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與刀》：日本人的道德困境

       《菊與刀》，作者人類學家魯思·本尼迪克特，作于1945年日本二戰戰敗投降之後，原本是為美國戰時海外情報局所做的研究報告，46年改寫成書出版，在日本和美國暢銷，引起強烈反響。日本學者對其褒貶不一，本書作于美日交戰之時，作者無法赴日本實地考察，而且三個月内迫于任務完成的報告，分析難免不充分，有一定的局限性和誤解。但作者以一個人類學家的專業視角，深刻剖析了日本的民族根源性，調查覆蓋整個日本社會的方方面面，探究整個價值體系的形成過程，受到了業内的盛贊。

       菊與刀，代表了日本國民性格的矛盾性，“日本人生性極其好鬥而又非常溫和；黩武而又愛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禮；頑梗不化而又柔弱善變；馴服而又不願受人擺布；忠貞而又易于叛變；勇敢而又懦怯；保守而又十分歡迎新的生活方式。”這在作者看來，一旦理解了日本人的道德準則與價值體系，就不難理解這種矛盾性。

       日本是等級制森嚴的國家。自公元七世紀起，日本從中國吸納了文字、佛教、官階品位、律令等等，卻獨獨沒有複制中國那種無等級的社會組織。在中國，平民可以通過科舉考試晉升上流階層，而日本的官位，從來隻授給世襲貴族和封建領主。中國發生過多次改朝換代，日本卻一次也沒有過，天皇永遠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有的隻是将軍幕府的更換。公元十六世紀開始，德川幕府統治日本近二百六十年，給近代日本帶來深遠的影響。德川幕府嚴格規定了武士、農、工、商以及賤民的社會階層身份，并制定了詳盡的行為準則。各階層由世襲固定，有各自的特權和限制，也保證了某種的靈活性（通過通婚、過繼等方式階層間相互滲透）和有效的抗議渠道，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階級沖突。日本人長久以來喜好并信賴這一套繁密的行為規範，它能保證遵循者的安全，以至經曆了明治維新的改革，也并沒有廢除等級制，隻是簡化了等級制，貴族制度依然得以保存至今。日本人在這樣的階層制度下，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發動戰争也是秉着要在國際上建立自上而下的等級秩序這一美好願望，領導“大東亞”各國各得其所。

       日本人把自己看作巨大的負恩債者，從一出生就背負了皇恩、父母之恩，是要用一生去償還的。西方人認為，愛是不受義務的約束，是自由給予的，而對日本人來說，愛的本質是對所欠恩債的回報。所以日本人不喜歡随便受恩而背負人情債，也不随便插手别人的事以使對方背上恩情。譬如在大街上陌生人幫你撿起被鳳吹走的帽子，日本人認為萍水相逢的人施恩于己，日後無法報答，隻能深感内疚。真過意不去，這如何得了，誠惶誠恐等等，這些日本人相當于感謝的用語，都表達了受恩時的不安心情。對他們來說，恩分為兩種，一種在數量上和持續時間上是無限的，是自動加在一切人身上并超越一切偶然情況的，如孝與忠，稱為義務；另一種在數量上相當并須在特定時間内償還，如對社會的責任，對自己名譽的維護，稱為義理。義務是必須無條件奉行的，在中國古代，君主不行仁義可以揭竿而起，而日本的最高道德準則，在于完全無條件效忠。奉行孝道也包括了寬宥父母的惡行或無德。義務是用盡一生也不能報恩與萬一，而義理，卻是更難以承受的。

       義理的準則是必須回報，通常是因為擔心世人的輿論而不得不遵行的，是種沉重的負擔，而逾期未報，還會像利息那樣日益增長。如同得到恩惠一樣，受到侮辱必須洗刷污名，是遵守對名分的義理，中國人提倡“人不知而不愠”，而日本把對名譽的敏感看作高尚理想的一部分。日本人不能坦然的面對失敗和無能等不名譽的情況，觸碰到知識盲區的教師也會極力掩飾自己的無知以保全面子，這種自我防禦根深蒂固，在與人競争的失敗時尤為顯著。心理測驗證明，競争刺激我們做出最出色的努力，而測驗結果在日本恰好相反，日本人在競争中承擔着非常大的心理壓力，擔心自己名譽受損，反而無法正常發揮實力。日本在如求職、提親等很多日常事務中都有中介人，以避免兩個競争者的直接對峙，從而避免因失敗而帶來的羞恥感。當名分的義理遭受威脅時，日本人變得極易惱恨自己而不去惱恨别人，毀滅自我的傾向正在發展，表現為沮喪、消沉以及日本知識階層中流行的厭倦情緒。作者在書中分析了這種厭倦情緒，太宰治為何而“喪”，也許讀者能從書中得到啟發。

       日本的道德體系處于多層次分散狀态，他們的人生觀表現在忠、孝、義理、仁、人情等德行規定中，這些德行在人生的地圖上劃分成各自不同的世界，各自有着不同的特殊、詳細的準則，有時候還會互相沖突，日本人常常發現自己陷于道德困境之中。當這些準則發生沖突時，在文學作品中常常體現，主人公竭盡全力完成其肩負的某種義務時忽視其它義務，但最後又和他們所忽視的“世界”進行清算。西方人大都認為，反對陳規舊習，克服障礙去争取幸福，這是強者的标志，而日本人則認為，所謂強者，恰恰在于抛棄個人幸福而履行義務。日本禅宗中的精神駕禦術，其最高境界在于“無我”，正是擺脫了此類困境，從一切矛盾和沖突中解脫，活動力和注意力不再受任何束縛，方可勇往直前地實現目标。這是困境中發出的美好願望，任何普通人都可以通過自我修養靠近無我的體驗。

       閱讀本書，也許能對日本的曆史、制度、國民性都有一定的了解，但也必須客觀地看待本書寫作的曆史環境和美國視角。特别是戰後的日本，放棄了武力方針，積極參與重建工作，以一種新的姿态重新站立在國際的舞台，以一隅之地成為亞洲的經濟強國，其成就令人歎服。正如作者所說，善于适應情況的現實主義，是日本人對名分的義理的光明面。今日的日本已完全不同于書中所寫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