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條十年》讀後

...

一年前讀了本書,現在想起來,寫個讀後感,久不動筆,有些爛,但不渣就行。

東四二條,明朝屬思誠坊,稱二條胡同。清朝屬正白旗,沿稱。1949年後稱東四二條。其名稱來曆,系因該胡同地處東四北大街東側諸胡同中排列順序為第二而得名。“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改稱紅日路二條,後恢複原名。據《宸垣識略》載:“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一等嘉勇公福第在東四牌樓北二條胡同。”《天咫偶聞》記;“松文清公筠第在二條胡同。”

本書記錄了作者趙珩從1955年到1964年住在東四二條7号的生活,作者從六歲到十五歲的整個童年和少年時代。全書分為上下兩篇,上篇主要寫家事,從曾祖一輩到祖父定居北京講起,回憶家中老輩親人、個人少年時光以及周圍的生活場景(隆福寺、王府井、東安市場等)。下篇主要描寫家中往來的親友、學界師友(如宋雲彬、賀次君等)與形形色色的客人(如張君秋、溥佐、奚嘯伯等),展現了當時北京文化界部分中上層人物的生活側面。

一、趙家家譜

住宅之蓬荜生輝,概因其主。本書作者家世簡介:趙珩,1948年出生。父趙守俨,原中華書局副總編,主持二十四史點校。

趙珩高祖文颍,道光乙已恩科進士,以同知銜任山東陽谷知縣,到任第五天,陽谷被撚軍圍困,趙文颍守城殉難。後其高祖母(祖父李步瀛,太子少保銜)以一己之力,撫養并親自教育四個孩子,最後成就了“一門三進士,弟兄兩總督”。包括曾祖父趙爾豐,清末署理四川總督兼駐藏大臣,曾伯祖東北總督趙爾巽,民國領修《清史稿》。

由其曾祖父、曾伯祖延續下來的人脈基本涵蓋了諸多中國近現代史的人物,如袁世凱、徐世昌、張作霖、盧永祥、朱啟今、雍劍秋、李少春、張君秋、啟功、王世襄、奚嘯伯、楊善荃、陳夢家、賀次君,甚至趙珩一家搬到西郊翠微路時還遇到過關露……讀此書時,給人的感覺,一不小心就就蕩漾出一波隐藏在曆史深處的微瀾。讓人歎,讓人酸。

這十年,其家所居住的是西跨院兒,隔壁即兩進的正院,房主是李培基(1942 河南省鬧饑荒時任省主席)。看到作者介紹此處的時候,本能的就想到了電影《溫故1942》的鏡頭畫面。

...

二、還原50、60年代北京的風物人事

讀此書,也是在逐漸的勾勒建國之後的北京内城地理的過程,此書看完後,陸續找來作者先後出版的《彀(音gou)外譚屑》《百年舊痕》《故人故事》《老饕漫筆》《老饕續筆》《逝者如斯:六十年知見學人側記》等書。

東四二條,明朝屬思誠坊,稱二條胡同。清朝屬正白旗,沿稱。1949年後稱東四二條。“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改稱紅日路二條,後恢複原名。或許是祖上的蔭德,趙家在建國後的曆次運動乃至文革,都未遭受多大的沖擊。相反,在1958到1960年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期間,讀小學的作者每天零花錢人民币兩元起步,仍能夠每天放學就近逛隆福市、新東安,買小人書、隔三差五下館子,甚至能夠看全本兒的京劇!受其父影響,作者也緻力于史籍整理與研究,同時對古玩、京劇、明清家具都有深入的研究。

作者擅長從身邊人寫起,從細從微,小處見大,客觀的反映出當時的風物人情世故,那個時候的北京行政區劃比現在多,僅東城就分為東四區、東單區、前門區;八寶山建成之前,現在的廠橋北面有專門的一個停厝的寺廟,供高級黨和國家領導人停棺用;40年代的時候,王府井就已經有了保齡球館;為慶祝建國十周年,專門從上海把中國照相、四聯美發、義利食品面包店、普蘭德洗染店等等遷往王府井。讀到這些,自己感覺如撿到寶貝一般,嗯,又知道了一些以前書上沒有看到的事情。


...

