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曉波——《曆代經濟變革得失》—“管仲變法”

最近入了一本書，吳曉波老師的《曆代經濟變革得失》（下以《曆代》簡稱），内容有趣，簡單易懂，但是知識點略多，故分章總結，利用一下費曼技巧。

一.“管仲變法”——兩千多年前的凱恩斯主義

對于中國經濟來說，其實變化和規律在上下五千年以來都是有迹可循的，周天子之前沒有變化，沒有“國家”的說法，隻有“天下”。周天子居中，各諸侯各理其政，相安無事。可自周幽王“烽火戲諸侯”之後，諸侯起義，犬戎殺死周天子，終結西周，各國争強求富，時代“禮崩樂壞”，拉開了春秋戰國的帷幕。

春秋”五霸“，以齊桓公為首。有趣的是，齊桓公并不是一個有遠大志向的君主，此公有”三好“，好吃、好色、好田，輔佐他的人叫管仲，是一個戰場逃兵，也曾是一個失敗的商人，但正是這一個“三好”君主和失意商人，聯起手來發起了中國曆史上第一次最成功的經濟變革。

1.2 被誤讀的“士農工商”

在中國前期的發展過程中，經濟發展的流派無非兩種，一個是重農主義，另一個是重商主義。在曆史的進程上，無論是西方國家還是東方國家，重農主義都占了特别大的比重，這在早期文明中非常常見，他們對商業的厭惡幾乎已經形成一種傳統。比如“士農工商”，這句可以說是貫通中國曆史的一句話，孟子曾特别輕蔑地把商人比作“賤丈夫”，在古代儒家社會裡可見當時商人社會地位多麼卑微，商業發展被抑制地如何強了。

然而，商人出身的管仲，是極其少數的重商主義者。齊國在當時為什麼如此興盛，就是因為用了管仲商人的辦法。司馬遷曾評論道：“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貴輕重，慎權衡。”意思就是管仲擅長配置資源，提高效率，以妥協和謹慎的方式重建各種秩序，具有“企業家精神”（出自《曆代》）。

而“士農工商”就是管仲提出的最為後世所熟知的政策。當時管仲為了提高生産效率，控制國民生産，向齊桓公提出“四民分業，士農工商”。意思就是講國民分為軍士、農民、工匠、商賈四個階層，按各自的階層聚居在固定的地區。管仲認為，“四民分業”的好處，不僅能夠讓相同階層的國民便于相互交流生産技巧，還有利于子承父業，于無形中營造良好的社會教育環境，使子弟從小就耳濡目染，在父兄的熏陶下自然地掌握專業技能。

而事實上，這種政策讓齊國的生産力遠遠高于其他國家，據《考工記》記載，我國最早出現的絲綢中心就在齊國首都臨淄，在當時絲綢産品不僅在齊國國内供給充分，還大量暢銷周邊各諸侯國，記載稱“天下之人冠帶衣履皆仰齊地”。

這種将社會各階層按職業來劃分的方法，管仲是曆史上的第一人。在我看來也是後世戶籍制度的雛形，據吳曉波老師的講解，這種專業化的商品經濟模式，自兩漢以來被尊奉為基本形态和指導原則。細緻的職業化分工是中國早期文明領先于世界重要原因之一。

但這個政策也是最引起重大誤讀。

後人論及，認為這是尊卑順序，以士為首，農其次，以工商為末，從而形成了所謂的末商主義。但實際上，管仲提出的“士農工商”，并沒有先後尊卑之分。

其實也很簡單，我們從後面管仲對刺激商業發展的做法就能看出他絕對不會是以尊卑論“士農工商”的人。齊國地處海濱，漁業和煮鹽業非常發達，管仲規定，魚鹽可以自由出口不予征稅，其他的出口産品也隻是征單一稅——也就是在關口征過稅了，在市場上就不會再二次收稅，反之亦然。

對于外國前來齊國做生意的商人，管仲對此非常歡迎。管仲甚至告知，沒有貨物來的不用征稅，徒步來的不用征稅，同樣對于帶着有貨物的外國商人，根據貨物的多少會在驿站（當時叫客舍）免費給予口糧、飼料或者可供差遣的人員。這種大力支持商業發展的政策，無論對本國還是他國的商人來說都是無比誘惑的，特别在商朝亡了之後，自周朝開始的賤商背景下，更是“天下之商賈歸齊若流水”。

由以上就能看出，管仲提出“士農工商”的本意是将國民階層分為四部分，甚至認為“士農”應該是和“工商”平等，認為這些人都是國家百姓，才是國家的國基，但是這種觀念自然不為當時的士大夫所接受，特别對管仲的商人經曆非常鄙視。在我們現代看來，管仲在商業上的政策結合當時的時代背景是非常有效的，甚至有些政策沿用到了現在的中國，這種觀念的領先，無論在哪個時代都是非常可貴的。

