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外人》：荒誕美學

      《局外人》是加缪的小說成名作，堪稱20世紀整個西方文壇最具劃時代意義的小說之一。加缪的作品是在理性失落、信仰黯淡，人際交往被戰争撕裂、機器大生産隔離的背景下成形的。此時，社會生活被理性化地組織起來，人們追逐一切可以追逐的事物，卻使得心靈無家可歸。

      加缪以第一人稱的口吻講述了一位名叫默爾索的小職員從母親去世到被判處極刑的生活片段。按照常理，第一人稱的小說應具有極強的主觀性和反省性，但這部作品中卻采用了一種新聞式的簡潔、客觀的語言風格，既能讓讀者把握一種“不即不離”的心理距離，又使得理性的話語與不合理的現實劇烈碰撞，大大加深作品的荒誕感。

      從小說開頭，“今天，媽媽死了。也許是在昨天，我搞不清。”加缪迅速将價值削平，稠密的悲怆顯得空洞無物。即使是在母親的葬禮上，依然很難看出默爾索的情緒波動，他就像是一個過路人，漠然地審視着出現在他面前的每一個人；也像是一座孤島，即使靜默無語，依然能給人帶來不安全感和壓抑的氣息。可以說，默爾索是一個人類社會的誤入者，他對事業、愛情、親情、友情甚至是生命都保持着一種無所謂的态度，不遵循基本的社交禮儀，似乎并沒有什麼事物可以使他狂喜或暴怒，他的存在在外人看來就像是無聊的延伸。使他的人生驚起波瀾的是和母親葬禮上一樣炙熱、刺眼的陽光，他因此在沙灘上莫名奇妙地射殺了一個阿拉伯人。此後，默爾索與社會平行的樣貌陡然鮮明。

      在法庭上，檢察官、律師、法官、神甫、證人輪番上場，扮演着默爾索的生活，卻絲毫沒有征詢他的意見。他們為默爾索在母親棺材前喝牛奶咖啡、打瞌睡，葬禮結束第二天就去與女人約會、替朋友寫誘騙信件争執不休，而記者們則興緻勃勃地塑造着默爾索“變态殺人狂”的形象以博得版面。這是他們的秀場，默爾索始終是局外人。“我正在電車上，面對着一整排的旅客，他們盯着新上來的人，想看看有什麼滑稽的地方。”默爾索這樣形容當時的感受。的确，不關注案件事實卻對殺人犯的靈魂大加分析着實滑稽，這仿佛是一出為默爾索上演的荒誕戲劇。

      在處決前，神甫再次找到默爾索，期望他能夠向上帝忏悔。而此時的默爾索說“沒有任何東西，沒有任何東西是有重要性的……未來的生活也并不比我已往的生活更真切實在。”“有朝一日，所有的其他人無一例外，都會被判死刑，他自己也會被判死刑”振聾發聩的告白宣誓着西方人精神生活支柱的崩塌，虛僞與空洞踐踏着美，愚弄着童真與純潔。至此，虛無深淵磅礴地吞噬了焦慮、失望和恐懼的人們，渴望張揚的生命力在初生時即被内在的痛感震懾收縮，人的存在失去了意義。

      然而，絕處往往潛藏着巨大的生機。神甫走後，默爾索在夢中與自然天地、海水寂夜重逢，與母親、戀人再次緊緊相依。這是默爾索第一次向這個冷漠而未溫情盡失的世界敞開心扉，他在生命将盡時終于感受到自己與世界的相似與相愛，幸福感在徹骨的絕望後洶湧襲來。“我期望處決我的那天，有很多人前來看熱鬧，他們都向我發出仇恨的叫喊聲。”這是默爾索最後戲谑而壯麗的反抗，就好像一顆捏爆了的番茄，四射着自己帶腥味的汁液。

      “荒誕——反抗”圖式的構建，使得《局外人》的完整性與超越性大大提升。身處紛繁複雜的經驗世界，功利、單調、陳腐頻頻發生，我們很容易淪為絕對孤獨和絕望的個體，無意義、平面化使我們抹去了客在世界的時空坐标，讓外界空無一物。而這也可以成為進入永恒的、美感的世界的幽徑。抹去功利、忘乎廣延，以詩化的心靈維度彌合疏離，與荒誕握手言和，倒也不失為一種略帶趣味的生存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