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軍的一生：白起與王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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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後期名将輩出，白起、廉頗、李牧、王翦等人率領大軍攻城略地，所向披靡，令天下人望而生畏。憑着驕人的戰績，他們被國君視為股肱，民衆視為戰神。

然而，曆史的吊詭之處在于，舞台場景的切換是如此迅速徹底，前一刻剛登上山巅，後一腳就邁入深淵，将軍們猝不及防地被調離權力的中心，在最後的日子裡黯然失意，甚至難以保全自己的性命。單從結局來看，他們出演的很難算得上是喜劇。

戰國四大名将中，白起位列榜首，三十六年戎馬生涯，七十餘場戰鬥，未有敗績。

蘇代在秦國丞相應侯面前評價白起說：“武安君為秦國攻占的城邑有七十多座，南邊平定楚國的鄢、郢及漢中，北邊俘獲了趙括的四十萬大軍，即使是曆史上赫赫有名的周公、召公和呂望的功勞，也無法超越他。”

讓我們看看白起最著名的幾次戰役。

公元前293年，伊阙之戰，初出茅廬的白起大勝韓、魏聯軍，斬首24萬，俘虜魏将公孫喜，拿下五城，又渡過黃河，奪取韓國安邑以東直到幹河的大片土地。經此一戰，秦昭王威震中原，自稱西帝。

公元前279年至前278年，鄢郢之戰，進攻楚國，占領鄢、鄧、西陵，大破郢都，焚燒夷陵，攻到竟陵、安陸，建立南郡，向南又攻取洞庭五渚、江南，迫使楚國遷都到陳。白起被封為武安君。

公元前273年，華陽之戰，進攻魏國，大敗魏趙聯軍，攻取卷、蔡陽等城，打跑魏将孟卯，戰敗趙将賈偃，斬首魏軍13萬，沉2萬趙卒于黃河。

公元前264年起，進攻韓國，奪取陉城的五城，斬敵5萬人，随後占領南陽要道，攻克野王城，切斷上黨郡同韓都新鄭的聯系。

公元前260年，長平之戰，阻斷趙軍的運糧通道，打破久攻不下的局面，包圍并活埋趙軍40餘萬，令趙國元氣大傷，舉國震驚。

長平之戰，白起登上了職業生涯的最高點。他躊躇滿志，要借着這股銳不可當的氣勢，一舉攻破邯鄲，消滅趙國，但白起萬萬沒有料到，自己滿腔的報國熱忱，竟然抵不過别有用心的應侯範雎的三寸之舌。

範雎收受了韓、趙兩國的厚禮，又忌憚白起戰功卓著，将來必能位列三公，超越自己，所以極力說服秦昭王，答應了韓趙的求和，息兵休戰。白起功虧一篑，憤恨不已，從此稱病，不再帶兵打仗。秦軍失去了白起的統帥，換上其他大将，接連遭遇失利，但白起餘恨未消，負氣說道：“秦王當初不聽我的意見，現在怎麼樣了！”

秦昭王對外部戰事深感焦慮，對白起的抗命愈加惱怒，再加上應侯的不斷诋毀，終于派人驅逐武安君，禁止他留在鹹陽城裡。

白起剛走出鹹陽西門十裡，來到杜郵，秦昭王就與應侯等人商議，認為他聲名顯赫、功高震主而又心懷怨恨，非但不能為秦國所用，而且是秦國極大的隐患，于是派遣使者賜給他一把劍，令其自殺。

武安君舉劍長歎，質問上天，自己犯了什麼罪過，竟落得如此下場。過了好一會兒，才說：“我本來就該死。長平之戰，我用欺詐的手段把幾十萬投降的趙卒全都活埋，這足夠死罪了。”随即自殺。這是公元前257年的十一月。

