笑的是《女戒》竟然出自于東漢史學家班昭，一名女性之手。班昭認為女人首先應該從思想上認識到自己處于卑微的地位，提倡三從四德，并強調妻子除了要對丈夫順從外，還要對婆婆順從。

後人說《女戒》極大地禁锢了女性的思想和自由，影響了中國曆史一千多年。《女戒》猶如鐵一般的繩索，牢牢套在女性的脖子上。

除了東漢班昭的《女戒》，唐代宋若昭宋若莘姐妹也撰寫一部《女論語》：

夫若發怒，不可生嗔。退身相讓，忍氣低聲。 

女處閨門，少令出戶。喚來便來，喚去便去。 

稍有不從，當加叱怒。朝暮訓誨，各勤事務。

可見舊時封建思想“男權”已在男女兩性根深蒂固，女性從身體到思想完全依附于男性，女性不能抛頭露面，不能穿的花枝招展。 

從性上也反應了男性對女性的壓迫，蔡康永編劇的《阿嬰》電影裡面女主角母親因通奸之罪被施“木驢”酷刑，在她很小時候便埋下了陰影，父親也教導她要遵守婦道的女人，丈夫要求自己壓抑欲望。

薛兆豐教授說過：在舊時代，加在男人身上的是寬松的道德标準，加在女人身上的是道德約束。也就是說發生出軌的事情，女人會被浸豬籠淹死、打死、送到妓院等，而男人是下不為例，換一句現代渣男語錄則是，我隻是犯了天下男人會犯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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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五四運動才發生轉變，深受西方文化影響，提倡女子教育，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以後，在各地興辦女子學校，宣傳西方文化，為五四運動提供了一大批有知識有文化的女性。受到幾千年來封建道德摧殘的女性，猛烈批判孔孟學說，批判封建綱常禮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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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紡織業的發展需要招攬大量女工，其他部門也相繼出現雇傭女性勞動者，使得女性越來越被需要，被認可。女性若是集體罷工，對經濟發展有着巨大影響。

不過也有人講與其說1949~1979年性别文化的基本特征是“無性化”，倒不如說它是一種極為特殊的“男性化”更為真切。

替父從軍《花木蘭》穆桂英《楊家将》都是化裝為男人、以男性身份成為英雄的女人，她們并非現實中女性生活的寫照，而是将自己塑造成男性形象，并沒有把女性當做與男性相當的人來看，也是暗示女性若要出人頭地，就得變得像男性一樣，從而隐藏自己的性别。

這種“巾帼英雄” “女中豪傑”後面也反射在黨的女兒身上，例如：孟祥英，吳淑蘭，金桂等。她們具有男性英雄一樣的崇高理想，吃苦耐勞，不畏艱險的精神。

就如同中國近代史的第一個作家女兵謝冰瑩所說：在這個偉大的時代，我忘記了自己是女人，從不想到個人的事情，我隻希望把生命獻給革命。

女性站到了男性位置上，宣稱“男女都一樣”，毛主席也稱女同志“中華兒女多奇志，不愛紅裝愛女裝”。

從動作行為上已經模糊了女性特征，漸漸迷失了女性身上特有的品質，模仿男性就成為這個時代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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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不願随波逐流的女性也站了出來，她們以自己的力量，用文字捍衛了女性形象，特殊時期女作家對外在世界的關注遠超過了女性自我世界的關注。

丁玲有篇文章《三八節有感》開篇就道：‘婦女’這兩個字，将在什麼時代才不被重視，不需要特别的被提出呢？

這個問題确實值得我們去深思，無論是丁玲那個年代對婦女的不認可，還是我們所處的時代，在這個特定的節日被商家拿來當作販賣商品的噱頭。

丁玲在還《三八節有感》還提到：

“我自己是女人，我會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點，但我卻更懂得女人的痛苦。她們不會是超時代的，不會是理想的，他們不是鐵打的。”

“她們每人都有一部血淚史，都有過崇高的感情”

“離婚大約多半都是男子提出的，假如是女人，那一定有更不道德的事”

可見丁玲是站在女性的角度，去關注婦女的問題，說出大多數女性的痛點，揭示革命外衣遮蔽性别歧視問題。

另著有《莎菲女士的日記》裡的主人公莎菲以日記的形式描寫了意識覺醒的心路曆程。以“我”為中心，男性則處于被選擇的地位，突出了女性的覺醒和尊嚴。

跟丁玲同一個 年代的作家蕭紅，她作品《生死場》筆下的女性人物就很凄慘，着重描寫女性嫁給男性後在家地位的底下，生孩子時所承受的酷刑。

比如因生病被丈夫折磨緻死的月英，因難産和受虐待而喪生年輕的媳婦，因耐不住生活的痛苦而服毒自盡的王婆，而金枝的孩子因為丈夫一時氣憤而被摔死。

蕭紅曾自述：你知道嗎？我是個女性。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邊的累贅又是笨重的！而且多麼讨厭呵，女性有着過多的自我犧牲精神。……不錯，我要飛，但同時覺得……我會掉下來。

蕭紅這段語錄道盡她們那個年代女性的心酸，悲涼，肩負過多的累贅，使她們飛不出這座帶有枷鎖的牢籠。

兩位民國女作家在思想上脫離了帶有男性視點的觀念影響，以“人”為主體的人本意識以及超越“自我”的女性意識，她們敢于将長期處于底層的女性放置到“主角” 位置來，打破幾千年男尊女卑封建意識，體現文學現代特質，可以說她們的想法是很前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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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花木蘭》最後一幕是木蘭家傳的“忠勇真”寶劍掉到火裡被融化，看到這裡還以為是要抛棄傳統祖訓的枷鎖，結果皇帝還賜予花木蘭一把新的寶劍，上面除了寫忠勇真，背面還寫了一個孝字。

自古忠孝兩難全，為國家盡忠，堂前盡孝，二者往往是不可兼顧的，忠孝是在對立面的，所以《花木蘭》就顯得神話起來，我們承認需要神話的寄托，但并不代表這是件實事。

女性隻有在内心裡認識自己是女性，确立女性獨特的文化意識才能獲得女性自身在世界中的文化定位，才能男女實現平等的願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