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意識形态之十：政治觀

鄭重聲明：文章系原創首發，文責自負。

孔子培養中高級管理人才，就是為了幹預政治。因此，很有必要把孔子的政治觀作為一個專題進行研究。

一、孔子主張把“孝”作為全社會最基本的精神追求

春秋時期，禮崩樂壞。諸子百家都看到了社會缺少“愛”，給出的藥方卻各不相同。其中，墨子的藥方是：無差别的愛天下人（兼愛）。楊朱給出的藥方是：保護每個人不受侵犯（一毛不拔）；孔子給出的藥方是：有次第的愛（孝悌，修身，泛愛衆）。細細品味，墨子思想内核為：廢衆私以成大公。楊朱思想内核為：衛衆私以成大公。孔子思想内核為：化衆私以成大公。“廢衆私”忽視了人的趨利避害本能，很容易搞成低水平的平均主義，進而導緻全民貧困。“衛衆私”忽視了人類社會的共建共享需求，很容易搞成無政府主義，進而導緻全民一盤散沙。“化衆私”用孝道引導人對外感恩、對内修身，融入家族、融入社會，修己安人，最終完成人的社會化，甚至成就無私無我的偉大品格。

父母愛孩子是本能，孩子孝父母是修行。孔子告誡大家：“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讓孩子孝敬父母就是最大的教育，也是中華文明的根本所在。然而，絕大多數人都會本能地溺愛孩子。所以，孔子預言：“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二、孔子把“讓百姓有獲得感”作為施政方向

人的幸福感來自于獲得感。孔子說：如果統治者把“讓百姓有獲得感”當成執政目标，百姓就安居樂業。統治者把百姓當成“工具人”，用嚴刑苛法治國，百姓就會唯利是圖。靠行政命令和刑罰強迫群衆，老百姓就會逃避制裁，而寡廉鮮恥。用公平的分配制度和制度規則來引領群衆，大家就有廉恥心，并各安其位。

子張問如何提高德行。孔子說：讓更多的人受益，就是提高德行。樊遲請教如何提高德行。孔子說：提前謀劃、公布利益分配方案，不就提升了百姓的獲得感嗎？前些年，社會上出現“先做蛋糕再分”“先分蛋糕再做”的争論。孔子在二千多年前給出的答案是：“先給出分配方案，再一起做大，然後按方案進行分配。”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在孔子看來，隻要把分配問題弄清楚了，領導就會實現“無為而治”。

孔子第一次到衛國時，對駕車的冉有說：“衛國的人口真多啊！”冉有說：“人口已經多了，下一步該怎麼辦呢？”孔子說：“讓他們富裕起來。”冉有說：“已經富裕起來了，下一步又怎麼辦呢？”孔子說：“教育他們。”顯然，孔子注重物質文明，也注重精神文明。孔子的精神文明是“首孝悌，次謹信，泛愛衆，而親仁。有餘力則學文”，更是“興起詩，立于禮，成于樂”。最終，讓百姓在文體活動中，完善人格，成就幸福。

三、孔子把選賢任能作為第一政務

魯哀公問：“做什麼能讓百姓心悅誠服？孔子回答說：舉用正直的賢者，廢置邪枉的小人，老百姓就心悅誠服；舉用邪枉的小人，廢置正直的賢者，老百姓就離心離德。”

冉雍擔任季氏的總管，向孔子請教政事。孔子說：先做到有人管事，赦免他們的小過失，然後推舉賢良人才。仲弓問：怎能知道誰是賢才而選拔他們呢？孔子說：選拔你所知道的；你所不知道的，人家難道會舍棄他嗎？

子夏說：舜有了天下，在衆人中選拔人才，推舉了臯陶，不仁的人就疏遠了。湯有了天下，在衆人中選拔人才，推舉了伊尹，不仁的人就疏遠了。

孔子認為真正的人才十分難得，他說：人才難得，不是這樣嗎？唐堯、虞舜時代以及周武王時，人才最盛。然而武王十位治國人才中有一位還是婦女，所以實際上隻有九人而已。

人才資源極度稀缺，主要原因在于人才成長需要特殊環境：既要讓人才受良好的教育，又要讓人才受極端的磨難。同時，國家主要領導人還要建立發現和重用人才的機制。傅說舉于版築之間，膠鬲舉于魚鹽之中，管夷吾舉于士，孫叔敖舉于海……這種現象告訴我們：經天緯地之才難以養成，更難以被發現重用。為此，孔子痛恨阻礙人才晉升的人，他罵臧文仲是“竊位者”，明知柳下惠是個賢人卻不舉薦他。又說：公叔文子舉薦僎，僅憑這一點，就可以谥号為“文”。

