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國】
太平天國
1851-1864年太平軍建立的政權
太平天國(1851年1月11日-1864年7月19日),是清朝中後期由廣西落第秀才洪秀全領導的農民戰争所建立的革命政權,存在十四年,是中國近代資産階級民主革命的一次農民革命戰争。
建立時間
清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1851年1月11日)
滅亡時間
清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1864年7月19日)
主要領導人
天王:洪秀全
幼天王:洪天貴福
東王楊秀清 西王蕭朝貴
南王馮雲山 北王韋昌輝
翼王石達開 燕王秦日綱
豫王胡以晃 侍王李世賢
英王陳玉成 忠王李秀成
遵王賴文光 幹王洪仁玕
清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率拜上帝會衆近二萬人在廣西桂平金田村起義,建号太平天囯,稱天王,立其子天貴為幼主。太平天國辛開元年閏八月一日(1851年9月25日),太平軍攻占永安(今蒙山),整頓軍紀,頒布《太平條規》,分封東、西、南、北、翼諸王,各王俱受東王楊秀清節制,太平天國政權完成基本架構。次年二月從永安突圍北上,經湖南、湖北、江西、安徽,于三年二月攻克南京,定為都城,改稱天京。四月出師北伐和西征。是年冬頒布《天朝田畝制度》,拟将全國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建立省、郡、縣三級地方政權,由守土官主政;縣以下為基層單位,設鄉官管理,推行打擊地主、保護農民等政策措施,之後江南地區的天地會、西南與西北各少數民族及北方撚軍起義響應,互為聲援。太平天國丙辰六年四月(1856年5月)太平軍破清軍江南大營,于是太平天國占據自武漢至鎮江沿江地區而進入全盛時期。同年夏,天京領導集團内讧,楊秀清、韋昌輝相繼被殺,次年石達開分軍出走緻使勢力逐漸衰弱。己未九年(1859年),洪秀全重建領導核心,封洪仁玕為幹王,總理朝政,陳玉成為英王、李秀成為忠王分别主軍事,并頒布《資政新篇》。庚申十年閏三月(1860年)再破江南大營,乘勝東下蘇州和杭州,進軍上海,軍事形勢重新高漲。辛酉十一年(1861年),洪秀全改國号為“上帝天囯”,旋又改為“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囯”;并濫封王爵二千餘人,内部矛盾重重。中外反動勢力則聯合大舉進攻。太平天國甲子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1864年6月1日),洪秀全病逝,幼主洪天貴福繼天王位,同年六月十六日(7月19日)湘軍攻陷天京,李秀成、幼天王突圍後相繼被害,太平天囯至此滅亡。之後,大平軍餘部繼續在贛、閩、粵邊界地區堅持戰鬥,直至丙寅十六年(1866年)春被撲滅。部分太平軍與撚軍相結合,在中原地區繼續奮戰至清同治七年(1868年)春被清軍殲滅。
太平天國起義是中國舊式農民起義的最高峰,太平天國全盛時疆域包括二十一個省,政治上實行軍師負責制,由東王楊秀清掌管實際的軍政要務,将神主宰一切的想法融入到政治思想中,形成半政治半宗教的混合政體;經濟上實行“聖庫制度”以廢除私有财産,實現人民财産共享,太平天國以錢(分大錢、小錢兩種)為主要貨币,其中大錢如清朝鹹豐當十錢,約重一兩至五錢不等;小錢價值一文,同時又鑄有一種大花錢但不在市場流通。凡錢币上都面刻太平天國國号和背刻“聖寶”兩字,同時保護農民和重視水利并在各地興修河堤、海道、海塘等設施以保護農田;改革社會習俗,禁止鴉片貿易和封建迷信等活動,同時剪辮易服,實行對待各少數民族一視同仁的政策。此外,太平天國重視文化藝術事業,其壁畫等藝術形式取得輝煌成就;軍事上的兵種有陸營、水營、土營、馬隊四種,同時還有女兵和童子兵;外交上奉行平等往來與正當貿易的外交政策,堅持反對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太平天國規定科舉的報考範圍不限制考生的門第出身,試題也不從四書五經中選擇,而來源于頒行诏書以闡述太平真主救世的道理;太平天國每隔三、五十裡設有一處疏附衙(驿站)用以遞送文件情報,主要使用水陸交通工具來傳遞情報和運輸物資。
建國背景
19世紀三四十年代,清朝政府的封建統治開始走向沒落,社會階級矛盾逐漸激化,土地兼并的現象和商業與高利貸發達的現象激增。清朝統治者在政治上厲行民族壓迫政策,利用各民族互相敵對和仇殺來維持其反動統治,使得國内的階級矛盾更加嚴重。此時以英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加緊對中國的經濟侵略,英國侵略者有計劃地大量輸入鴉片,為保護自己的鴉片貿易,英國侵略者發動鴉片戰争,緻使當時的民族矛盾尖銳。鴉片戰争結束之後,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南京條約》迫使清政府開辟五口通商,英美資本主義國家将棉紗、棉布向中國傾銷,緻使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的棉紡織手工業、交通運輸業受到嚴重打擊,同時導緻白銀大量外流,造成中國銀價高漲而錢價暴跌,經濟金融市場逐漸崩潰。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至清道光三十一年(1851年), 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各省都連續遭到嚴重的水旱災害,廣西等華南地區也是水、旱、蝗災連年不斷。天災人禍和人民流離失所緻使農民革命勢力增長,當時廣西等地逐漸成為全國革命的中心,至1850年形成革命高潮。
國号來源
太平天國政權一共存在14年,先後使用過4個國号,分别是太平天國、真天命太平天國、上帝天國和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國,其中“太平天國”是後世對該政權的常用稱呼。
太平天國
太平天國國名由中國傳統的天下“太平”的理想與基督教教義中“天國”的觀念相結合而産生,是中西文化融會貫通的産物。“太平”出自《公羊傳》三世說,即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太平世是古人追求的大同世界,也是人類世界最高境界。太平天國金田起義前,洪秀全即萌發“太平”思想,并欲将“太平”作為奮鬥目标。“天國”一詞,來源于基督教教義《聖經》。
真天命太平天國
“真天命太平天國”的國号起源于太平天國壬子二年(1852年)太平軍進軍湖南的途中,當時東王楊秀清和西王蕭朝貴發布《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奉天誅妖救世安民谕》《救一切天生天養中國人民谕》,這三通文告中都列有“真天命太平天國”,以表示太平天國真正受命于天。東王楊秀清和西王蕭朝貴發布的布告流傳很廣,當時的百姓都以為太平天國改名為“真天命太平天國”,或者以為“真天命太平天國”是太平天國國号的全稱,實際上隻有在文件公告中存在這種稱号,而其他的文獻資料中還是“太平天國”
上帝天國
太平天國辛開十一年正月二十六日(1861年3月6日),天王洪秀全第一次頒旨下诏改國号,洪秀全舍棄中國傳統的“太平”,而從《聖經》選出“上帝”“天國”兩個詞,他認為上帝天國更合真理。此外,诏書提出具體要求并命官員重刻玉玺,玉玺内“太平天國”四字改刻“上帝天國”,此後隻要是诏書上的“太平天國”四字都改為“上帝天國”。
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國
洪秀全強令推行“上帝天國”不久,再次下诏改國号為“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國”。據現在看到的最早使用新國号的《天王诏旨》,頒诏時間為辛酉十一年二月十七日(1861年3月28日),天王二次頒布改國号诏的時間是在太平天國辛酉十一年二月初三日(1861年3月14日)至二月十七日(1861年3月28日)。這一次改國号保留了“太平天國”,改“上帝天國”中的“上帝”為“天父”,并列入“天兄天王”,成為“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國”。
曆史沿革
起始階段:拜上帝會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六月, 廣西落第秀才洪秀全在幾次科舉失敗之後,從基督教徒梁發所著的《勸世良言》中獲得靈感,結合基督教和中國傳統思想創立拜上帝會。次年初夏,洪秀全和密友馮雲山進入廣西進行革命活動,馮雲山深入桂平縣紫荊山組織拜上帝會并網絡教衆。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秋,洪秀全等人在紫荊山區内建立拜上帝會的總機關,拜上帝會宣傳上帝為人間共父且人人都平等,拜上帝之後可無災無難,凡供奉菩薩偶像的皇帝官吏地主等一切民賊都是閻羅妖。于是拜上帝會到處搗毀廟宇菩薩,教人隻聽上帝命令,不從清朝法律。拜上帝會以桂平紫荊山區為中心,西到貴縣,東到平南、藤縣,北到武宣、象州,南到博白、陸川以至廣東信宜,在這幾個州縣星羅棋布的農村裡面迅速發展。
金田起義
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七月,洪秀全發布“團營”命令要求各地拜上帝會教衆于十一月四日前到達金田村,各地會友立即變賣私産齊到金田村,其中有秦日綱、蘇十九、黃文金、賴九、石達開等人率領的貧苦饑民、礦工和教徒等總計上萬人,直到同年年底已發展至約二萬人。同年八月和十月,收到粗略情報的清政府相繼撤換廣西提督闵正鳳和廣西巡撫鄭祖琛,同時命令将軍向榮率順楚兵和前雲南提督張必祿統率黔兵入桂剿匪。此外清廷為統一指揮而派前兩江總督李星沅任欽差大臣,并派前漕運總督周天爵任廣西巡撫。張必祿病死在桂平後鎮遠總兵周鳳岐代領其軍,此時洪秀全和馮雲山在平南花洲山人村胡以晃的家中密謀起義,敵人獲悉後派遣重兵扼守思旺并包圍花洲。