作者趙珩說,老北京的精神内核安靜,這不完全是聲音意義上的安靜,也是城市節奏、生活步調上的安靜。他從自己的生活經曆和觀察出發說:“經常看到文學作品中寫,從大門傳來街上的叫賣聲,這樣的描寫欠缺生活感。在舊時北京,深宅大院裡是聽不到外界聲音的,聲音多是由後門或後牆傳入,要生活在背後的院落才能聽到沿街叫賣聲。”


...

                      正義路2号

史書需要驗證,有時候,這種民間回憶類的往事記述也能夠起到補充或印證史料的作用。書中提及一個常去作者家中蹭飯喜歡吹牛的旗人,北平中國大學(還有這個大學?哈)肄業,40年代曾在日僞時期做過市公安局警務科文書,對作者說日本人曾經要把禦河橋改名“明治路”,在他的堅持下,迂回改成了“正義路”。這牛可是吹大了。但近期看《午夜北平》一書,并查其他史料,現在的北京正義路,确實在日僞時期叫明治路。

三、中國近代以來百年的曆史是一段很難簡單定義和概括的時空,而每一個經曆過的人也都很難把握自己的命運。

趙珩認為自己可以做到百分之八十到九十不用查資料,都在其記憶中。五六十年前的事情,能夠曆曆在目,完全是形象思維。也正以為如此,在讀書中的童年時代時,真的可以看到一張張充滿煙火氣的年代照片,一幀幀北京胡同裡的生動光影。

書中最有意思的還是人來人往,比如生活講究、注重儀表的,精神矍铄、粗通文墨的,被老祖母誇贊“說話有水平”的戴鏡元;小心翼翼、輕聲細語的賀次君;有點兒“假正經”最後卻成了嶽母的鄒德璋;以及思想老派、堅持不爆粗口的老夏和做菜糊弄的酒膩子福建祥……


...

作者曾對王世襄先生有過總結,也多少能夠用在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所謂民國精英受益後代的身上:這一輩人的青少年時代,正處于新舊文化交替的特殊時期,由于他們的家庭背景為之提供了較為優裕的環境,受到了很好的文化熏陶。但并非所有這類世家子弟都有他們這樣的經曆以緻後來的成就,其中沉淪者大有人在,甚至居大多數。

這有主客觀兩方面的原因:一是這類出身的子弟大多仰仗較為優越的生活環境,養成了纨绔子弟的諸多惡習,不肯認真讀書。或是某些世家思想陳腐,抵觸新學,緻使子弟不能接受新的文化和思想。再加上中國社會變遷更叠迅速,宦海波瀾,所謂世家,在二三十年代中急驟衰落。二是社會變革造成文化價值取向發生了變化。

曆史上很多往事都會有不同的版本,由于記憶的不同和特殊的背景,莫衷一是。而其中的人和事,無論他們是否有過傳奇人生,在彼時是順應潮流還是被時代抛棄,是大人物還是小人物,他們的風貌、神态都在本書中一一鮮活起來,作者寫活了那個時代,也寫活了那些人。

戲曲理論家翁偶虹曾對作者有過點評,不僅全面,而且入木三分:“也是讀書種子,也是江湖伶倫;也曾粉墨塗面,也曾朱墨為文。甘作花虱于菊圃,不厭蠹魚于書林。書破萬卷,隻青一衿;路行萬裡,未薄層雲。甯俯首于花鳥,不折腰于缙紳。步漢卿而無珠簾之影,儀笠翁而無玉堂之心。看破實未破,作幾番閑中忙叟;未歸反有歸,為一代今之古人。

添加新評論

暱稱
郵箱
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