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本身，是否毫無意義？（一）

我本想這個冬日就去死的，可最近拿到一套鼠灰色細條紋的麻質和服，是适合夏天穿的和服，所以我還是先活到夏天吧。——太宰治

曾經覺得太宰治太過悲觀，感覺這種話說的挺無聊的。

可真當經曆同樣的痛楚，會發現像這類我曾經覺得挺無聊的原因，确實會是活下去的理由。可是，相較于生命中各種各樣的煩惱和不幸，這些理由簡直不值一提。那便有了一些人，當然他們大部分是悲觀主義者，貌似是走在時代思想的前沿，去思考這麼些問題：“活着的意義是什麼？生命有何價值？”

有時候他們也給自己找一些無聊的理由活着，比如想明年冬天會不會下一場南方的大雪，可以好好欣賞難得一遇的快樂。比如有喜歡的人和喜歡自己的人還活着，可以勇敢幾次來續寫普通人的故事。榮格文集還有好多沒翻譯過來，可以再等一等。還是想看一看朋友們結婚的樣子，重要的人金榜題名的樣子，還是多活一陣子吧。

我非常能理解這種“想要一個活着的理由”的感受，這種對理由的“欲望”實際上來自于“無意義感”，曾經看到這樣一封自殺信，挺有感觸，（或許因為我也寫過類似）這個世界确實一如既往的荒謬：

有一群快樂的愚人在工作。他們在一塊開闊地上搬運磚頭。磚頭在一邊壘好之後,他們再把這些磚頭運到另一邊去。就這樣,他們年複一年、日複一日地從事着同樣的工作,從無停頓。一天,一個愚人停下來足夠長的時間,讓他可以問自己,我在做什麼。他想知道搬磚頭的目的是什麼。從這一刻起,他再也不能滿足于以前做的事情。而我，就是那個想知道自己為什麼搬磚頭的愚人。

而不止是這位自殺者，其實很多思考者，包括托爾斯泰，加缪等等都有這樣的感覺。

因而，在現代之後，我們開始發問：世界，真的有意義麼？

托爾斯泰在五十歲的時候走向了自殺的邊緣，當時他不斷的逼問自己：為什麼要管理财産?為什麼要教育兒子?“這有什麼用?我現在在薩馬拉省有六千畝地,還有三百匹馬,那又怎麼樣呢?實際上,他也質疑自己為什麼要寫作:“好吧,就算我能夠在名氣上超越果戈裡、普希金、莎士比亞、莫裡哀,超越世界上所有作家,那又怎麼樣呢?我不能找到一個答案。我急切地需要回答這類問題,否則我就無法生活。可是沒有答案。”

我覺得托爾斯泰這一句話能引起當代許多人的共鳴，生活，是沒有意義也沒有理由的。

“我感到我生命的立足點在分崩離析,沒有任何地方可供我立足,我在生活中一直追求的東西實際上是虛無的,我沒有生存的理由……生活是沒有意義的,這才是真實情況。生活的每一天,每一步,都讓我愈來愈接近懸崖,我很清楚地看到,前方什麼也沒有,隻有毀滅。”“我現在所做的以及未來所做的事情究竟能給我帶來什麼?我的整個生命能夠帶來什麼結果?”或者換句話說,“我為什麼而活?為什麼我要有所欲望?為什麼我會做事情?”同樣,這個問題也可以表達為:“在我的生命中是否有意義,而且這個意義不會被不可避免的死亡摧毀?”在我人生第五十個年頭,這個所有問題中最為簡單的問題,這個潛藏在每個人——從未成熟的小孩子到偉大的智者——靈魂的問題,開始讓我考慮自殺。——托爾斯泰

而在之後加缪那個時代，有很多人面對二戰之後秩序的崩塌，還有諸多情況，當時有很多人因為感覺自己的生命毫無意義，于是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加缪對此反思：“我已經看到過許多人因為感到生命不值得一活而死去。據此我得到一個結論:生命意義的問題是所有問題中最為緊要的一個。”于是他在反思之後給出了自己的答案，那就是“反抗”。

