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考古劄記（五十六）

秦漢時期的對外交流--漢代絲綢之路的主要幹線

兩漢時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開拓時代。古代中國與西方的陸路和海路交通格局，大緻是在這個時期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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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張骞兩度出使西域，史稱“鑿空”。漢通西域主要是由于政治目的，但客觀上促進了東西方的文化交流。應當指出的是，所謂“張骞通西域”是就官方使節活動而言的，而東西方的往來實際上在很早以前就已開始了。古代草原遊牧民族的遷徙，無疑對東西方文化交流起了重要的作用。

人們習慣将古代的東西方交往的通道稱為絲綢之路。實際上，廣義的絲綢之路并不僅限于傳統意義上的綠洲之路。今天看來，絲綢之路包括陸路的綠洲之路、草原之路以及海上絲綢之路等三條大通道。東西方的人員、物資、文化正是經由這些通路不斷地往來交流的。

結合古代文獻和考古發現，大緻可以勾勒出兩漢時代東西方陸路、海路交通路線。在海陸主幹線基礎上，還各自派生出若幹分支路線。

漢代東西方陸路綠洲之路的交通主要幹線大緻是：東起長安，西出隴西，經河西走廊到達敦煌。自敦煌分南、北兩道。南道出陽關，沿塔裡木盆地南緣，經于阗（今新疆和田）、 皮山（今新疆皮山）、莎車（今新疆莎車），到達疏勒（今新疆喀什） ；北道過白龍堆（今新疆羅布泊東北雅丹地區），抵樓蘭（今新疆羅布泊西北岸），而後傍天山南麓，經焉耆（今新疆焉耆） 、龜茲（今新疆庫車） ，也到達疏勒。

從疏勒西越蔥嶺至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巴克特裡亞Bactria） ，或向西經大宛（今中亞費爾幹納Fergana盆地）再往南也可抵達大夏。從大宛往西經康居（今中亞阿姆河Amu Darya/Oxus） 與錫爾河（Syr Darya/Jaxartes）之間的索格底亞那Sogdiana） 前往奄蔡（今鹹海以北）。從大夏往南可到身毒（今印度），向西經安息（伊朗帕提亞王朝）可至條支（今叙利亞一帶）、黎軒（埃及亞曆山大城Alexandria） 。

西漢晚期，漢戊己校尉曾一度想開辟從車師後國（今新疆吉木薩爾）經五船北直達玉門關的新道，以避白龍堆之厄，但由于車師後王的阻撓而未果。最晚到隋代，五船新道已經發展成為陸上交通的又一條大幹道（即後來的北道），從玉門關，經伊吾（今新疆哈密）傍天山北麓西行，渡北流河水（碎葉川），最遠可至拂菻（Prum,即拜占庭帝國）。

相對而言，草原絲綢之路是比較寬泛的概念。這主要是因為：受歐亞大陸自然條件的限制，綠洲之路必須依傍山川、河流、定居點等特定的線路而行，而在廣袤的草原地帶，遊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移動範圍大，少有固定城邑，交通路線往往不易确定。目前所謂的草原之路，很大程度上是靠墓葬出土遺物串聯起來的，也可以理解為東西方往來物品流布的範圍。

随着航海技術的進步，漢代也漸次開辟了通過南海、印度洋航路與西方交往的海上通路。漢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漢平南越，置南海等九郡。從日南、徐聞、合浦等港口出發，沿近海航行，經都元（今越南迪石一帶）抵達谌離（今泰國巴蜀Prachuap） ，再從陸路穿過克拉地峽到達夫甘都盧（今緬甸丹那沙林Tenasserim），然後在印度洋換航至黃支（今印度甘吉布勒姆Kanchipuram） 。

從黃支再往南經己程不國（今斯裡蘭卡），向東穿過馬六甲海峽，經皮宗（今新加坡以西皮散島Pulau Pisang）， 即可返航歸抵漢日南郡象林地界。己程不國是當時漢使所到最遠的地方。漢順帝永建六年（公元131年），葉調國（Yava-dvipa，今印尼爪哇島）遣使進獻。這表明東漢時期中國和印度洋的海上往來依然保持通暢。

為了打破安息的貿易壟斷，大秦（即羅馬帝國）一直緻力于尋求直接連接中國的通道。漢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 “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玳瑁”。安敦應當是羅馬皇帝馬可•奧勒留•安東尼（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公元161〜180年在位），而羅馬使者則當是取道波斯灣或紅海。

這表明，從印度洋到太平洋的大航道已經打通，将當時世界上的漢和羅馬兩大帝國直接聯系起來了。與陸上絲綢之路相比，海上航路的開辟更多是出于商貿目的。

秦漢時期歐亞大陸的曆史背景和歐亞交通路線，為理解域外發現的中國産品，以及中國境内發現的域外制品提供了必要的認知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