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生緣》:父權文化視角下,顧家姐妹悲劇命運的深層次解讀
文/動動
《半生緣》這部作品看過的人都知道是個令人十分扼腕歎息的悲劇,張愛玲以其冷靜的筆調道出了顧家的悲劇。
這已經是我第三次看這本書了,我也曾多次對曼璐和曼桢的性格進行了深度剖析,但這次,我對顧家兩姐妹的悲劇命運有了新的理解。
我認為,顧家姐妹的悲劇,不隻是一個家庭的悲劇,更是同時代女性的悲劇。
從宏觀角度來看,她們皆是父權文化的受害者。何為父權,父權即男權,也就是男性在家庭、社會中的支配性特權。父權制作為一隻看不見的手,使男性在社會中處于支配地位,女性處于劣勢與服從的地位。
曼桢的悲劇看似由曼璐造成,實際上是隐形的父權在操控。父親角色雖然缺失,但父權卻一直存在,這支看不見的手無形的影響着顧家所有的女性。
亓程曾站在父權角度這樣評價了張愛玲的《半生緣》:
《半生緣》作為張愛玲為數不多的長篇小說中的一篇,在整體思想上很具象征性,它揭示了在強大的父權社會中女性生存的非自主性, 女性在某種程度上被環境所奴役,将原本純真善良的人性扭曲成醜陋的“動物性”。
而曼璐就是被社會扭曲成“動物性”的受害者,在其肉體生命與精神焦慮的碰撞和掙紮中悄然消逝與沉亡。
曼璐作為一個舞女遭受社會不公的悲劇,以及曼桢後被曼璐逼為其丈夫祝鴻才的生育工具的悲劇,其深層次原因都在于顧家的女性角色,包括曼璐、曼璐的母親顧太太,以及曼璐的奶奶顧老太太,都在一個無父空間裡扮演着父權制層次的主體角色。
這種角色,悄無聲息地造成了曼璐和曼桢的悲劇命運。
1、父親的意外去世,父權角色缺失,曼璐持家,接替了父親的角色,成為了曼璐悲劇命運的轉折點
曼璐的悲劇命運的起點,顯然是在她17歲的時候,父親意外去世時開啟。
作為家裡的長女,她不得不像一個男性一樣支撐起整個家庭的經濟負擔,但因為曼璐是弱女子,依靠個人能力很難獨立養活一家人,隻有去做收入豐厚但遭世人歧視的舞女。
錢理群曾說:“女人所處的環境,所受壓力,有舊家族内的冷漠眼光,有命運的撥弄,更有來自女性自身的精神重負,生活在諸多壓力以及失去了話語權的女人的癫狂,往往不是偶然的。”
生存的壓力、社會的不公待遇,讓曼璐的身份焦慮無處排解,卑微而又令人難以啟齒的舞女身份, 亦使在社會夾縫中生存的曼璐變得異常敏感。
所以在平時的生活中,曼璐常常因為自己的舞女身份和家人發脾氣,曼璐暴躁的脾性就是她對男權社會的強烈不滿,但又無法改變,長期壓抑自己的保護機制的體現。
當母親勸她為自己将來嫁人做打算時,曼璐立馬變得不耐煩:
“他們都大了, 用不着我了,就嫌我丢臉了是不是? 所以又想我嫁人! 這時候叫我嫁人,叫我嫁給誰呢?”
當祝鴻才不建議興師動衆的舉辦婚禮時,曼璐頓時非常生氣:
“怎麼太招搖了? 除非你是覺得難為情, 跟我這樣下流女人正式結婚,給朋友們見笑。是不是, 我猜你就是這個心思! ”
這些微妙的對話,細節之處均體現了曼璐内心的脆弱和敏感。
可見,曼璐舞女身份,成為了她悲劇的起點,因為曼璐已由一個黃花閨女變成了一個不純潔的舞女,所以在她日後的行事裡,她都是卑微和焦慮的存在。
曼璐的這些微妙的心理變化,也為曼桢的悲劇埋下了伏筆。盡管她順利把自己嫁出去了,但她内心的恐懼、焦慮和不自信卻從未得到消解,長期被壓抑的心理,并且深受男權思想的影響,才會讓她爆發性地施壓在了曼桢身上。
曼璐,也是時代悲劇的犧牲品,亦是可憐而又可悲的存在。
2、婚後的曼璐,成為了父權的執行者,曼璐由父權的抗争者變成了同化者,造就了曼桢悲劇命運的起點
曼璐婚前雖然代替了父親的角色,成為了父權的抗争者,從她賺錢養家這點就能看出。
但她的内心深處,依然深受父權文化的影響,在她和祝鴻才結婚後,就更加明顯地表現出來了。
中國傳統宗法社會的男性中心論,形成了三從、三綱、四德、七出等女性傳統恐懼。在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父權訓示下,原本就因為舞女身份而感到卑微的曼璐,希望通過孩子來拴住丈夫的心。
無奈自己因之前流産傷了身子而喪失了生育能力,讓原本就身份焦慮的曼璐陷入了更深的恐懼中,她害怕丈夫因她不能生育而抛棄她,喪失她祝太太的家庭地位。
在這種長期焦慮無法被釋放的情況下,在同樣深受父權制影響的母親顧太太的提示下,曼璐将自己的矛頭指向了曼桢。