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身處金田總部的楊秀清等人派遣蒙得恩率兵在思旺将清軍殲滅,救出了洪秀全和馮雲山(迎主之戰)。同年十二月底,清江協副将伊克坦布奉周鳳歧之命率黔兵進攻金田村(今廣西壯族自治區桂平市金田鎮),但于清道光三十年(1851年1月1日)經過蔡村江木橋時被起義軍伏兵擊敗,起義軍陣斬伊克坦布并擊退周鳳岐的援兵(素村江之戰)。之後經過一系列的戰鬥的勝利,各地的拜上帝會會友以及通過會友所團集的群衆都集聚金田。太平軍的領袖們看到起義的時機已經成熟,便選定洪秀全的三十八歲生日,即清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1851年1月11日),在金田村正式宣布起義,國号“太平天國”,以鹹豐元年(1851年)為太平天國元年。
楊秀清:征戰兩廣
清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二日(1851年1月13日),太平軍為掌握戰略上的主動權和奪取戰略物資而撤離金田村,沿大湟江而出并順利占領江口(位于浔江與大湟江的交彙處),之後天地會的幾位首領率領部衆前來會合,其中最著名的有羅大綱、丘二嫂(亦作丘二娘)和蘇三娘(或稱蘇三妹)。清鹹豐元年二月六日(1851年3月8日),太平軍向武宣進發并在東鄉莫村建設大本營,洪秀全在半月之後稱“天王”(每年的二月二十一日,太平天國規定為“登極節”),之後洪秀全和馮雲山在三裡圩指揮太平軍擊退周天爵和向榮率領的六千餘清軍,同年五月十四日,太平軍在象州的中坪墟又一次打退敵人的圍攻。
清朝政府獲悉清軍前線戰事不利後派大學士賽尚阿擔任欽差大臣統率兵馬,又從各省抽調重兵歸他指揮,派都統巴清德、副都統右翼總兵達洪阿、侍衛開隆阿、天津鎮總兵長瑞、涼州鎮總兵長壽等滿員為将,署理廣西巡撫周天爵則由鄒鳴鶴接任李星沅。此時太平軍由象州中坪墟折回桂平縣紫荊山地區休整,七月初賽尚阿趕到桂林率軍圍攻太平軍,經過十多天的戰鬥攻取要隘雙髻山。洪秀全在雙髻山失守之後于同年七月十九日(8月15日)在紫荊山茶地下诏整頓軍務,之後太平軍在中秋月圓之夜突破重圍撤出新圩,并經五峒山走小道至平南縣的官村。向榮率軍尾追至官村并紮營數十座,但太平軍伏兵在馮雲山、蕭朝貴的統率下突擊向榮大營,陣斬清軍千總楊成貴并繳獲大批軍用物資,向榮全軍崩潰後收拾殘兵逃入平南縣城。
發展階段:永安建制
清鹹豐元年八月(1851年9月25日),太平軍随即水陸并進直趨永安城下,羅大綱率領太平軍陸路部隊順利占領永安,分軍防守城外各個要塞并進行休整。雖然清軍很快就趕到永安城下,但由于士氣低落和永安城防守嚴密而暫時休戰,太平軍趁機在永安城内進行軍事、政治方面的建設。洪秀全為加強太平軍的紀律,制定賞功罰罪的具體辦法,诏令在永安的全體官兵将所得金銀綢帛寶物全部繳歸聖庫,并一再警戒全體官兵團結,遵守十款天條尤其是第七天條(即不奸邪淫亂),如有違反立即斬首示衆。同年12月17日,天王洪秀全在永安下诏分封五王,以左輔正軍師中軍主将楊秀清為東王、右弼又正軍師前軍主将蕭朝貴為西王、前導副軍師後軍主将馮雲山為南王、後護又副軍師右軍主将韋昌輝為北王、左軍主将石達開為翼王,西王以次各王均受東王節制,東王實際上掌握着太平天國的軍事、政治大權。此外又封秦日綱為天官正丞相,胡以晃為春官正丞相,晉封羅大綱為總制。這便确立了太平天國初期的官制。
進軍兩湖
太平天國壬子二年(1852年2月),太平軍被清軍重重包圍而造成糧、鹽、藥、鉛等物資供應因難,于是太平軍按照預定計劃于同年4月分隊出城。太平軍以羅大綱所部為先鋒沖破壽春古蘇沖,并于龍寮口大洞山布置伏兵大敗烏蘭泰。永安突圍成功後,太平軍先驅部隊扮作向榮軍士并意圖騙開桂林城門,但被向榮和廣西巡撫鄒鳴鶴識破而閉城死守,于是太平軍圍困桂林并在象鼻山上架設大炮轟擊城中衙署。太平軍在南門外擊斃來援的清軍都統烏蘭泰,但太平軍因桂林城池堅固而在包圍一個多月後主動放棄桂林,之後在6月初太平軍攻下全州,而南王馮雲山卻中炮犧性。太平軍為抓緊戰機而全軍北上湖南,計劃沿湘江水陸并進攻取長沙,但清軍知府銜江忠源領兵埋伏在窄狹的蓑衣渡,炮擊太平軍的火藥船而引起船隻燃燒。洪秀全等人率軍上岸與江忠源鏖戰持續兩晝夜,太平軍軍械船隻大量毀棄,人員減少到不滿萬人。
太平軍在蓑衣波遭受挫折後由陸路進入湖南,後接受湖南各地的起義群衆加入太平軍,并趁機在湖南廣泛發布三篇革命檄文《奉天誅妖教世安民》《奉天讨胡撒布四方》《救一切天生天養救一切中國人民》,揭露清政府統治的“罪行”并号召各省英雄豪傑共建革命大業。此後清軍賽尚阿佯裝往永州督戰卻命總兵和春追擊太平軍,但太平軍接連攻占永州、道州和郴州,此後天王、東王派西王蕭朝貴和将軍李開芳、林鳳樣率兩千勁騎攻取防守薄弱的長沙。9月11日,蕭朝貴的先行部隊紮營于城南妙高峰并炮擊長沙,蕭朝貴為鼓勵士氣而親自上陣督戰,但被清軍炮擊犧牲。清軍下令讓署理湖南巡撫駱秉章、賽尚阿、湖南巡撫張亮基以及向榮、鄧紹良、和春、江忠源等人共同保衛長沙,而徐廣缙被授予飲差大臣署理湖廣總督頭銜。
11月底,太平軍夜撤長沙之圍并乘船渡過洞庭湖,後順利攻占嶽州,太平軍的數量和規模逐漸擴大,同時太平軍還建立“水營”。太平軍乘勝前進至湖北,連克漢陽、漢口後渡過長江天塹的浮橋攻打武昌,而陸營駐紮在城郊洪山炮擊武昌守軍。湖北巡撫常大淳和湖北提督雙福将清兵盡撤入城,焚燒郊外民房并征派紳士率七千臨時招募的“鄉勇”巡邏守禦。清政府加向榮提督幫辦軍務銜與徐廣缙率軍救援武昌,命兩江總督陸建瀛、署河南巡撫琦善為欽差大臣馳援湖北。太平軍在群衆協助下完全掌握城内要害的分布情況,于是聲東擊西以掩護挖掘地道。太平天國癸好三年(1853年1月12日)清晨,軍士八人從轟塌的文昌門城牆缺口攻占武昌城。太平軍入城後嚴明軍紀,嚴禁奸淫并在各街道上設官巡查,沒收清政府金銀,剝奪官紳富戶貴重财物,同時又分别組織武昌城内居民,以二十五人為一館,男歸男館,女歸女館,并且散發《天條書》《三字經》等讀物,經常召集群衆聽“講道理”。
攻占南京
太平天國壬子二年(1853年2月10日),太平軍主動放棄武漢而水陸兩路直搗南京,欽差大臣向榮雖然領兵尾追但不敢迫近,而駐紮九江上遊的兩江總督陸建瀛命總兵恩長領兵兩千迎敵,但太平軍一戰而斃恩長,陸建瀛獲悉後逃回南京,之後太平軍先後占領九江、安慶。3月,太平軍将陸營紮在南京南門外的雨花台,水師遍布于水西門外一帶,攻城的同時周濟安撫貧民。3月19日,太平軍轟塌北城儀鳳門城牆,在城内群衆接應下大軍入城,同時大軍從水西門斬關而入占領外城,殺陸建瀛和在桂林頑抗太平軍的前廣西巡撫鄒鳴鶴。次日攻克内城并誅殺江甯将軍祥厚而完全占領南京。太平天國定都南京,改南京為天京,由東王佐理政事。定都天京以後,太平軍相繼占領天京外圍的重要軍事據點,地官正丞相李開芳、天官副丞相林風祥等人占領鎮江、古揚州。水師駐紮于長江,把天京、鎮江和楊州在軍事上聯成一片以便互相策應。清軍向榮率領所部一萬七千多人紮營于紫金山一帶(江南大營),琦善、内閣學士勝保等人亦領兵屯駐楊州城外(江北大營)。
鼎盛階段:出師北伐
定都天京以後,太平天國領袖決定派遣精銳北伐推翻清朝統治,同時還出師西征奪取長江中、上遊各省以鞏固天京。太平天國癸好三年(1853年5月初),天官副丞相林鳳祥、地官正丞相李開芳率領兩萬太平軍精銳自揚州出師北伐,春官正丞相吉文元自浦口、殿左三檢點朱錫琨自天京經六合相繼統軍北上(合計大約四萬餘人)。他們沿途籌集糧米、火藥并避免遭遇清軍重兵以便出奇制勝,直到六月攻克歸德府城(今河南省商丘市),獲得大量鐵炮和火藥。之後太平軍意圖從黃河渡口北渡進入清軍防禦薄弱的山東,但當林鳳樣、李開芳分兵往劉家口探路時,清軍已率先将河中船隻焚毀,後太平軍攻打開封城未果後撤圍到朱仙鎮會合,但由于孤軍深入而造成補給困難。内閣學士勝保、江甯将軍托明阿、貴州提督善祿、安微巡撫周天爵、陝甘總督舒興阿、直錄總督讷爾經額相繼來到河南,清政府又抽調察哈爾、山西、吉林、盛京等各處兵馬保衛北京。5月28日,北伐軍計劃從汜水、鞏縣着手組織渡河,卻由于船少人多緻使二三萬人遭到清軍截擊而被迫南下,但三四萬的主力順利渡過黃河。
為獲得軍糧北伐軍渡河後攻下溫縣和武陟并包圍懷慶,于是清政府任命讷爾經額、勝保、托明阿、善祿以及山東巡撫李德趕往前線,他們利用六萬兵力包圍北伐軍,北伐軍成功擊敗清朝軍隊後,由于城内已無糧而選擇撤離懷慶。李開芳等人計劃分路(直赴彰德和衛輝,或繞道山西)進攻北京,但由于讷爾經額阻擋北路而進入山西太行山區,清帥勝保趕往洪洞北部設防。北伐軍在洪洞會齊後向東進入直隸,他們僞裝成清軍成功騙過當地官員并獲取物資供應,又誤導讷爾經額而攻克臨洺關。北伐軍占領沙河後繼續北進,清政府派遣綿愉、奕䜣和僧格林沁在正定增加兵力以保衛北京,但北伐軍從正定東南向趙州、晉州前進并占領十餘個州縣,直到10月底抵達天津(估計人數在四萬左右)。此時天氣寒冷且糧食補給不足對南方農民組成的北伐軍造成嚴重阻礙,北伐軍決定速戰速決并大舉進攻天津,擊斃天津地方官謝子澄,後他們派人回天京請援并計劃在援軍到達後再奪取京津。
太平天國甲寅四年(1854年2月初),北伐軍囿于寒冷環境而被迫南撤,在河間束城鎮遭到僧格林沁和勝保的包圍,雖然通過建立防禦工事擊敗勝保等人,但吉文元在阜城戰鬥中陣亡(後追封為祝王)且北伐軍在東光連鎮被清軍重創。太平天國獲悉北伐軍南撤後派曾立昌、陳仕保和許宗揚北上救援,然而援軍并未能繼續北上與北伐軍會合。來救援臨清的張亮基、勝保和普祿被北伐軍和援軍擊敗,援軍在臨清隻待了七天,然後以草人和神像做假象,靜靜地撤出臨清。北伐軍在山東高唐使用地道戰與清軍對峙反擊,林鳳祥在連鎮與僧格林沁大軍相持但連鎮被淹而突圍失敗。太平天國乙榮五年(1855年1月),西連鎮陷落,東連鎮在堅守兩個月北也陷落,林鳳樣在被俘後被北京反動派磔死(太平天國追封他為求王)。李開芳在連鎮失敗後突圍南下,而後在馮官屯組織反攻,但僧格林沁增援大量兵力并水淹馮官屯,緻使北伐軍全軍覆滅,李開芳被俘後就義。
偏師西征
太平天國癸好三年(1853年5月中旬),夏官副丞相賴漢英和曾天養等人率領戰船一千餘艘沿江西上,由于太平軍紀律嚴明而獲得人民群衆的熱烈歡迎,因此六月下旬西征大軍就圍攻南昌。江西巡撫張芾和湖北按察使江忠源負責南昌的防守,清政府調集大量軍隊以增強防禦。太平軍石祥祯和韋俊增援西征軍并在江西人民的支援下解決物資供應問題,但由于敵軍的堅守而無法攻克,于是曾天養率軍占領豐城、瑞州、饒州、樂平、景德鎮和浮梁等地,九月下旬西征軍撤離南昌。西征軍在石祥祯等人的領導下占領九江,然後沿長江湖流西進相繼攻占漢口、漢陽并準備進攻武昌,由于太平天國兵力不足而暫停進攻武昌并撤退到黃州一帶。西征軍在皖北戰場上迫使安徽團練呂賢基投水自殺,江忠源被升為安徽巡撫負責防守廬州。12月,胡以晃和曾天養大軍圍廬州,同時西征軍擊敗清壽春鎮總兵玉山和陝甘總督舒興阿後攻打廬州,次年1月西征軍攻克廬州并迫使江忠源投水自殺。