武安君至死都沒能明白，自己為何遭遇如此不公的對待。他熟讀兵法，卻不谙人性。在漫長的曆史中，白起既不是第一個在宮廷政治鬥争中倒下的将軍，也不是最後一個。有位學者分析說：“功臣之間出于嫉妒、争名奪利等陰暗心理的傾軋鬥争，是傳統政治弊端的客觀反映，是導緻将星隕落、功臣不得善終的重要原因之一。對于功臣宿将來說，最大的危險不在于戰場上的明敵，而是來自自己周圍暗藏的形形色色以同僚面目出現的敵人。這種人為的政治内耗、傾軋，使得多少功臣沒有倒在戰場卻倒在官場，讓曆史付出無謂的代價。”

白起死後，秦國人都同情他的冤屈，紛紛在鹹陽設立祠廟祭祀。陝西鹹陽城東郊及陝西洛川至今尚存白起墓。

繼武安君之後，秦國又出了一位名将王翦。

王翦是頻陽東鄉人，接過了白起的帥印和未竟的事業，帶兵攻破趙國都城邯鄲，掃平三晉地區，攻破燕國薊都，後來又消滅楚國，與其子王贲一起成為秦始皇統一六國、開疆拓土的最大功臣。

白起之死，必定在王翦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陰影。同樣掌握秦國的兵權，同樣立下汗馬功勞，同樣被無數兇狠嫉妒的眼睛暗中緊盯。王翦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他知道每打一次勝仗，秦王心底的猜疑就會增加幾分，自己離危險也就更近一步。

與白起不同的是，王翦不僅熟讀兵法，也遍覽史書，因此深谙人性，也更懂得隐忍和退避。局勢已經很明朗，秦國遲早吞并六國，正如越國滅亡吳國。王翦認為，與其像文種一樣不知進退，不如效仿範蠡急流勇退。

範蠡與文種一起輔佐越王勾踐，助他卧薪嘗膽，用二十多年時間打敗吳國。在滅吳的這一年，範蠡因功勳卓著而被封為上将軍，但出乎衆人意料，選擇了隐姓埋名，飄然遠去。臨行前，他寫信告誡文種：“天有四時，春生冬伐，人有盛衰，泰終比否，知進退存亡，方為賢者。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越王為人，隻可與其共患難，不可與其同富貴，你若不走，他必殺你。”

文種對近在眼前的榮華富貴不願放手，雖然讀了範蠡的信，但仍懷抱僥幸心理，選擇留在了越國。不久，有人向勾踐進讒言說，文種将要作亂。次年，勾踐借探望病中的文種之機，賜給他一把劍。文種被迫自殺。

貪功求進，能伸而不能屈，能上而不能下，這是文種和白起都犯過的錯，王翦不會重蹈覆轍。《易經》的乾卦中，上九“亢龍有悔”，說的就是事物發展到極端，會向相反的方向轉化，就像龍一直向上飛，飛到了極限，就會有悔恨之事發生。王翦懂得這個道理。當他掃平三晉、一路凱歌之時，也在審時度勢，察言觀色，小心翼翼地防範風險。

秦王滅掉三晉後，将楚國作為下一個目标。他先問年輕的将軍李信，攻打楚國需要多少兵力。李信回答說：“二十萬足夠了。”李信剛帶領幾千士兵在衍水打敗燕軍，活捉太子丹，風頭正勁。

秦王聽完，轉過頭，又用同樣的問題問王翦。

王翦領會了這個提問的微妙之處，但他還想再驗證一下秦王的心意，也想為自己鋪設一個後退的台階，于是故意思考片刻，回答說：“非六十萬不可，一兵一卒都不能少。”

秦王聽完哈哈大笑，說：“王将軍老了，膽子越來越小了。李将軍果然勇猛威武，我也覺得二十萬足矣。”

王翦立刻明白，在秦王的心目中，李信如日中天，後浪要推翻前浪，無論自己過去立下了多少戰功，現在也到了該讓位的時候。急流勇退的契機已經出現，應當順勢而為。

王翦于是稱病，回到頻陽老家。離開權力與危險的中心，是有些落寞，但歸于田園帶來的身心放松更令人欣慰。

秦楚開戰後，前線傳來消息，二十萬秦軍在李信和蒙武的指揮下深入楚國境内，被楚軍追擊，損失慘重，大敗而歸。秦王意識到，自己犯了一個大錯。秦王立刻動身趕往頻陽，手捧将軍大印，向王翦賠罪。