弗洛伊德曾說 :“人永遠不能排洩幹淨他的原始欲望。人總是要在替代對象中尋找他的第一宣洩。”
被長期焦慮折磨的曼璐,眼看自己面臨婚姻危機,同時,婚後被父權同化後的曼璐,開始将所有的重心和焦點放在了丈夫身上。
為了鞏固自己的家庭地位以及換取丈夫的心,她選擇了将目光轉向自己無辜的親妹妹身上,通過對妹妹變态的占有而達到自己無意識的宣洩。
于是她和母親、丈夫合力将妹妹戕害至其懷上丈夫的孩子,從此曼桢的幸福毀于一旦,曼桢的悲劇命運自此拉開了帷幕。
3、父權文化盛行的社會時代背景,成為了顧家兩姐妹的命運悲劇根源
很多人認為,曼桢的悲劇皆因曼璐而起,因為整個過程都是曼璐在一手操控。
殊不知,真正操控曼璐的那隻大手,是隐形的父權的力量。
首先是曼璐令人争議的舞女身份,按照父權思想的慣例,曼璐應該早早就嫁人,在家相夫教子,但一家人的經濟負擔讓她不得不去做收入高但飽受當時社會争議和歧視的舞女職業。
曼璐的職業如果放到現在,頂多就是娛樂圈的女歌手或者女明星,遠遠不會遭受世人的歧視,在婚姻以及擇偶的選擇上基本上不會受到過多的影響。
但曼璐出生的父權文化制度盛行的社會時代背景,就決定了她的悲劇命運。她因不被世人認可的舞女身份而焦慮和自卑,因自卑而做出反抗最終反抗無效而被同化。
同時,還未成年就踏入社會的她早早地意識到了金錢世界的殘酷,為了養活一家人,在強烈的生存本能和生存哲學的鼓動下,曼璐由一個孤獨的“父權抗争者”演變成了扼殺人性的生存邏輯。
在父權社會現有秩序的脅迫下,曼璐被迫成為了現存秩序的“同路人”,以一個受害人和害人者的雙重身份舉起扼殺人性的“屠刀”, 肆意地發洩着生命的本能,“捍衛”自己的同時扭曲了原本善良純真的本性,成了父權社會的代言人,并将屠刀揮向了自己的親妹妹曼桢。
曼璐顯然對摧殘她身心的父權社會充滿了不滿,但卻無力改變,為了維護自己的地位,強烈的本能保護機制讓她變成了儒家宗法父權的同謀者,讓她對自己的妹妹施以狠手,将妹妹作為自己婚姻的貢品,毀掉了妹妹的一生。
與此同時,面對與丈夫合夥加害曼桢的行為,曼璐不僅沒有悔過之意,反而替丈夫祝鴻才說好話,請求妹妹的原諒,成為了父權角色的維護者。
“二妹,你難道因為一個人酒後無德做錯了事情, 就恨他一輩子,你看在這孩子的份上,就原諒了他吧。”
“鴻才他就佩服你, 他對你真是同别的女人兩樣。你要管他一定管得好的。”
此時,曼璐表面上是想要減輕曼桢被犧牲幸福後的痛苦,實則反應出了曼璐已徹底被父權體制所同化。
從曼璐扭曲的心理變化可以看出,曼璐的終極悲劇在于,她是父權體制主導文化下的颠覆者,亦是服從者。
而和曼璐的思想以及經曆截然不同的曼桢,作為新舊交替時代的新時代女性,是傳統封建父權文化的絕對反抗者。
但曼桢的力量實在太過薄弱,身邊的所有親人,包括姐姐曼璐、媽媽顧太太、姐夫祝鴻才,甚至男友沈世鈞,皆是父權的同化者,所以曼桢最終反抗無效,成為了新女性主義思想同舊時代父權思想抗争的犧牲品。
可見,曼璐的悲劇、曼桢的悲劇是父權社會中女性在夾縫中求生存的悲劇,是生活不能自主的悲劇,這種悲劇在作者看來既是“世俗”的,又是“人性”的,既是“曆時的”又是“共時的”。
4、結語
在曼璐整個大家庭裡,父親角色雖然缺失,但父權卻一直隐形存在,在父權制社會,曼璐一家人看似都是女性做主,但實際上她們早已被隐形的父權文化同化。
隻有曼桢是清醒的反抗者,然而憑她一己之力對抗環境,實則難上加難,最終不得不犧牲自己的愛情和婚姻,成為了父權制戕害下的悲劇人物。
而曼桢的姐姐顧曼璐,也是父權制度的受害者和被壓迫者,她遭父權制社會冷眼看待的舞女身份就給她帶來了終身的悲劇,随後自己也悄無聲息地在其媽媽的影響下成為了父權制的踐行者,殘害了曼桢,造成了顧家姐妹的雙重悲劇,惡性的因果循環。
《半生緣》的故事發生在五十年代,一個被傳統父權制籠罩下女性無法擁有一席之地的社會,女性成為了傳統與現代交替的夾縫中的生存者。顧家姐妹的悲劇看似她們自己造成的,實質上背後有一雙父權制的雙手在默默地操控着她們的命運,她們的悲劇在那個時代,是必然的結果。
而看似曼璐扭曲的心理造成的兩姐妹的悲劇,實質上,她不過也是父權文化施壓的犧牲者和服從者,而父權制文化,才是導緻兩姐妹命運悲劇的深層次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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