此後,國宗石祥祯、韋俊、春官和副丞相林紹璋聯合西征軍再征湖北,由于駐守堵城的湖廣總督吳文鎔拆民房取暖而激起民憤,緻使人民群衆倒戈幫助西征軍全殲吳軍,後太平西征軍進攻湖南。太平天國甲寅四年(1854年2月),西征軍攻打曾國藩的湘軍,但石祥祯擔心兵力不足而全軍撤回湖北,此時曾國藩被調走救援武昌。4月,西征軍再次占領嶽州并到達長沙北面的靖港,湘軍塔齊布、周鳳山和湘軍水師褚汝航與西征軍主帥林紹璋交戰七天,但湘潭還是被清軍攻陷而林紹璋突圍走靖港,靖港的太平軍大破湘軍,曾國藩意圖投水自殺被部下所救。雖然靖港之戰獲勝但太平軍因兵力不足而被迫放棄消滅湘軍的行動,湘軍趁機休整。曾天養率部從東向西先後占領許多州縣,直到6月下旬攻占武昌,而之後石達開派地官副丞相黃再興來湖北安民鞏固新領區,曾天養得以援助對湘軍的進攻。
8月上旬,曾天養發現敵軍進易退難的弱點,率軍在城陵矶擊敗湘粵水師,但無法改變湘南戰場不利的形勢,後曾天養在作戰中陣亡,西征軍隻得撤出湖南。10月初,湘軍和湖北軍分三路猛攻武漢,太平軍先後失去武漢三鎮(武昌、漢陽、漢口),武昌守将石鳳魁和地官副丞相黃再興見武昌危急臨陣脫逃,後被抓回天京并處以死刑。楊秀清派遣燕王秦日綱趕到北岸的斯州和田家鎮、南岸的半壁山布防,索纜以浮筏為基礎将蕲州、田家鎮、半壁山三點連成了一個"丁"字形的防線。11月下旬,田家鎮區爆發大規模血戰,西征軍打敗強敵但石鎮侖、韋以德陣亡,半壁山失陷。十二月初,湘軍水師大舉進攻,焚毀太平軍水師船隻四千多艘,西征軍向蕲州和田家鎮退卻。太平軍在武漢和田家鎮被湘軍火攻後,失去全部精銳水師和長江上遊重鎮。
太平軍面對嚴重局面,決定全力打擊湘軍,建立西征指揮部,統一指揮。天王、東王派遣石達開、胡以晃率大軍趕往湖口。羅大綱從饒州領兵來湖口協防,陳玉成渡江助林啟容守九江。湘軍塔齊布、羅澤南、李續賓、蔣益澧和胡林翼進駐九江城下,北岸秦日綱領兵對峙。曾國藩指揮湘軍水師深入索戰,石達開考慮到敵強我弱,決定首先智取湘軍水師再全面反攻,他先使敵人疲憊,然後引誘一部分敵船深入都陽湖,重新封鎖湖口,分割湘軍水師。太平天國乙榮五年(1855年2月11日)夜,石達開、羅大綱攻擊曾國藩的座船,太平軍乘勢擊敗湘軍水師,迫使曾國藩再次試圖自殺。
四月初,西征軍取武昌,斬巡撫以下官員,陳玉成進攻附近府縣,迫使清政府增兵湖北。9月底,曾國藩命羅澤南進攻武昌,石達開率軍進入江西并會合天地會起義軍,連克瑞州、臨江、宸州、吉安等府,設立鄉官,撫安百姓,于是曾國藩撤九江之圍而布防南昌。太平天國丙辰六年(1856年2月下旬),西征軍在樟樹鎮發生戰鬥擊敗周鳳山,後又擊敗羅澤南、胡林翼的聯合進攻,石達開大軍占領贛中、贛北,受到江西人民的歡迎。 太平軍長達三年多的西征,先後據有長江中遊的武昌、九江、安慶三大重鎮,以及安徽,江西和鄂東的大部地區。
破兩江大營
太平天國癸好三年(1853年夏季),閩浙總督慧成、左副都禦史雷以誠、江北大營領導人琦善等用重炮轟擊揚州城牆,太平軍在揚州的指揮官曾立昌四面出擊,而賴漢英領軍冒着炮火救援揚州,他們乘船襲擊儀征和瓜洲緻使雷以誠等敗逃,掩護曾立昌等揚州軍民安全地退到瓜洲。此後鹹豐帝命令江南大營頭子向榮加緊進攻天京,向榮勾結潛伏在天京的奸細張繼庚,企圖裡應外合一舉攻陷天京,但張繼庚集團被東王楊秀清粉碎。太平天國癸好三年十一月二十日(1853年12月24日),楊秀清假借天父名義杖責洪秀全,迫使其無條件地屈從于他的意旨,以顯示自己至高無上的權威,這使得洪秀全感到不滿,二人矛盾逐漸激化。太平天國丙辰六年(1856年2月),太平天國從西征戰場上調回燕王秦日綱、冬官正丞相陳玉成等解救鎮江并攻打江北大營,陳玉成帶領幾名壯士駕起輕舟穿過清軍炮火,将軍事部署交給太平軍鎮江守将吳如孝。
同年4月初,秦日綱和吳如孝内外夾攻擊潰圍城的清軍,并聯合圍困瓜洲的江北大營,江北大營的指揮托明阿戰死,雷以誠等率領殘部敗走,之後太平軍再克揚州迫使吉爾杭阿自殺,至此江北大營被徹底擊破。太平天國乘勝追擊并再從西征戰場上調石達開率戰士三萬人,聯合燕王秦日綱攻打江南大營,石達開被召回天京以參與對江南大營的戰役,他的嶽父黃玉昆接手指揮江西的戰鬥。石達開大軍取道皖南北進,與南渡的秦日綱、陳玉成等部合圍江南大營,東王楊秀清也源遣軍隊出城接應,向榮交戰不利而率殘部逃奔丹陽。江南大營被摧毀後,秦日綱等順手取得句容并進軍丹陽,向榮走投無路被迫自缢而死,太平天國的軍事勝利由此達到最高潮。
衰亡階段:天京事變
太平天國丙辰六年七月(1856年8月間),随着西征和天京外圍的軍事勝利之後,楊秀清不滿足于自己的九千歲稱号,借天父下凡召洪秀全到東王府來并要求封自己為萬歲,洪秀全決定密招在江西督師的韋昌輝和在丹陽督師的秦日綱回京殺楊秀清。月初三日(9月1日),韋昌輝和秦日綱率領心腹深夜回到天京,他們将隊伍迅速而嚴密地布滿天京城内各要塞,然後進入東王府,并于次日淩晨誅殺楊秀清和他的家屬及待從官兵。三年之後,洪秀全認識到太平天國不能沒有楊秀清,為了借楊秀清的英名撤勵将士,便把楊秀清的忌日定為“東升節”。楊秀清被殺後其部下基本被韋昌輝誅殺殆盡,此外還有兩萬無辜的人被韋昌輝、秦日綱屠殺。韋昌輝不聽石達開的指責而意圖将其一并殺死,石達開獲悉後連夜逃往安慶起兵靖難,于是韋昌輝把石達開留在天京的一門老小全部殺死,又遍貼告示誣蔑石達開叛變降清。秦日綱奉洪秀全之命追捕石達開,并在長江北岸的西梁山擊敗石達開的駐防軍。石達開以四萬勁旅聲讨韋昌輝及其追随者的罪行,受到太平天國軍民的一緻擁護,秦日綱移兵攻打清軍以便讨好石達開。
石達開在領兵回京的路上,上書天王請誅韋昌輝和秦日綱。十月初五(11月2日),洪秀全下诏将韋昌輝及其追随者二百多人斬殺并将秦日綱逮回天京斬首,将韋昌輝的首級專程函送石達開。之後石達開輔政并被洪秀全改封為“義王”,但這引起洪秀全的不安,為牽制石達開,他另封自己長兄洪仁發為安王,次兄洪仁達為福王。安、福二王心胸狹窄,眼光短淺,無能而又固執,石達開對安、福二王的行事深為不滿且對天王的猜忌狐疑感到不安的,洪秀全與石達開之間的矛盾也逐漸激化,最終導緻石法開負氣出走。1857年5月,石達開經安慶往江西,沿路張貼布告表達自己忠貞的本意和所遭受的委屈,同時又公開号召分裂,但他仍奉太平天國正朔,沿途仍以“滅妖”、“報主”和争取“一統太平”相号召。
一八五六年十一月,清軍乘革命之危攻陷武漢,和春、張國梁又複活江南大營,連陷句容、溪水,圍困鎮江。 石達開進入江西境後,沿鄱陽湖和贛江東岸南下,于一八五八年二月自江西玉山進入浙江西南部。他自統大軍攻衢州,命石鎮吉分軍克遂昌、處州、婚雲、雲和、松陽、永康、武義等地。他們在處州建立地方政權,設處州那總制安撫軍民并招兵買馬,但此時浙江巡撫晏端書調兵固守衢州并反撲處州。
一八五九年春,石達開久攻衢州不克後率軍馳突湘南,湖南巡撫駱秉章調劉長佑、劉坤一等率湘軍全力抵禦,互有勝敗。同年秋石達開命石鎮吉等圍桂林,而進擊桂中的部将陶金湯被廣西本地起義軍誅殺,石鎮吉被迫撤桂林之圍進攻桂中,并進軍桂南上林、武緣(今武鳴)、百色,但在失利東返途中被清軍俘虜就義,直到一八六O年夏,石達開才攻克南甯。雖然石達開軍隊英勇奮戰但由于流動作戰缺少糧米武器,同時石達開本人意志消沉,緻使軍隊内部出現矛盾,楊輔清等人與石達開分手并返回到安徽。石達開和張遂謀一道殺害主張重返天京的高級将領,緻使他的部下紛紛自行離隊。一八六三年六月,他率領的部隊在大渡河紫打地(今安順場)全軍覆沒,石達開本人也被俘并檻送成都就義。
二次高潮
一八五六年十二月,石達開撤走武昌城外駐軍,堅守了一年多的武漢被清軍攻占,此後自1857年9月至1858年9月,江西幾個重要城鎮袁州、瑞州、湖口、臨江、建昌、撫州、吉安相繼淪陷,之後駐守九江的太平天國貞天侯林啟容等人雖然率軍與清軍奮戰,但清軍沿城從東到南偷掘地道并地雷轟塌城牆,直到最後巷戰不利而全軍一萬七千餘人陣亡,而安徽方面的廬州、三河、廬江、和州、巢縣、舒城、六安等地相繼被清軍攻陷,太平軍李秀成部被圍困于桐城。一八五八年,陳玉成部會合撚軍主力張樂行等部攻占懷遠、臨淮、鳳陽并奪回廬州,但此時天京被清軍提督張國梁、總兵李若珠、副将張玉良等圍困,洪秀全采納李秀成的建議暫時罷黜王長兄洪仁發和王次兄洪仁達,封陳玉成為前軍主将,李秀成為後軍主将,李世賢為左軍主将,韋俊為右軍主将,蒙得恩為中軍主将兼正掌率,太平天國新的領導核心于是形成。
1858年8月上旬,太平軍各将領在極陽集會後,陳玉成由潛山過舒城而破廬州,然後由界牌而下滁州;9月25日,李秀成由全椒整隊前來會合,在烏衣擊敗德興阿、勝保并斬敵三四千人,太平軍乘勝又擊潰清五千援軍。陳玉成、李秀成兩部太平軍和天京太平軍合圍浦口清江北大營,欽差大臣德興阿的清軍在太平軍的攻擊下損失一萬餘人,清朝的江北大營徹底被摧毀。與此同時,曾國藩命将軍多隆阿、總兵鮑超由宿松進逼安慶,命浙江布政使李續賓由英山進攻太湖。11月15日清晨,陳玉成在金牛鎮與李續賓展開決戰,李續賓大敗後上吊自殺,太平軍全殲湘軍精銳六千餘人,又連克舒城、桐城等地。三河之戰後,陳玉成為确保安慶的安全而攻占廬州,擊敗欽差大臣勝保。
1859年4月,洪秀全族弟洪仁玕從香港來到天京,并向其獻上《資政新篇》以效仿西方發展資本主義,此後由福爵而進義爵、加主将,再進封開朝精忠軍師、頂天扶朝綱幹王并總理全國政事,而陳玉成被封為英王,李秀成被封為忠王。之後江南大營數萬清軍渡江攻打江浦、浦口,陳玉成由梁園出兵東下揚州,趁圍攻六合的李若珠分兵增援揚州時迅速回擊六合,擊敗江南大營馮子材部的援軍。陳玉成、李秀成自六合聯合進攻上浦口并斬殺清朝湖北提督周天培,為徹底消滅江南大營,李秀成率兵由蕪湖抄小路攻下杭州,趁清軍中計之時折回安徽建平商議進攻江南大營。1860年5月上旬,李秀成、陳玉成、李世賢、陳坤書、劉官芳和楊輔清等率軍與天京城内的太平軍内外夾擊,一舉殲滅包圍天京八年之久的江南大營。江南大營的消亡和蘇州據點的建立标志着太平天國革命後期的新高潮。
安慶保衛戰
1860年清軍計劃占領安慶,安排曾國荃部專門攻擊安慶;多隆阿在北方阻止太平軍南下援助;降将韋俊攻擊枞陽以防太平軍援軍;湖北巡撫胡林翼駐軍太湖、潛山;鮑超、左宗棠等駐紮皖南以待東進;曾國藩駐紮祁門以指揮南北各軍。1860年9月,英王陳玉成率領太平軍的北路西征軍渡江北上,但在安慶的外圍損兵折将。次年3月,陳玉成在霍山大破清副将餘際昌緻使武漢的清軍震恐,但他聽從巴夏禮的建議停止攻打武漢;南路西征軍由李世賢、楊輔清等組成并在皖南、贛東北一帶活動,他們于1860年9月下旬攻克皖南甯國府、徽州、體甯、績溪;同年12月,李秀成率領的北路西征軍誤認為祁門難攻而改道徽州,在次年3月下旬圍攻建昌未果後退兵西行,5月中占領江西西北部多個縣城,之後李秀成分兵北進湖北并占領湖南的所有縣城,進攻武漢的計劃受到英國駐漢口領事金執爾的阻撓而作罷,于7月中撤退到江西瑞州。1861年4月,陳玉成的西征大軍到達安慶外圍的集賢關,而曾國藩命令鮑超等馳援安慶。