王翦心中殘存的積郁被一掃而空，但他不露聲色，仍然以生病為由婉拒。秦王再次謝罪，言辭懇切，請求他接受帥印。一而再，再而三，眼看火候已到，王翦重申了六十萬兵力的要求，表明了自己的原則性，也體現了一位将軍的專業度。秦王自然滿口答應。就這樣，于無聲處聽驚雷，王翦東山再起的逆襲絲滑地完成了。秦王得償所願，雙方皆大歡喜。

王翦率領六十萬秦軍出鹹陽時，秦王親自到霸上為他送行。王翦鄭重地向秦王提出要求，讨要良田、美宅和苑囿，還說：“秦國将軍帶兵打仗，功勞再大也無法封侯，趁着大王重用我之際，我要置辦一些田宅苑囿作為家産，留給後世子孫。”秦王聽完大笑，爽快地答應了。

王翦抵達函谷關後，又接連派出五批使者前往鹹陽，不斷請求秦王賜予更多的良田美宅。此時，連他的親信也受不了了，認為他貪婪的吃相太難看。王翦笑着解釋說：“秦王生性多疑，強硬粗暴。如今把六十萬人交給我，這是把整個秦國的軍隊托付給我，國家安危握于我一人的手中。不斷索取田宅苑囿，正是為了讓秦王認為我窮奢極欲，胸無大志，并沒有其他的野心。否則，他怎麼能夠對我放心？”親信這才恍然大悟，佩服他人情練達的高明。

王翦用心良苦，老謀深算，他識時務，懂進退，個人的能力、經驗、智商、情商都出類拔萃。與白起的激進、偏狹相比，王翦穩重圓融，性格更趨完美。然而，司馬遷在《史記》中批評王翦，說他作為秦國将領，平定六國，功績卓著，不愧是元老将軍，可是不能輔佐秦始皇建立德政，鞏固國家根基，隻是一味苟且迎合，取悅人主，這對王翦是不公允的，司馬遷顯然是夾雜了個人的憤懑情緒。

王翦的一生，如同穿行在九曲黃河中的一艘船，要頂着狂風巨浪，在激流中穩住方向，還要避開不測的暗礁，安然抵達終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其中的困苦、艱辛和煎熬難以言說，不是像那幾句帶笑的解釋一樣簡單直白且容易化解的。

做一個出色的将軍很難，做一個出色的政治家也很難，做兩者皆備的人更難，而王翦就是這樣一個人。如果讓孔子來作評價，結論必與司馬遷大相徑庭。

孔子認為，君子應當“敏于事而慎于言”。王翦做到了。

孔子又認為，“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被任用就施展抱負，不被任用就藏身自好，君子有審時度勢、靈活進退的智慧，既不盲目追求，也不消極對待。這樣的處事境界，王翦達到了。

孔子還認為，“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于刑戮。”在不同的局勢下判斷應當如何處事，根據政治狀況來調整個人的言行，謹言慎行，既能夠積極進取，又能夠明哲保身。這樣的政治智慧，王翦具備了。

用孔子的标準來評價白起，顯而易見，武安君是不完美的。要成為一名沉穩世故的賢者，抑或政壇達人，他的修身之路還很長。與王翦相比，白起的心思簡單粗糙，少了很多雕琢，不夠玲珑。

然而，正因為缺乏這種完美，白起才能憑着勇氣、真誠、鋒芒和棱角，鍛造出一副武将的精魂，像金剛石一般至為堅硬，至為純粹。人們在扼腕歎息之時，才會對充滿悲劇氣息的武安君寄予深深的敬畏、同情與憐惜。

千百年來，普通的民衆總是偏愛落難的英雄，正如烏江自刎的霸王項羽永遠比漢朝的創立者劉邦更多地被人提起，在人們心目中，白起的地位也遠高于王翦。他是一個遺憾，也是一個神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