而榮格也對他認為的無意義感做出了解釋，他認為“無意義感”可以被認為是一種“病”，在他廣泛的臨床經曆之中，他認為神經症的一部分就是因為“無意義感”而引發的。

“生命缺失意義在神經症的産生中起着至關重要的作用。最終，神經症患者應該被看作是一個受苦的、尚未發現自身意義的人……在我的病人中,大概有三分之一不能被診斷為臨床上所定義的神經症,而是在受到生活無意義感和無目的感的折磨。”——榮格

而這種無意義的“病”究竟是一種什麼情況呢？當代文化經常會産生一種神經症,迥異于弗洛伊德所描述的神經症。當代的神經症的特點不是潛抑和轉換……并不是缺少洞察,而是缺少一種生活的目的感、意義感。而這種“病”我們可以叫他“存在性危機”。

在農業時代的社會,大概是20世紀之前，人們面臨許多生活問題,可并不包括現在大家偶爾會思考的“缺乏意義”的問題。

這是因為那時提供意義的方法有多種。首先,宗教或者宗族的世界觀對生活提供了非常詳盡的答案,使得意義問題不受關注。例如，你活着就是為了上帝，你活着是為了血脈的延續等等。除此之外,古代人主要關注如何滿足更基本的生存需要,譬如尋找食物和栖身之地,他們沒有餘暇追尋生命的意義問題。然而，對于現代社會的我們而言，又有什麼可以成為我們心中的上帝呢？

而無意義感其實和空閑、安逸緊密相關。人越投入日常生計中,就越不會想到意義問題。我在剛剛就描述了托爾斯泰的無意義危機,而他發現在他的農莊中勞作的農民不大受這些根本問題的困擾。他認為農民知道一些他所不知道的事情,于是他試圖模仿農民的生活以找出其生活的秘密,從而得以解除困擾。

在工業時代之前的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我們有提供意義的活動。那時候的我們活得離土地更近,感覺自己是自然或者說是“天”的一部分,耕地、播種、收成、烹調、生養,我們那時候會自然地投入到未來。那時每天的工作都是創造性的,因為人們可以從飼養家畜和種植谷物中分享了生命的創造。

與現在我們的工作相比是非常沒有意義的，工作和學習其實不再能提供意義。即使是再瘋狂的想象力也沒有辦法給現代許多的常見工作帶來創造的可能性。例如,生産線上的工人,不但其工作沒有創造性,他們甚至開始把自己看作是工廠機械上無意志的螺絲釘。學校裡的學生，開始把自己看做是考試的機器。此外,許多工作和學習其實缺乏内在的價值。那些在龐大的官僚體系中“忙碌”工作的職員和學生如何能夠相信自己的工作和學習是有意義的呢?

而曾經的我們對更大的整體有強烈的歸屬感,總有那麼一段時間，我們或許認為自己是家庭和社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且在這個背景中知道自己該怎麼行為,扮演自己的角色。而且,我們的工作本身有價值。畢竟,有誰能對生産食物的工作提出“為了什麼”的疑惑?生産食物的意義是毋庸置疑的。在現代，我們脫離了自然和宗教宗族之後，我們有時間去提出更多的問題，因為現代的我們沒有了這些“整體”的限制，我們甚至可以自由的選擇了，但這種自由選擇的背後，是沉甸甸的責任。

這份責任就是“存在”的責任，我們開始思考自己“可以”去做什麼，而不是“應該”去做什麼，但是在現在這樣一種環境和背景之中，非常矛盾的是，我們可以自由選擇自己去做什麼，但是社會依舊會告訴我們“應該”去做什麼，我們在兒時活在這種“應該”的暴政之後，可當成年，畢業或這在過程之中的閑暇時，我們會發現，抛出“應該”，我們不知道自己“可以”去做什麼。

這就是自由沉甸甸的責任，除了被社會裹挾的“應該”之外，我們沒有自己生活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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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部分素材來源于存在主義心理治療方向書籍《存在主義心理治療》與林川登羅的文章《為什麼我們會覺得生命沒有意義？》，大多為議論理論叙述，我以此引出我們多數人心中的疑惑“生命本身，是否真的毫無意義？”。

下一篇我會以生命有無意義的兩方辯論展開通俗易懂的叙述，可能會更有意思，且均為本人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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