5月初,陳玉成在安慶東北郊的菱湖與曾國荃進行水陸戰鬥,林紹章、黃文金等從桐城南下攻擊多隆阿,經過的激戰十多天未果後陳玉成向桐城轉移,留下部分太平軍防守集賢關外的赤岡嶺。5月下旬,陳玉成與洪仁開、黃文金等三萬餘人分三路進攻棋盤嶺而被多隆阿擊敗,後陳玉成返回天京請求天王增援,敵軍趁機攻擊赤岡嶺、集賢關,直到7月上旬,安慶外圍的據點幾乎全部被清軍攻占。此時安慶外圍的清軍明顯占據優勢,而太平軍疲勞不堪且損失重大,但陳玉成決定與楊輔清、黃文金、林紹章、吳如孝等分兵三路向安慶外圍集中,十多天後成功進入集賢關并鋪築四十餘個壘。9月5日,清軍用火藥炸塌安慶城西北門并沖入城内,城内的守軍全部陣亡。陳玉成撤出安慶後由于士氣低落而退回廬州,他派出陳得才、遵王賴文光進軍豫陝招兵買馬(後來有名的西北太平軍)。太平天國壬戌十二年正月(1862年2月下旬),清軍多隆阿部進逼廬州,太平軍堅守兩個多月後被擊敗,陳玉成突圍後在壽州被叛徒苗沛霖出賣而被俘就義。
中外聯擊
太平天國辛酉十一年(1861年8月),在中外反革命協同下洋槍隊改組并以歐美人為軍官、中國人為士兵,很快就擴充至二千餘人并配備當時最新式的西洋火器。幾個月後,英法侵略軍從天津陸續調至上海并組織一支一千七百餘人的幹涉軍,由英國駐華侵略軍司令何伯和法國海軍上将蔔羅德指揮,于同年11月任命主帥曾國藩節制蘇、皖、贛、浙四省軍隊,接着又命左宗棠援浙江,李鴻章援上海。12月,李秀成率軍東克浙江杭州,并連克紹興、甯波等地,蘇州南面的威脅暫時解除,但于中外反動派的勾結緻使敵人的防禦力量也大大加強。太平天國壬戌十二年(1862年1月),太平軍第二次進軍上海并發布告示勸谕上海、松江人民歸順太平軍,一個月内先後攻克上海以東的奉賢、南彙、川沙、金山并進占吳淞江口的東岸重鎮高橋。何伯、華爾竊取軍事情報後率領英法軍和洋槍隊并配以新式炮船轟擊高橋太平軍陣地,太平軍失利被迫退出高橋。
至4月之間太平軍與中外發動軍隊進行七寶戰役等幾次戰役,5月6日,有英、法、俄等各國三千士兵會同華爾洋槍隊攻陷青浦,守城太平軍全部慘遭殺害,外國幹涉軍還侵占嘉定、奉賢等地并肆行搶掠屠殺。之後他們決定仿照上海洋槍隊的成例,先後組織了中英混合軍(綠頭勇)、中法混合軍(常捷軍)。甯波之役以後,外國幹涉者又從上海調來以華爾為首的常勝軍,加強浙江戰場的攻擊力量,随後太平軍在慈谿的保衛戰中擊傷華爾(幾天後因傷重斃命),美國人白齊文接替華爾。
蘇州之戰中慕王譚紹光率領太平軍盡力固守蘇州的外圍據點,但密謀叛變的鄒永寬等人将其剌殺并向李鴻章獻城投降,之後太平軍先後在金壇、常州、華裡三次戰役中斃傷戈登的“常勝軍”七百餘人。至太平天國癸開十三年(1863年初)的3個月内,清軍聯合外國侵略者曾數次進攻紹興,後來由于太平軍内部叛徒與敵軍裡應外合才迫使太平軍退出紹興。紹興戰役之後,英國幹涉者基本上退出浙江戰線,而法國幹涉者則獨占浙江。雖然康王汪海洋堅持抗擊但因勢孤力弱而再次年3月底放棄杭州,堵王黃文金領導下的浙江湖州太平軍堅守孤城數月,一直到天京淪陷後,八月底才主動撤出。
天京陷落
太平天國壬戌十二年四月(1862年5月底),湘軍主力部隊包括由曾國荃領導的陸軍和由彭玉麟指揮的水師開始進攻天京,陸軍駐紮在雨花台,水師泊在護城河。此時李秀成在蘇州主持軍事會議讨論如何解圍天京,而洪秀全希望集中力量迅速擊敗曾國荃,解除對天京的威脅,因此命令李秀成親自帶領大軍馳援天京。同年洪秀全任命李秀成的部下陳坤書、童容海、譚紹光等十餘人為王,李秀成将他的家屬送回天京以消除洪秀全的疑慮。之後李秀成決定分兵三路援救天京,楊輔清、陳坤書分别攻擊甯國和金柱關以阻止清軍援助,李秀成則帶領主力攻擊曾國荃。不久侍王李世賢率軍從浙江來到天京與李秀成會合,太平軍的實際人數也達到二十萬,李秀成對兩路敵營發動全線攻勢,用炸藥破壞敵軍工事,清軍拼死抵抗使戰争陷入僵持狀态。
11月初,李秀成聯合李世賢對東線敵軍的陣地進行攻擊,利用地道策略炸毀兩座敵軍營壘,雖成功突破敵方陣線但最終被迫撤出,之後攻擊長江西線的清軍營地以切斷其與水師的聯系也未能成功,最後由于氣候寒冷太平軍的糧食供應困難而停止進攻曾國荃。不久洪秀全下令李秀成渡江進軍安徽、湖北,聯合西北太平軍陳得才部隊震懾武漢并切斷湘軍補給線,迫使長江下遊和天京外圍的敵軍回援。12月初,李秀成率領兩萬多人渡江并成功攻克含山、巢縣、和州,但後續部隊未能及時跟上,直到太平天國癸開十三年(1863年3月),李秀成和陳坤書等才陸續渡江。此時清軍已采取相應的防禦措施,正當太平軍圍攻石潤埠時,敵軍大規模集結,同時太平軍中疾病流行,太平軍不得已撤圍向西北方向前進,攻擊廬江、舒城、六安,并計劃由六安西北進入潮北,彙合陳得才領導的西北太平軍。
直到太平天國癸開十三年五月(1863年6月),太平軍在發動大規模進攻失敗後被迫轉為防守,昆山、常熟、蘇州、無錫等城池相繼被清軍控制,此時李秀成向洪秀全提出放棄天京而西向江西、湖北建設根據地,但遭到洪秀全的拒絕。直到1864年3月初,天京被完全圍困,洪秀全因食“甜露”得病于6月初去世。太平軍的最高統帥李秀成輔佐新天王洪天貴福領導全軍保衛天京,同時由陳得才領導的太平軍從陝西趕來救援天京。但清廷從6月中旬到7月上旬連續攻擊天京,并利用高地優勢進行炮轟,同時挖掘地道準備炸城,雖然天京守軍英勇抵抗但由于持續戰鬥而損失嚴重。太平天國甲子十四年六月十六日(1864年7月19日),敵人炸毀天京城牆,天京最終被清軍占領,清軍在天京大規模的燒殺搶掠,而洪天貴福趁亂逃走,李秀成被曾國藩俘虜并處死于天京。
殘部戰鬥
洪天貴福逃離天京後與幹王洪仁玕、黃文金進駐湖州,之後他們準備先與江西撫州一帶的侍王李世賢聯合,再向北穿過長江會見西北太平軍陳得才。1864年8月,李世賢和康王汪海洋為避開敵軍而轉移到江西南部,離開湖州的洪仁玕、黃文金和年幼的天王孤立無援,最終于10月上旬在浙江和江西的邊界地帶被俘。之後李世賢、汪海洋經廣東進入福建南部并于此建立臨時基地,12月初李世賢率軍在漳州附近擊敗清軍并斬殺陸路提督林文察,後左宗棠率三路軍隊進攻福建,意圖将太平軍壓縮在閩南的沿海地區再一舉消滅。随着清軍的援軍增多和戰場形勢的轉變,李世賢和汪海洋不得不放棄譚州,清軍随後攻占龍岩、漳浦、雲霄、南靖、上杭等縣城,李世賢在永定之戰中全軍覆沒而隻身逃生,兩個多月後與汪海洋、賴文光組建“複興軍”。
1865年初,賴文光、張宗禹和丘遠才率軍在魯山擊敗清軍并斬殺恒齡等人,之後又在魯西的曹縣高莊擊退清軍并搶奪大量馬匹和軍械。1866年春,撚軍在麻城、黃州、郓城、開封南面的沙河防線等地擊敗清軍并繳獲大量物資,因此清朝決定以李鴻章代替曾國藩對付撚軍。同年10月,撚軍在河南陳留分為以賴文光為首的東撚和以張宗禹為首的西撚。由于清軍在山東的微山湖以北,黃河以南的運河段加強防守,東撚軍無法繼續向魯西突圍,停留在蘇北宿遷一帶,直到1868年1月10日,東撚軍領導人賴文光被俘并在揚州就義。以張宗禹、丘遠才等為首的西撚軍赴陝西聯絡起義民衆,他們繞過潼關進駐華陰,而正在鎮壓回民起義的劉蓉獲悉後于1866年11月下旬趕至華陰,而擅長流動戰術的西撚軍重擊敵人後突然逼近西安。1867年1月23日,西撚軍在西安外圍十裡坡設伏消滅劉蓉,之後他們為避免被左宗棠在西安周圍包圍而進入陝北,同年12月他們在救援東撚軍的過程中被清軍包圍。1868年三月,西撚軍在饒陽一戰突破防線戰勝清軍,但西撚軍沒有明确目标而在山東北渡運河被清軍阻止,直到8月16日被殲滅于山東平原。
疆域領土
自1852年12月至1864年8月,太平天國政權先後建立7省47郡(包括3個郡級州)236縣(包括10個縣級州)。太平天國革命戰争遍及十八省,時間曆十九年,但關于其疆域轄區的記載比較殘缺,定都天京之後,太平天國的行政區為二十一省(安徽、江西、湖北、浙江、湖南、福建、河南、珊東、珊西、廣西、廣東、芸南、四川、桂州、陝西、甘肅省,包括新建的天京省、江南省、天浦省、蘇福省、桂福省五個新省,而直隸省被洪秀全改為遷善省),每省十一郡,惟江南省十二郡,但疆域的四至範圍不詳,其中江南省首府為天京(今南京周邊地區)、安徽省首府為安慶、江西省首府為九江、珊東省和珊西省即今天的山東和山西,目前可知太平天國初期轄境西至湖南嶽州,東至江蘇鎮江。
人口
由于太平天國與清朝對峙時期戰争頻發,太平天國政權和清政府雙方都沒有精力統計全國的人口數,但經曆過太平天國起義之後,中國的人口總數大幅度減少,特别是長江中下遊地區的人口損耗嚴重,在太平天國革命爆發的鹹豐元年(1851年),江蘇省的人口有4430萬,而到了同治十三年(1874年)經清政府統計隻剩下1982萬,大部分人都死于太平天國與清政府的戰亂中;清政府關于浙江省的人口統計是在太平天國己未九年(1859年),全省人口總數是3040萬,而戰後的同治十三年(1874年)統計隻有人口1084萬,此外太平天國甲子十四年六月十六日(1864年7月19日)天京失陷之後,清政府統計江西、湖北和福建的人口分别是2448萬、3166萬、1923萬。
内政:執政綱領
洪秀全從原始基督教義和儒家大同社會的理想學說出發,融合中西方思想創制出天朝田畝制度,該制度是太平天國革命的土地綱領和建設農村社會的根本大法,核心的制度要義是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并實行财産公有,同時建立兵農合一的地方政權。太平天國己未九年(1859年),洪秀全族弟幹王洪仁玕向洪秀全提出《資政新篇》,成為太平天國後期的執政綱領,其中洪仁玕提出效仿美國、法國和德國優先發展機械制造業,開發礦産并主張礦業民營,建造火車、輪船和汽車等近代化交通工具以促進商業發展,同時修建公路和鐵路,治理江淮河道以利水運等措施,但由于嚴重脫離太平天國的實際情況而多數未能實行。
軍師負責制
太平天國的政體是軍師負責制,而這政治種制度來源于《三國志通俗演義》和《水浒傳》提倡的限制君權的政治理想,也反映出勞動人民的理想和願望,一定程度上體現出農民民主性質,将農民民主主義和君主制有機結合,但也不同于清朝的封建君主專制和西方的君主立憲制。其中天王隻是一位臨朝而不理政的國家元首,并沒有執掌國家的實權,而整個國家的權力核心在于軍師,也就是東王楊秀清,國家政務由下級層層核議,經軍師決定再由軍師啟天王取旨,最後由軍師實際執行。太平天國的一切号令自軍國大政至刑賞生殺、職官升遷降調,都由正軍師楊秀清裁決。金田起義以前,楊秀清就獲得天父代言人的特殊地位,緻使其掌握太平天國最高的宗教權力,再加上楊秀清的軍事政治才能突出且具有可以節制諸王的軍政大權,而定都天京以後,天朝所有的實際事務都集中在楊秀清手裡。于是楊秀請開始濫用代天父傳言的權力,獨斷專行并争權奪利。
半政半教