1.3 專營管制的起源

現在看來蠻好笑的是管仲被稱為娼妓業的“祖師爺”，因為他開辦了第一所國營妓院，以此來吸引商旅，如同魯班在木匠業的地位一樣。

當然管仲也沒有瘋狂到把娼妓業作為專營管制的第一把刀，管仲的第一把刀伸向了鹽鐵專營。

鹽鐵專營的起因還是在于富國之策上。國家收入很大的一部分來自于稅收，另外一部分來自于鹽鐵專營，“唯官山海為可爾”，鹽和鐵是最為重要的兩大支柱型産業，所有民衆都需要這兩樣東西，管仲做過計算，幾乎每月鹽鐵專營的收入會兩倍于國民稅收，稅收有時會導緻人民的反對，但運鹽出口便可獲得重利，所謂“煮沸水以籍天下”就是這麼來的。

後世很多人誤認為專營就是國營，其實不是的。

管仲實行的是專賣政策和國有民營，也就是生産下放民間，售賣交給政府，控制鹽鐵的産量和售價，不僅能夠提高售價賺别國的錢，還能嚴格控制國内價格。這也是後世“資産國有、承包經營”的雛形。

1.4 鼓勵消費的奢靡管仲

節約是中國的一項良好文化傳統，但這種文化傳統并沒有影響到管仲。“儉則傷事”，管仲提出節儉會導緻商品流通的減少，從而妨礙盈利的活動。如何才能推動消費？——答案是多多消費，無比奢侈地去消費。

據《韓非子》記載，齊桓公将齊國市租的十分之三都歸于管仲，管仲實則非常富有，也是極端實踐奢靡的一個人。他曾經建議說，煮蛋之前應該先在蛋上加雕繪，在燒柴之前要先加雕刻。

如此誇張的享樂主義在後世評價裡貶大于揚，直到近世，曆史學家郭沫若才給出答案，“管仲是肯定享樂而反對節約的，是重視流通而反對輕視商業的，是主張全面就業而反對消極赈濟的。”管仲的重點是放在大量消費可以促進就業和生産上面。

當然撇開這種極端的享樂主義不談，管仲還提出了一個非常先進的觀點，也是就是在每年欠收或者饑荒的時候，人民無農可務、無業可作，國家就應該進行宮室台榭的修建，以促進人民就業。同時管仲提出國儲糧的政策，由國家收購糧食儲存，在災荒之年放出以控制糧價，使得人民不被剝削，雙管齊下，使得齊國在災荒年受到影響不大。其中國儲糧的政策沿用至今。

這種通過政府的固定資産投資來刺激經濟複蘇、促進就業的辦法，西方人在兩千多年後才學到手，美國、德國等在1929年的世界經濟大蕭條中就是用了這個辦法才走出低谷，在當時的環境下，管仲能夠有這種非常先進的觀念，除了他，在中國古代曆史上僅少數幾人有罷了。

1.5 以商止戰的齊國

“止戰”思想貫穿中國曆史，儒家的“以仁義止戰”，法家的“以戰止戰”等不同的思想産生了不同的辦法。管仲認為，不如發展商品經濟，讓國民富裕則不會造反。

令我非常贊賞的是，管仲這個人從來是以民為本，“政之所興，在順民心”，他認為不認為用嚴酷的刑罰能長久地威懾百姓，“刑罰不足以畏其意，殺戮不足以服其心”。所謂興政，管仲認為，就是要“從其四欲”——富足顯貴，生存安定，安逸快樂，生養繁衍。為政者要給予百姓這些東西，當為政者把這種給予看成對自己的取得的時候，那他就得到為政法寶了。管仲說：“倉廪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

在管仲重商主義的治理下，齊國成為當時國力最強大的國家，齊桓公經常召集諸侯會盟，俨然成為諸國的盟主，“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當然齊桓公除了炫耀國力之外，還會達成關稅協定，好比創建一個區域經濟的關稅同盟體。

管仲不喜歡出兵，終齊桓公一代，也隻滅過譚、遂兩個小國，如遇不和的别國，管仲會利用商品價格與别國打“商戰”，以此弄垮别國經濟，管仲用這個方法打敗過很多國家，其中包括同樣強大的魯國。

1.6 對管仲的總結

管仲這個人一生非常奇妙，早時潦倒，盛年治齊，一個創業失敗的失意商人卻在中國經濟發展史上留下了第一筆濃厚色彩。公元前七世紀，在當時的中國大部分都還處于蠻荒時代，在那個時代能夠出現一位經濟思想如此先進的偉人是非常了不起的。他重視制度建設，思想務實，涉及到的比如産業政策、财政、稅收、價格等等幾乎涵蓋了所有的治國範疇，這對當時世界上沒有一個完整經濟發展形勢的環境下，管仲無疑是一位經濟天才。

從上我們可以看出，管仲有幾項制度哪怕在現在都是非常先進甚至依舊在沿用的，比如專營政策，成為國家幹預經濟的經典模式。比如在價格、稅收和财政的配套政策，對後世的治理産生了巨大的影響。

當然令人遺憾的是齊國強盛一世而終，重商主義就此破産。公元前645年，管仲去世，兩年後齊國政變，随後衰敗。這與齊國不擴軍不兼并的政策有關，沒有自保的力量。同時也與儒家的“賤商”思想相關，在儒家人看來，管仲的重商主義就是邪門歪道，異端邪說，特别專營政策遭到了儒家的全力反對，儒家在經濟治理上隻有三條路“以農為本”，“輕徭薄賦”和“克己仁義”，而這三條在管仲那裡找不到。

在這個意義上，管仲算是被意識形态毀掉的改革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