孔子說到衛靈公的昏庸無道時，季康子冷笑着說：“既然這樣，衛國為什麼不敗亡呢？”孔子說：“有仲叔圉接待賓客辦理外交，有祝鴕主管宗廟祭祀，有王孫賈統率軍隊。因為這些人才還在，衛國怎麼會敗亡？”無道的衛靈公，隻是做了“選賢任能”一件事，就可以保證衛國國運不敗。從中，我們可以感受到選賢任能的力量。

四、孔子主張把規矩挺在前面

人管人，累死人；禮管人，管住人。禮可以立人，可以立家，可以立業，可以立國，可以立天下。孔子說：靠行政命令和刑罰強迫群衆，老百姓就會逃避制裁，而寡廉鮮恥。用合理公正的分配制度引導大家，用制度規矩要求百姓，大家就有廉恥心，就各安其位。

把規矩挺在前面，需要界定權利和義務，這就需要正名。孔子說：名稱不訂正，說話就不順當；說話不順當，事就辦不成；事情辦不成，禮樂教化就沒法振興；沒有施行教化就施以刑罰，刑罰就不得當、不中用；刑罰不得當、不中用，民衆就無所适從。

禮制離不開政令。孔子說：不懂得下達政策命令，就不能做領導。不懂得典章制度，就不能讓命令有依據；不懂得辭令，就不能讓百姓懂得政令的内涵。《論語》詳細介紹鄭國下達政令的流程：由裨谌起草的，世叔提出意見，外交官子羽加以修飾，由子産作最後修改潤色。體現了鄭國對禮制的高度重視。

孔子反對最高統治者無禮。他說：“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如果最高統治者帶頭突破“禮”，那麼就沒人把“禮”當回事，其後果必然是“禮崩樂壞”。所以，孔子說：不用禮治理國家，要禮有什麼用？

其身正，不令而行。執政者如何才能“正身”？一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堅決杜絕不作為、亂作為、越俎代庖等問題。二要帶頭遵守規矩，解決好“脖後灰”問題，尤其防止親屬、部下違反規矩。

五、孔子把民心向背作為執政業績的晴雨表

葉公向孔子請教政治問題。子曰：“近者說，遠者來。”後來，孔子對冉求說：平均了就沒有貧困，和諧了就不會寡少，安定了就不能傾覆。如果這樣做了，遠方的人還不歸服，就修訂分配制度、加強文化建設招徕他們，既招來了，就想法安定他們。顯然，孔子把百姓的幸福感、認同感、歸屬感當成了執政優劣的評價标準。

那麼，如何才能讓百姓歸附？孔子說：“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執政者好禮，就是帶着遵守規矩；執政者好義，就是為絕大多數人謀幸福；執政者好信，就是說到做到，有強大的公信力。其中，公信力當成執政底線。子貢問怎樣治理國家，孔子回答說：“備足糧食，充實軍備，讓老百姓信任政府。”子貢說：“必不得已需要去掉一個的話，在這三者中間先去掉哪一個？”孔子說：“去掉軍備。”子貢說：“必不得已需要去掉一個的話，在這兩個中間先去掉哪一個？”孔子說：“去掉糧食。少了糧食，無非有人會餓死，但是自古人都有一死，老百姓對政府不信任，國家就無法存立。”

六、孔子把國家興衰寄托在“君主有道”之上

孔子說：堅定地信仰道，不斷地學習道，至死不渝堅守道，善于把道用到方方面面。不去危險的國家，離開動亂的國家。君主有道就出來工作，君主無道就躲藏起來。邦君有道，貧賤是恥辱；邦君無道，富貴是恥辱。

為了尋找有道之君，孔子舍棄魯國大司寇的高位，開啟了周遊列國的艱辛曆程，也未能如願。孔子晚年居住在衛國，冉有問：“老師會幫助衛公（衛靈公的孫子衛出公辄）嗎?”子貢說：“嗯，我馬上去問問他。”子貢進入孔子的住處，說：“伯夷、叔齊，是什麼樣的人？”孔子說：“是古代的賢人。”又問：“他們怨恨嗎？”孔子說：“尋求仁德就得到了仁德，又怨恨什麼呢？”子貢出來，對冉有說：“老師不會幫助衛公。”

孔子為什麼不追随小人式的邦君？他給出的答案是：“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意思是：跟你說，如果你追随格局小、自私自利的領導，就是自找麻煩。你伺候他，親近了，他就蹬鼻子上臉；疏遠了，他就會怨恨（經常會雞飛蛋打一場空）。是的，追随小人式的邦君，好像有利可圖，卻往往得不償失。

總之，孔子的政治理想是：輔佐一個以百姓心為心的有道之君，搭建七位以上治亂之臣的班子，建設一個以孝為基本價值觀的，為百姓謀利益的，野無逸賢的，秩序井然的，百姓幸福感拉滿的國度。孔子說：“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他堅信，隻要遇到有道之君，自己就能夠輔佐他，在東方重建一個偉大的周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