太平天國将神主宰一切的想法融入到政治思想中,自天王到天國軍民概與天父、天媽、太兄、太嫂神化為一個家族,将天國神化為天父、天兄、天王共同統治下的一個天堂,但太平天國并非完全的西方式政教合一體制或神權政治。從表面形式上看太平天國裡的東王楊秀清掌握最高神權,而天王洪秀全是一國之君,東王所掌握的神權在天王所代表的政權之上;不過在政權的實際運行過程中東王又掌握最高的行政權,将神權與政權合二為一,直到天京事變之後天王擊殺楊秀清後又掌握神權與政權,再加上太平天國中并沒有類似于教會的宗教組織和神職人員,上帝教的宗教作用是依托于政治權力而存在的,故而太平天國的整體相當于是半政治半宗教的混合體。
官爵制度
早期天王之下設東王、西王、南王、北王、翼王(後增加燕豫二王,前期僅七王),下面設置丞相并由諸王兼任。太平天國前期官制分正職官和職同官,正職官包括朝内官、軍中官、守土官、鄉官和女官等。朝内官首為丞相,其下依次為檢點、指揮、将軍。軍中官為總制、監軍、軍帥、師帥、旅帥、卒長、司馬等職,其中郡總制、州縣監軍又稱守土官;軍帥、師帥、旅帥、卒長、司馬為鄉官,由本鄉人充任鄉官,負責料理民事。定都天京以後,又在王爵之下丞相之上增加一級“侯爵”。職同官又分典官和屬官,典官包括典聖庫、典鉛碼、典鐵匠、掌醫、典簿書、總聖糧、典刑罰、典油鹽、典買辦、典木匠、督造戰船、鑄銅炮、典繡錦、典玉局、典天廚、典天輿、典車馬、典東鑼、各殿丞宣、各殿仆射、各殿指使等,他們負責管理生産和保護京城安全等事宜,軍中典官每軍三十五人。天京事變後,太平天國政權在王爵之下設置六等爵(義、安、福、燕、豫、侯)。此後又在王爵之下、義爵之上逐漸增加天将、朝将、神将、主将、佐将等等官階。同時,原來是正式官階的丞相、檢點、指揮、将軍等演變為高級官員的屬官。
科舉
太平天國的科舉思想和取士标準不同于清朝,其報考範圍不限制考生的門第出身,試題也不從四書五經中選擇,而來源于頒行诏書以闡述太平真主救世的道理(治兵安民策、誅殘妖以安良善策、四海一家皆兄弟等),策論、賦詩方面的考試大多從最近發生的時事中選擇,重在務實,不取空談。太平天國前期,男子考試有天試、東試、北試、翼試等,太平天國在建都天京後舉行女試,天京女子傅善祥考中第一名,之後被派往東王府任東殿内簿書,替東王楊秀清批判軍國大事。太平天國科舉考試從鄉試開始,鄉試是鄉官的考試,鄉試以軍帥為考官,繼為縣試、郡試(類於清朝的縣、府試)都是守土官的考試。縣試以縣監軍為考官,郡試以郡總制為考官。鄉、縣、郡試後為省試,省試後為天試。除此之外,太平天國還有招賢的制度,凡有一材一藝,都網羅錄用,比如木匠、瓦匠、銅鐵匠、吹鼓手。洪仁玕執政後,将楊秀清時期以諸王名義的科舉考試統一為天試一項,改秀才為秀士、改補廪為俊士、改拔貢為傑士、改舉人為博士、改進士為達士、改翰林為國士、武秀才等改成英士、猛士、壯士等。
法律
太平天國的法律專為整肅内部尤其是為防止軍民通敵,其法律特點是既治軍又治民,最初太平天國制定的法律是十款天條和太平條規,直到定都天京後又增加至六十二條太平刑律。太平天國的法律規定非常嚴格,但堅定保障人民的權力,謹慎嚴明地處理民間訴訟案件,并采用登聞鼓制度以平反冤獄,但太平天國的法律條文帶有一定的宗教迷信色彩,比如其中的“凡各衙各館兄弟,倘有口角争鬥,以及持強鬥架,俱是天父所深惡,不問曲直,概斬不留”“凡兵士打仗殺妖之時,俱要虔誠跪求天父看顧,助陣殺妖”等。太平天國中如果有民間訴訟的案件,先由基層兩司馬、卒長兩級官員負責審理,審理未果再向上級報告,經過軍帥和典執法聯合判斷并将其獄辭送至天王處,天王降旨命令各級官員詳查案情,如果沒有出入再上奏天王判決,軍師則遵照天王的旨意處決。太平天國的刑罰主要包括枷杖和死刑兩種,枷重不過十多斤,時間從一個禮拜至七個禮拜不等,而杖止用清朝衙門小闆杖臀部,死刑最重的是點天燈,其次是五馬分屍、斬首示衆。
民族
鴉片戰争之後,清政府加緊對民衆的剝削壓迫,緻使地方社會的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銳,各地農民起義和反抗運動頻繁,而其中太平天國起義軍以推翻清政府統治為目标高舉義旗,提出“反滿複漢”的口号,太平軍在《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奉天誅妖救世安民谕》《谕救一切天生天養中國人民谕》及《欽定英傑歸真》等文書中稱滿洲為“夷狄”“胡虜”“異族”“妖胡”等,稱清朝為“妖朝”,稱鹹豐皇帝為“妖首鹹豐”,而對漢族則稱“華人”“天朝人”,稱漢居之地為“中土”“中國”“神州”等,并明确指出滿洲“乃我中國之世仇”。同時他們還提倡對待各少數民族一視同仁的民族平等政策。
經濟:土地
具體平分土地的辦法是把田畝按産量分為九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産量減一百斤降低一等,分田則依照人口而不論男女,凡男女每一人自十六歲以上受田,多過十五歲以下授田一半,農村公社的基層組織是二十五家,每二十五家中設有一所國庫以保管公有财物。
聖庫
“聖庫制度”是太平天國實行廢除私有财産的一種制度,也叫“國庫制度”,其中“聖”是太平天國宗教對上帝的尊稱,“聖庫”就是上帝的倉庫以表示人民公有共享。“聖庫制度”始于金田起義之初,起義軍将田産屋宇變賣為現金并将所有繳納于聖庫,全體衣食都由聖庫平均開支,凡藏銀過五兩不繳交聖庫的就按律治罪(包括處以斬刑),天朝聖庫設在天京水西門燈籠巷,設總聖庫四員(内分正、副、又正、又副),總聖庫協理二員,專司其事。從天王到士兵不準私蓄财産,食器物一切費用(包括醫藥、殘廢院、老人館)全由公家供給。到太平天國後期,軍中凡奪得敵人的物資,隻有谷、米、牛、羊、豬、雞等食物歸公,而銀錢衣服則各自收藏,“聖庫制度”遭到破壞。
手工業
太平天國完全改變原有的手工業生産關系,在天京設立諸匠營與百工衙,對手工業實行公有制,進行不以交換為目的的生産,諸匠營隻從事生産,而百工衙則于生産之外,還兼理收納轉發工作,在天京外各城市卻采取監督管理的政策。至于太平天國管理城市手工業的主要措施是頒發照憑以規範經營,比如安徽省文将帥張潮爵發給懷甯縣榨戶朱物吝朱玉桂榨坊照憑,榨坊在政府監督管理之下保證生産規模。
農業
太平天國是農民起義軍建立的政權,因此在太平軍每攻克一座城池就恢複當地的農事生産,實行保護農民的政策,同時重視水利并在各地興修河堤、海道、海塘等設施以保護農田,比如在安徽督修河堤、在黃浦江南開通張堰和松隐南的顔簖河道等;此外,太平天國頒布保護耕牛令并在曆書上傳播生産知識,而太平天國在初期征收不定額的農業稅,以種地一石至年底交錢一千文,其征收農業稅的對象是五畝以上的農民,五畝以下的貧農是免稅的,直到太平天國後期改為定額的稅制,并廢除清朝政府浮收漕糧等苛捐雜稅,比如甯波郡各縣自五畝以上納米二鬥。
商業
天京初建時洪秀全在天京曾經廢除過商業,但在天京以外地區卻采取政府監督管理的政策,如果居民在太平天國境内開商店,必須先領“印照”(一種臨時性質的營業許可證),之後可以先行開張,然後主管商業的官員查核商店資本,再用印照換取“商憑”(營業執照),并在“商憑”上載明商業應守的法令。太平天國和其他王朝相同都将鹽納入國家專賣的行列,還改定度量衡制度,改制銅尺(十八兩為一斤、一尺為34.24厘米、每百八十七斤為一石)。在對外貿易方面,太平天國在平等互惠的基礎上與外國商人往來貿易,最主要的商品是生絲貿易,但堅決禁止禁止鴉片輸入。
貨币
太平天國甲寅四年(公元1854年)五月後,太平天國開始鑄造錢币,并以沒收清朝制錢改鑄和熔化銅偶像為鑄錢原料,太平天國以錢(分大錢、小錢兩種)為主要貨币,其中大錢種類頗多,有的輪廓大如外國銀圓,有的大如清朝鹹豐當十錢,約重一兩至五錢不等;小錢價值一文,是最主要的一種貨币,同時又鑄有一種大花錢,但隻圖吉利而不在市場流通。凡錢币上都面刻太平天國國号和背刻“聖寶”兩字,“聖”指上帝,而“聖寶”指的是貨币歸上帝所有或者歸公有,太平天國的統治者隻為滿足人民需要、追求工藝精美且不計工本。除此之外,太平天國鑄有銀币“銀錢”(中有方孔,面刻“太平天國”四字,背刻“聖寶”兩字)。
文化:典籍
太平天國重視教育宣傳并出版教育宣傳的書籍,除在天京設立镌刻衙、镌刻營、刷書衙外,太平軍每克複一個地方就建立印刷的機構,太平天國從上帝教義、規章制度、诏旨、論檄、革命曆史、會議紀錄、曆書、年圖、奏議、論文、個人專集以至刻印經過删改的或選錄的古書等等均有出版,此外還删定新字典、采用簡單的标點符号,并廣泛地采用民間文學的形式,以幫助人民閱讀。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太平軍目》《天朝田畝制度》《太平禮制》《太平天國癸好三年新曆》《頒行诏書》《資政新篇》《建天京于金陵論》《太平天日》《改定四書五經》等,其他的還有洪秀全、石達開等人的詩歌著作也在出版範圍之内。
藝術
太平天國重視文化藝術事業,現存的美術種類大概有壁畫、彩畫、闆畫、雕刻、刺繡、刻絲六種,在天京設有繡錦營、繡錦衙負責繪壁畫和刺繡,織營、典織衙負責織刻絲、織緞,镌刻營、镌刻衙負責雕刻。太平天國的壁畫專畫山水花鳥、翎毛走獸而不繪人物;彩畫最著名的是蘇州忠王府的蘇式彩畫,主題包括花鳥走獸、花卉蟲魚、龍鳳山水、吉祥錦紋圖案等;太平天國闆畫有年畫、書籍封面圖案和文書封套圖案等多種,封面圖案和封套圖案多繪龍鳳組合圖案、二龍戲珠、萬字回文等。除了美術之外,太平天國的藝術領域還有戲劇與音樂,太平天國初期禁演戲劇,并規定聚衆演戲處以斬刑,但到太平天國後期,蘇南和浙江都大演戲劇,比如蘇州忠王府、安徽廬州英王陳玉成軍中也演徽劇;太平天國在天朝宮殿設典天樂三百員、典天鑼四十八員,同時在各王府中和駐守地方的軍中也設有管理音樂的官員,音樂器具包括鑼、鼓、钹、昭君(長喇叭)、木魚、雲闆、撞鈴等。
軍事:兵制
太平天國的兵制是仿照周禮(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的制度而設立的,每軍設軍帥一員,軍分前、後、左、右、中五營,每營設師帥一員;每師又分前、後、左、右、中五營,五旅帥分統;旅帥下分一、二、三、四、五五個卒長統帶;每卒長下分東、西、南、北四個兩司馬統帶;每兩司馬下分剛強、勇敢、雄猛、果毅、威武五個伍長統帶;每伍長下分沖鋒、破敵、制勝、奏捷四伍卒。總計軍帥統率師帥五員,旅帥二十五員,卒長一百二十五員,兩司馬五百員,而每軍的總人數大概共一萬三千一百五十五人,又卒長、兩司馬都有正副,應再加六百二十五人,但每軍實際人數隻有二千五百人。除此之外平時由軍帥單獨轄軍,出兵打仗之時由監軍統率,如果丞相、檢點、指揮奉命出征,則以欽差大臣的名義統轄軍隊,總制以下軍官都聽其指揮。
兵種
太平天國的兵種有陸營、水營、土營、馬隊四種,而陸營為最主要的一種兵種,土營是擔任挖地道攻城的特種部隊,建都天京之後的土營師帥七百六十二人。水營是太平天國的水師,前身是太平天國壬子二年十一月(1852年12月)在湖南益陽繳獲的數千隻民船,攻克南京之後,太平軍以船戶水手為水兵,分為前、後、左、右、中五軍,後增至九軍,每軍以軍帥統率,其下所屬師帥至兩司馬(和陸營的制度一樣),而且不論炮船、戰船、坐船、辎重船都載軍隊、糧草、器械炮火。最後一種馬隊的出現始于太平天國戊午八年(1858年)殲滅李續賓的三河之役,太平軍馬隊馬匹來自于淮河流域起義的撚軍,馬隊機動性強并在配合步兵的情況下實現殲敵。而太平天國兵種中最突出的特點是使用女兵和童子兵,女軍在天京擔任的主要工作,是防守、築城、運輸和建築,她們的裝束打扮與男軍相似,建都天京後的女軍擴編為四十軍,軍帥直接統領卒長,而童子兵有時也親自參加戰争。
兵器
太平天國軍隊的兵器主要是用刀矛和自己制造的粗劣的槍炮,太平天國步兵通常使用短而重的刀,長矛隊則使用竹竿做成、頂端裝有鐵尖的長矛(按照兵士的高矮有長自八尺至十二尺不等),騎兵一般使用刀口厚而闊的雙柄式大刀;太平天國用的火器有鳥槍、擡槍、銅炮、鐵炮等,射程在二百步以外、長約五尺的鳥槍配備長約六寸、厚約三分、用鋼鐵鑄造的槍管,長二百三十七厘米的重擡槍在近柄處裝有小撐杆以便開槍時支撐于地面,太平天國的銅炮與鐵炮基本上都是自制的,為守城守要塞的利器,最重的大炮是四百斤,最輕的是三十斤,炮身最長的有一三九厘米左右,最短有七七厘米。除此之外,太平天國的火器還有火彈(火疍,又叫火球)、火箭、噴筒、地雷等,經常用在近距離的防禦戰和沖鋒肉搏的進攻戰中,太平天國守城還利用中國古代的滾木、擂石、弓箭的兵器。
外交
太平天國的對外方針政策堅持反對外國資本主義者的侵略,以維護國家主權和民族尊嚴。建國之初洪秀全根據國内的革命形勢制定出中立的對外政策,即防範外國資本主義侵略者但同時不與之聯合攻打清軍,而是在打倒清朝之後再驅逐外國資本主義侵略者。太平天國防江炮台對凡闖進境内的外國戰艦一律開炮制止前進,炮台嚴密監視停在天京的外國戰艦,凡外國使節人員到天京活動都須得到太平天國的批準,如果要任用外國人員,也隻是用為驅使,而不許任何外國人當權任事。除此之外,太平天國利用通商貿易和宗教形式争取西洋國家不幹涉與清軍的戰争,同時與西洋資本主義國家友好往來,英國公使文翰、法國公使布爾布隆、美國公使麥蓮、上海英國領事密迪樂等都曾經到太平天國訪問,而英國人呤唎也站在太平天國的立場上做事。
1851年-1856年
太平天國的外交始于太平天國壬子二年(1852年)十二月駐軍武昌時,當時太平軍派遣使者到廣州與歐洲國家的代表聯絡,将太平天國的革命進程告知他們。1853年二月十六日(攻克南京内城的次日),東王楊秀清為促使外國侵略者不助清朝,而派遣專使葉師帥秘密通過敵人重重封鎖,到受清朝控制的廣州十三行與歐洲國家的代表接洽。同年三月,英國駐香港的使臣文翰派遣密迪樂到天京城會見北王韋昌輝、翼王石達開,向其申明英國政府的中立态度,之後文翰以書面文件照會東王楊秀清,間接要求太平天國承認南京條約以及英國已獲取的特權,但太平軍以藩屬國的禮儀對待英國,緻使文翰發出恫吓性的照會,太平天國與英國公使的矛盾激化。
太平天國癸好三年十月二十六日(1853年11月20日),法國公使布爾布隆和使館秘書顧随(C.deCourcy)及随從人員并耶稣會士南格祿神父(P.Gotleiand)、葛必達神父(P.Clavelin)等乘賈西義(Cassini)軍艦從上海西上探方天京,法國使團看到太平軍嚴明的軍紀和井然的社會秩序後,對其政府建議保持中立的态度;甲寅四年四月十六日(1854年5月22日),美國公使麥蓮也乘蘇士貴限拿艦來探訪天京,美國公使照會太平天國承認美國從清政府所取得的特權,但東王楊秀清等人主張在天國命令的基礎上和平通商,拒絕麥蓮的要求而捍衛中國主權。美國方面雖然主張武力反對太平天國,但由于太平軍勢力強大而采取中立政策。
1856年-1864年
太平天國戊午八年(1858年6月)五月,第二次鴉片戰争清政府戰敗,英法聯軍迫使其簽訂中英、中法天津條約,長江一帶的各個口岸都允許英國商人的船隻通商,後英國改變對太平天國的政策,轉而積極支持清政府。同年九月三十一日,英國特使額爾金與清朝欽差大臣協商後,率領三千人的艦隊以履行與清政府簽訂的條約為名義,向太平天國示威并意圖将太平軍趕出天京,結果被太平軍炮擊,後額爾金再派威妥瑪、李泰國等人到天京城與太平天國議和。此時外國勢力仍不敢放棄中立的态度與太平軍對抗。庚申十年(1860年)春,外國侵略者組成以美國人華爾為首的洋槍隊,代替英法聯軍和清政府對抗太平天國。
太平天國克複蘇州後,忠王李秀成等為避免因收複上海而與外國侵略者産生沖突,于是他們決定使用外交手段,先後幾次緻信上海英國公使普魯斯申明收複松江、上海,并邀請各國公使同來蘇州友好協商,但是英法等外國侵略者卻幫助清政府。北京條約後中外反革命勢力開始聯合進攻太平天國,英國特使額爾金命令海軍提督何伯率領艦隊前往天京與太平天國協商英國船隻航行長江事宜,要求太平天國保證英國的貿易船隻可以在長江航行無阻,太平天國批準英國額爾金的要求,之後也允準持有美國領事執照并經天海關佐将驗明的美國商船經過長江。辛酉十一年十一月初旬(1861年12月中旬),英國海軍提督何伯、參贊巴夏禮向太平天國提出平分中國,但遭到太平天國的拒絕,于是太平天國開始改變外交政策,以武力對抗外國侵略者。
社會:交通
太平天國轄區内每隔三、五十裡設有一處疏附衙(驿站)用以遞送文件情報,每一處疏附衙都由一個主管和幾十名助手聯合管理,所有遞送情報的相關人員都有執照,出于防止奸細盜賊滲透的需要也對行旅商賈發給路憑(境内通行證),陸上的交通工具是騎馬,水上的工具則用八槳快船。太平天國初期的轄境西至湖南嶽州,長江兩岸的地區和船隻都在管轄之内,當時交通以船運為主,太平天國的軍事運輸、糧食運輸以及長江上下遊商業運輸全靠船運。武昌、九江、安慶以及長江沿岸在太平天國後期相繼被為清軍攻下之後,太平天國的疏附衙(驿站)就隻有陸路。太平天國後期,幹王洪仁玕到天京向洪秀全上《資政新篇》後,他建議仿效西洋資本主義籌劃建設近代交通,比如建造火車和鐵路,但由于當時的太平天國國力和戰争形勢所限,近代交通建設的建議未能實現。
宗教
太平天國的宗教組織是拜上帝會,而宗教信仰則為上帝教,是洪秀全在科舉落第之後于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創立的,其靈感來源于我國最早的基督教(新教)教徒之一梁發所著的《勸世良言》。洪秀全創立拜上帝會的最初目的是利用宗教組織網絡群衆以發動起義,上帝教的上帝是人民大衆的天父,扶助人民去創立“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保護神,耶稣稱為天兄,天父、天兄就下凡解救危難;上帝教的天國則來自人間,以此激勵被壓迫被剝削的人們擺脫奴役而奮鬥;上帝教則教人斬妖除魔,要把那些罪大惡極的封建統治者和剝削者殺盡。除此之外,洪秀全在宗教的外衣裡面,提出争取政治上經濟上平等的要求:人民都自稱天子,都有權拜自己的天父,皇上帝造天地萬物并保佑人有衣有食,勸告人民脫離妖魔(人間的清朝皇帝)的迷惑,獨拜真神皇上帝。教衆從事人生日常的各種生活行動都要向上帝禱告,定有祈禱詞和奏章。
服飾
太平天國服飾制度最核心的是留發易服、禁止剃發,太平天國的軍民用絲絨編成縧子并緊劄發根後将發挽髻,後将剩下的縧子盤在髻上,此外規定将軍以上用五彩絲絨編挽,将軍以下用紅綠絲繩編挽,沒有職位短發的打紅辮線,發長過尺的挽髻貫以銀簪;太平天國袍服分黃龍袍、紅袍、黃、紅馬褂數種,其袍式如無袖蓋窄袖一裹圓袍,從天王至丞相都黃龍袍,檢點素黃袍,從指揮至兩馬都素紅袍,其等差則于黃、紅馬褂内花繡分别;靴是由典金靴衙制造的方頭,并規定天王、東王、北王穿黃緞靴,以繡龍條數區别等級,而翼、燕、豫三王穿素黃靴,自侯至指揮穿素紅靴,自将軍至兩司馬穿黑靴;太平天國有喜慶朝會大事則戴角帽,天王和諸王角帽叫做金冠,由紙骨粘貼金泊而成并雕镂龍鳳,冠前立扇面式花繡,中列金字王号并以花繡區分等級,而其他諸官的角帽叫做朝帽,朝帽也是紙骨貼金制成,帽額中列職銜并以花繡區分等級。
婚姻
在男女婚姻方面,太平天國規定男女享受的權利相當,廢除傳統的封建買賣婚姻制度,提倡國内民衆實行一夫一妻制度,設置專門管理民間婚姻的婚娶官,結婚時締結的龍鳳合揮隻寫明男女雙方的姓名、職務、籍貫和年齡等信息,不寫禍福吉兇、生辰八字等封建迷信習俗。太平天國的婚配類型包括掠奪婚、恩賞婚、國家強行包辦婚姻等,在婦女婚姻中沒有選擇權隻能被動接受選擇,女性的社會地位沒有得到根本的改變。定都天京之後的太平天國甲寅四年(1854年12月),楊秀清下令準許太平軍老兄弟夫妻團聚,政府增設媒官為丈夫戰死或未婚的婦女擇偶,相關部門負責将十五至五十歲女子分配給功臣戰将,根據官職的高低來分配相應的配偶,沒有配偶的人可以獲得一名民女,但并沒有取消男女館制度。同時,太平天國鼓勵婦女再婚,并且規定結婚的雙方在一方沒死之前不準離婚與再嫁。此外,太平天國的高層将領功臣實行封建傳統社會的等級婚姻和一夫多妻制,天王诏定東王、西王各娶十一人,南王至豫王各娶六人,高級官三人,中級二人,低級一人,但是普通戰士和平民實行一夫一妻制。
習俗
太平天國定都天京之後改革社會生活習俗,首先在城内實行禁煙政策,禁止鴉片買賣和制裁吸食鴉片的人;其次提倡移風易俗,公開禁止賣淫嫖娼、賭博盜竊、酗酒鬥毆等不良習俗,反對清朝政府的發辮而提倡蓄發,同時禁止迎神賽會和過舊曆年,明文禁止婦女纏足;再次太平天國創立之初實行嚴格的男女隔離制度,這個制度在《天情道理書》 《太平軍禁律》第五十九條規定以及韋昌輝、石達開在湖北頒發的海谕等有所體現,他們把婦女編入“女營”(姊妹營)以維持軍紀,并防止發生不正當的男女關系,就連夫妻同宿也不被允許,如果女子的丈夫或是父兄上陣作戰,其本人則入住女館,夫妻隻準“月晦日”無戰事時相見,違反制度的會被判處死罪,比如功勳将領謝三、梁郭漆與韋大妹都因夫婦同宿而被處死,就連楊秀清的父母也因同宿而被其子楊秀清斬首。太平天國定都天京之後,東王楊秀清對男女隔離制度進行改革,鼓勵婦女再婚但未能解放婦女。
影響
太平天國運動是中國近代史上規模巨大、波瀾壯闊的一次偉大的反封建反侵略的農民運動,也是幾千年來中國農民戰争的最高峰。太平天國堅持了14年,勢力發展到18個省,占領長江中下遊富庶地區多年,戰事波及半個中國,使清廷國力大傷。太平天國的事迹及它提出的一些主張,對日後反清革命有一定影響。由于它發生在鴉片戰争之後這樣一個新舊交替的年代,時代賦予它新的内容和意義,即在反封建主義的同時,又擔負反對外來侵略的任務,其曆史功績可歸納為:
太平天國運動所頒布的《天朝田畝制度》、《資政新篇》是農民階級的偉大創造,給予了農民階級一定的物質利益,反映了農民階級渴望自由、平等的強烈願望。《天朝田畝制度》是中國農民戰争史上第一次提出的涉及政治、軍事、經濟等綱領性文件,也是曆史上農民起義者第一個有關分配土地的具體方案,體現了平等思想,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資政新篇》批判重本抑末,尊重科學技術,提倡興辦企業,主張工商謀利,鼓勵私人資本,是一個順應曆史潮流的要求,其發展資本主義的綱領,反映了先進的中國人向西方尋求真理的結局。
定都天京後,積極地實施對外貿易政策,并開展正常對外貿易。對外貿易方針是積極開發,平等互利,獨立自主,與清政府閉關自守,投降媚外,喪權辱國等情況形成鮮明對比。對鴉片輸入态度很強硬。1854年,楊秀清在緻英使的信中談到通商時寫道:“不惟英國通商,萬國皆通商。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立埠之事後方定,害人之物為禁。”給侵略者當頭一棒。1863年,上海港出口茶葉為1200萬磅,比1858年翻了一番。1862年,在上海報關的輪船180艘,上海港進口關稅收入為3370114兩,兩碼頭收入51960兩,極其繁榮。
初步擔負起反帝反封建的任務。從金田起義揭竿而起,就把鬥争矛頭指向清王朝。在意識形态方面,把矛頭指向了封建王朝的精神支柱孔孟之道,反對封建等級制度,提倡平等思想。太平天國的反封建鬥争,沉重打擊了清朝統治者。至于反帝鬥争,旗幟也非常鮮明。洋槍隊頭子華爾、法國提督蔔羅德死在太平天國戰士的刀下。1862年,有一個外國侵略者來南京向洪秀全建議,協力擊敗清軍之後,平分中國。洪秀全當即嚴詞駁斥:“我争中國,意欲全圖;事成平分,天下失笑;不成之後,引鬼入邦。”這充分體現了其愛國主義立場。
19世紀中期,亞洲出現了第一次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潮。太平天國運動同波斯、印度尼西亞、印度等國人民的反殖民主義鬥争,相互影響,相互推動,共同打擊了西方殖民主義者。另外據中國學者王曉秋和日本學者廣澤吉平等人觀點,太平天國運動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西方列強對日本的殖民化的深入,緩解了倒幕各藩的壓力,促進倒幕運動的發展。
對清朝而言,在鎮壓太平天國的過程中清廷倚賴由漢族組建的湘軍和淮軍才能打敗太平天國,曾國藩、李鴻章等漢族大臣平亂有功,使清廷更加重用漢族,漢族在清廷的權位因而大增,同時滿人對軍隊的控制權減弱,軍權、财權下放,朝廷給地方大員招募的親兵以國家軍隊的編制。朝廷權威下放到各軍功大員身上,使權力格局大大改變。曾國藩、李鴻章等曾借助歐美外國人鎮壓太平軍,見識過西方的軍事力量,促使了後來的洋務運動。太平軍在兩廣及江南起事時,大量富戶及平民逃到上海及香港避難,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兩地的發展。
敗因
太平天國最終還是失敗了。究其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
主觀原因
1、一是由于農民階級的局限性。
雖然提出了《天朝田畝制度》,但在當時,是空想,根本不可能實現;太平天國運動轟轟烈烈,但中國依然是封建社會。他們提不出一個切實的革命綱領,廣大将士參加革命目的不明确,大多是迫于生計,希望改變貧窮的經濟地位。在定都天京後,領導者封建特權思想膨脹,争權奪利,貪圖享樂,結果斷送了革命前程。在後期,太平天國也有短暫的重振。太平天國領導集團分裂後,形勢頓挫。洪秀全提拔了與清軍血戰多年的青年将領陳玉成、李秀成等為各軍主将領。他們領導太平軍奮力戰鬥,力挽危機局勢。
中期的鞏固大本營使領導核心分裂。定都天京後,楊秀清因掌握了大部分軍政實權,所以“東府集團”勢力最大。這些集團之間争奪權力鬥争日益尖銳。1856年9月,太平天國領導集團發生了公開的分裂。據《李秀成自述》影印本記載,楊秀清驕傲專橫的傾向日益嚴重地表現出來,“威風張揚,不知自忌”。
1856年8、9月間,江南大營被打垮,天京被包圍的形勢暫時解除,楊秀清乘機進一步擴大勢力,“逼天王到東王府封其萬歲”。洪秀全命韋昌輝率部于9月1日趕到天京,包圍了東王府。次日楊秀清及其眷屬全部被殺。接着天京城内發生混戰,太平天國優秀将領和戰士兩萬多人死亡。後韋昌輝控制了天京,獨攬軍政大權。11月,洪秀全又命石達開殺死了韋昌輝及其心腹200多人,結束了韋昌輝對天京曆時2個月的統治。在這之後,洪秀全又逼迫石達開出走,後石達開被清軍圍困在四川大渡河邊的安順場,全軍覆沒。
2、二是戰略上的失誤。
例如,金田起義後,很長一段時間内徘徊在紫荊山周圍,缺乏進取;起義之後,沒有盡一切可能争取知識分子,不能把反孔和争取知識分子統一起來;定都天京後,孤軍北伐,犯了兵家大忌。北伐西征,形同流寇;後期作戰,屢失良機。戰略上存在重大失誤。
其他原因
1、初期的封王,一開始就埋下禍根,東王占有絕對的軍政大權,導緻野心的擴大,想取代天王。領導者彼此的明争暗鬥,不信任也是促成失敗的原因。
2、《天朝田畝制度》的共産化。像分配時的有田同耕,有衣同穿,有飯同食,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原則隻适用于下層的農民、商戶、士兵。對于上層領導人,每天是用幾人共用的錢,吃幾人共吃的東西,穿的、住的都比下層人民好許多。體制的不均等性也導緻太平天國運動的失敗。
3、統治者日益腐敗,脫離民衆。據《中國近代史》上記載:太平軍進入南京後,立即大興土木,把兩江總督衙門擴建為天王府,拆毀了大批民房,動用了成千上萬的男女勞工,“半載方成,窮極壯麗”,旋因大火燒毀。1854年又在原址複建,周圍十餘裡,宮殿林苑,“金碧輝煌”、“侈麗無匹”。東王府的修建也是“窮極工巧,聘心悅目”。至如冠履服飾、儀衛輿馬等,都備極奢華。此外,天王還不斷選取民間秀女入宮。這些情況表明,太平天國領袖們在進入天京後,生活上的奢侈腐化已經相當嚴重。
4、又據《太平天國》記載:太平天國領袖們之間的關系逐漸疏遠,原來“寝食必俱,情同骨肉”,變為“彼此睽隔,猜忌日生”,宗派色彩日益明顯。洪秀全僻處深宮,把許多精力用于宗教神學的著述,脫離了鬥争實踐,脫離了廣大群衆。
曆史評價
毛澤東評價:“太平王洪秀全号召廣西一班失業農民起來革命,大有社會革命的意義,孫總理也很佩服他。”
李大钊評價:“太平天國雖然滅亡,可是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并未即此而中斷……孫先生承接了太平天國的革命的正統。”
陳雲評價:“從中國民族運動的曆史事實看,如太平天國和義和團運動,都是中國盛大的民族運動。它們雖因缺乏科學的組織和指導而歸于失敗,但在民族運動的曆史上占有相當的地位。”
董必武評價:“中國人民求解放的曆史,一般說來是從鴉片戰争與太平天國開始的。太平天國是農民起來要解決土地問題,但由于客觀的障礙與領導者本身的錯誤,也沒有結果。”
徐特立評價:“洪秀全是主觀的社會主義,是幻想,故不能成功。”
鄧中夏評價:“太平天國攻城略地,随得随丢政策,好似猢狲抓闆栗,抓一個丢一個。”
博古評價:“太平革命缺乏一個強固的政黨為其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的領導與核心……在思想上太平革命更混雜着耶教和孔教的殘迹,而在組織上便不能團結在統一的意志、目标、綱領之下。”
恽代英評價:“太平天國運動無一定主義,不知為農工群衆謀利益,他們隻知以上帝的兒子等話,自欺欺人。所以農工群衆究竟不認識太平天國與自身之關系,不知道起來擁護太平天國。”
瞿秋白評價:“太平軍雖然初起時勢力很大,到後來太平天國的内部便分散起來,許多領袖自己沖突起來。”
孫中山評價:
“朱元璋、洪秀全各起自布衣,提三尺劍,驅逐異胡,即位于南京。朱明不數年,奄有漢家故土,傳世數百年而皇祀忽衰;洪朝不十餘年,及身而亡。無識者,特唱種種謬說,是朱(元璋)非洪(秀全),是蓋依成敗論豪傑也。”
“本會以異族潛亂,天地慘黩,民不聊生,負澄清天下之任,使朱明之緒不絕,太平之師不熸,則猶漢家天下,政由已出,張弛自易。”
“五十年前太平天國即純為民族革命的代表,但隻是民族革命,革命後仍不免專制,此等革命不算成功。”
“洪氏之覆亡,知有民族而不知有民權,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民主。”
蔣中正評價:
“往者,洪楊諸先民,崛起東南,以抗滿清,雖志業未究而遽爾敗亡,而其民族思想之發皇,轟轟烈烈,在曆史上足以留一重大紀念焉。”
“太平天國之戰争,為十九世紀東方第一之大戰。太平天國之曆史,為十九世紀在東方第一光榮之曆史。”
白崇禧:“吾國自晉而後,異族代興赤縣,神州叠遭蹂躏,滿清崛起東北,入主中華二百餘載,其間熱血之士,慨華胄之胥溺、抱恢複之壯圖,随時随地以發難者不絕記載,而促其亡,以啟後人之思,莫若太平天國。按洪、楊諸子起自田間,揭竿舉義,縱橫十餘省,曆時十餘年,改正朔,易服色,定制度,開科舉,建國規模,亦已粗備。雖勝敗靡常,興亡飙忽,然民族思想之磅礴,奇材異能之荟萃、革命建設之偉大,新制善政之措施,炳炳麟麟,至今猶有生意。”
胡适和郭廷以認為,“太平天國之亂”,使中國幾十年來不曾恢複元氣,是應該譴責的;郭廷以的情況則較複雜,他早年受以孫中山為代表的國民黨早期元老大都以太平天國後繼者自居的大環境影響,稱太平天國為“太平天國革命或變亂”,将“革命”一詞置于“變亂”之前,到台灣之後觀點出現重大改變,認為“太平天國是一個低級的迷信,絕對的暴力集團,神權、極權、愚昧的統治,隻為滿足自己的無限欲望,絲毫不顧及大衆的福利,所造成的是遍野白骨,滿地荊棘,喪失的生命最少為二千萬至五千萬。以富庶著稱的長江下遊各省,受禍尤烈,幾于無地不焚,無戶不擄,死亡殆盡。幸存者亦均面無人色,呻吟垂斃。真是中國曆史上的浩劫慘劇。”(《太平天國的極權統治》)
簡又文稱贊太平天國政治先進、愛護民衆、軍紀嚴明,為民族革命史上的光輝一頁,一方面又認為“客觀上,在吾國全部曆史中,若連内亂外患合計,以破壞性及毀滅力論,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僅亞于現日本侵略之一役耳,其前蓋無匹也”。
英國學者柯文楠評價:
(C. A. Curwen)認為太平天國是一場千百萬窮苦農民為了生存,為了追求平等公平,以不惜犧牲的精神發起的革命運動,然而由于客觀上的局限性,其政權制度并沒有能很好地體現這一理想。
卡爾·馬克思:“他們給予民衆的驚惶比給予舊統治者的驚惶還要厲害。他們的全部使命,好像僅僅是用醜惡萬狀的破壞來對立與停滞腐朽。這種破壞沒有一點建設工作的苗頭,……顯然,太平軍就是中國人所描繪的那個魔鬼的化身。但是,隻有中國才能有這類魔鬼。這類魔鬼是停滞的社會生活的産物。”
唐德剛認為“太平天國”是宗教名詞。“太平天國運動最大的緻命傷,實是在他們(洪秀全等)一知半解,即十分自信。而萬般狂熱的宗教,興也由它敗也由它。”
曾國藩在詩中曾有細述“一人被擄挑擔去,娘哭子來眼也腫,妻哭夫來淚也枯”“被擄太久家太貧,兒子餓死妻嫁人。”“種種苦情說不完,說到閻王也心酸”我們可以想象,一個人挑着挑着,一頭就栽倒下去,沒有了呼息,再也不能站起來,同伴就踩着他的屍身過去,眉頭也不皺一下。對于挑夫的悲慘下場及對其家庭的破壞,太平軍将士是無動于衷,麻木不仁的。洪秀全口口聲聲說建立“太平天國”,“天國”,簡直就是人間地獄。
胡錦濤:“從鴉片戰争到中法戰争、中日甲午戰争,從太平天國運動到義和團運動,從戊戌維新到辛亥革命,都表現了中國人民不甘屈服于西方列強奴役和封建統治壓迫的頑強反抗精神。這些鬥争都在當時的社會曆史條件下為拯救中國作出了自己的貢獻。正是這些此起彼伏、連續不斷的鬥争,粉碎了帝國主義把中國變為殖民地的企圖。”
國民黨評價
辛亥革命及其後一個時期的革命黨人大都推崇太平天國争取民族解放的勇氣與成就,總體來說對太平天國評價很高,國民政府更就禁止污蔑太平天國一事下達過專案。
1949年以後,由于國民黨當局長期以太平天國影射中共,台灣基本上沒有從事太平天國曆史專門研究的學者。總而言之,台灣方面對太平天國褒貶互現,貶多于褒,其中就以女權方面形式上的伸張、形式上對清廷的不服從、民族利益為本、為理想而奮戰的精神、禁煙酒毒賭的評價最高;對男女館嚴防、神權統治、封建制度、内讧殘暴、破壞民間信仰與儒家文化的評價最差;經濟改革、兵民合一的國防制度評價為持平中立。
肯定功績 大力贊揚
中華人民共和國于1949年10月1日成立後,承認并認同洪秀全的先進階級領導下農民起義,推翻清王朝的運動,因而受到中國共産黨官方重視,在1951年太平天國建立百周年,人民日報由胡繩執筆的題為《紀念太平天國革命百周年》的社論,另外并認同其提倡四大公平的革命運動。北京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上的其中一個浮雕就是以金田起義為題材的。
在中國大陸,太平天國一度成為一門顯學,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國資深的曆史學者大多數都曾涉足這一領域,整理挖掘的文獻資料和發表的學術論文數量總數上億字,參與太平天國曆史調查、研究、讨論的人群從專家學者到普通的農民、市民。總的來說,羅爾綱的《太平天國史》中對太平天國的評價,代表了二十世紀中國大陸學者對太平天國的主流評價,其基本觀點包括:
太平天國是在舊農民戰争條件下的反對西方侵略反對封建統治的偉大的愛國農民戰争。
太平天國深遠的影響和激動人心的革命精神,在中國近代史上起了偉大的推動曆史前進的火車頭的作用。
太平天國為辛亥革命鋪平了道路。
太平天國揭開了中國民主主義革命的序幕,并且提出了中國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綱領。
太平天國推動了社會生産力的發展。
太平天國集中地表現了中國人民反對外國侵略的英雄氣概和愛國主義精神,阻止了西方資本主義侵略者迅速變中國為殖民地的企圖,使他們懂得中國人民不會默默挨打,從而延緩了中國半殖民地化的進程。
在十九世紀中葉,亞洲各國人民掀起了第一次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潮,而太平天國革命和印度民族大起義,則是這次亞洲反對殖民主義鬥争的洪峰。
否定和批判思潮泛起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國大陸的政治理念由“人民解放”轉變為“和諧社會”,“精英階層”對太平天國、義和團、辛亥革命等過去被推崇的“暴力革命”的評價的口徑發生了重大轉變,從過去歌頌下層的反抗、到如今指責太平天國造成破壞、義和團愚昧落後、辛亥革命讓中國的和平改革夭折,認為它們都妨礙了中國曆史的進步之類的言論甚嚣塵上。
進入二十一世紀後,夏春濤、史式等一批大陸學者一方面繼續主張對以往評太平天國評價中的拔高、美化現象予以揭示、反思,另一方面則反對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如夏春濤在“批評片面美化太平天國的偏向至今仍隐約可見”的同時指出:“太平天國史研究‘内冷外熱’則是令人矚目的另一現象。近年來,一些圈外學者進行客串研究,其論斷雖不無啟迪,但往往流于偏頗,否定太平天國、替曾國藩翻案的觀點被炒得沸沸揚揚,出現了對前期研究中過‘左’之處反彈過分的傾向”,認為“太平天國宗教‘邪教’說在立論上存在着明顯的破綻。論者沒有首先就宗教論宗教,對太平天國宗教缺乏應有的研究和了解,也沒有區分‘邪教’一詞在不同時代的不同含義,而是避重就輕,片面羅列一些史實,采用以點代面的方式進行推論……論者的本意也并不在于探讨太平天國宗教,而是借‘邪教’說來全盤否定太平天國”,而史式則在以《讓太平天國恢複本來面目》一文揭露了史學界長期以來對洪秀全之流的美化的同時,強調不能“因為洪秀全的倒行逆施就否定太平大國方面所有的人,包括馮雲山、石達開、洪仁玕等人在内”,指出“對于太平天國,籠統的肯定既不對,籠統的否定也不對,對于不同的時間,不同的環境,不同的人物,不同的事件,分别評論,應該肯定的肯定,應該否定的否定”。
後世紀念
金田起義遺址
廣西作為太平天國起義策源地,保存有大量太平天國遺址遺迹。金田起義地址被公布為第一批國保單位後,當地政府建立了太平天國金田起義陳列館,1979年又擴建為太平天國金田起義紀念館。金田起義時的營盤、拜旗石、犀牛潭、練兵場、太平軍前軍指揮部舊址三界廟、古林社、傅家寨、風門坳古戰場等,都是極為重要的曆史遺迹。營盤為一個方形的用土築成的城堡,位于村西的山崗上,東西寬約50米、南北長約70米,四周殘存着二、三米高的圍牆。圍牆裡有一塊祭旗石,相傳太平軍就在這裡誓師祭旗,在營盤的前面有一片大約二百米見方的廣場,是當年駐紮在附近的太平軍将士們練武的地方。1973年,考古學家對金田村進行的調查發掘中,在當年太平天國秘密鑄造武器的遺址裡,發掘出不少木炭、鐵渣、爐底結渣塊和鐵矛殘件。
總聖庫遺址
南京太平天國總聖庫遺址位于現在的江蘇省南京市秦淮區水西門内升州路北、安品街南、登隆巷與倉巷之間地區,發現于1975年初,是當時南京市藥材公司倉庫準備新建辦公大樓,在拆除水西門裡升州路338-360号靠馬路的建築物時所發現。經南京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太平天國曆史博物館和南京博物院等有關單位調查研究,确認為太平天國總聖庫遺址。遺址範圍大概是前臨油市大街及水西門大街,東抵燈籠巷,西間壁為陳姓住宅,後面則為品雅園。現存建築座北朝南,分四組,東排靠登隆巷,存前後二廳,其右排一組三進。遺址中發掘出《太平天書圖》《戰船圖》《望亭圖》《海螺圖》《蜂猴(封侯)圖》等太平天國時期的石刻畫,除此之外還有石柱礎一批,分八角、六角等幾種類型,高42-49厘米,均有雕飾。
各王府遺址
20世紀60年代,考古學家在安徽安慶調查發現出英王府遺址,後于1982年在遺址建築牆壁上剝出4幅壁畫後被公布為安慶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太平天國英王府及府内壁畫于2004年被列為安徽省文物保護單位,目前英王府尚存的遺迹僅為正殿四進,占地約14000多平方米,建築面積約3600平方米;侍王府位于福建省漳州市的龍眼營通元廟,屬于漳州市文物保護單位,但由于居民的文物保護意識較差,造成府内建築的梁柱和圍牆大面積毀壞;位于江蘇省蘇州市的忠王李秀成府及其府内的拙政園是首批入選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建築遺址,當時的營建工程尚未竣工而蘇州城就被清軍攻破,1960年改為蘇州博物館的基址,忠王府花園的拙政園則分屬不同部門管理,1997年拙政園與留園等9處蘇州古典園林被列入《世界遺産名錄》。
文物:門牌
流傳于世的太平天國門牌有數十件,現收藏于浙江省博物館,其中比較重要的是國家一級文物《太平天國東陽縣南門卒長汪文明所管門牌冊底》,裡面的136塊門牌中都有載明戶主姓名、年齡、配偶及家庭成員,為後世學者研究太平天國門牌制度提供了重要史料。目前留存的最早的門牌實物為太平天國癸好三年(1853年)十一月殿右拾貳檢點發給安徽省安慶郡望江縣徐懷交和胡厥初的兩張良民牌。浙江省博物館所藏的這件門牌是太平天國壬戌十二年(1862年)由殿前又副掌率鄧光明發放的單面雕版墨刷的毛邊紙門牌,長49厘米,寬不到45厘米,單線框内的上欄橫寫“門牌”兩個大字,下面的23個豎欄中印有豎排的文字。門牌年月處钤“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國開朝勳臣殿前忠孝朝将鄧光明”雙龍紋朱文印。門牌右上方蓋有兩個“查過”朱文印,為檢查官員所蓋;右下角蓋有一小方收藏印,左邊框外為收藏者所寫的後記。
玉玺
現中國國際博物館中收藏着兩方太平天國刻制的玉玺,太平天國的第一方用青白玉雕成的玉玺制造于太平天國壬子二年(1852年),該玉玺長20.4厘米,印台高2.7厘米,紐高7.4厘米。玉玺較為厚重,淨重是3.85千克,上面的文字是宋體正書,共刻有44個字,上半部分中主要有“玉玺”“天父上帝”幾個字,下半部分主要有四言八句。玉玺的設計十分精美,玺文紐背刻雲紋,紐側刻雙鳳朝陽紋。玺文四周刻雙鳳朝陽紋,左右刻龍紋,下刻立水紋;太平天國的第二方玉玺是幼天王洪天貴福登基時同樣用青白玉雕制的玉玺,這方玉玺邊長為21.8厘米,高4厘米,紐高7厘米,淨重6千克。同樣是宋體正書,但花紋上紐背雕雲紋,兩側刻雙鳳朝陽紋,其他皆同天王玉玺紋樣,字數隻有三十八個字,但比天王玉玺更大更厚重。
墓葬
迄今為止,考古學家于江蘇省南京市挹江門戴家巷的睦寡婦山發現的曾水源墓,是唯一一座太平天國高級将領的墓葬,後于1957年被列入江蘇省文物保護單位。曾水源是廣西浔州府武宣縣人,也是參加太平天國金田起義的元老,1853年升職同檢點和天官正丞相,後于1854年被東王楊秀清所殺。曾水源的墓占地2850平方米,造型為蓮花座的墓冢為半封閉設計,青石墓碑高97厘米,寬49厘米,兩邊圍以漢白玉石框,邊框的正面刻有太平天國時期慣用的回紋邊飾。該墓曾經被政府多次維修,但長期處于封閉管理狀态并被周圍建築所包圍,後當地政府在維修整治過程中将其打造為太平天國主題文化廣場,為附近居民提供休閑娛樂的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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