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爾泰和法國啟蒙運動之倫敦:《哲學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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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伏爾泰開始鼓足勇氣學習一門新的語言。

他發現瘟疫(plague)隻有一個音節，而瘧疾(ague)卻有兩個音節時，他心生牢騷——倒是希望瘟疫能夠吞噬這種語言的一半，瘧疾侵吞掉另一半。

很快很快，他就能酣暢地用英語閱讀了，一年内，他熟練地把握了那個時代最優秀的英語文學作品。

他通過波林布羅克勳爵認識了一些文人學士，與他們一個個吃飯，這些人中甚至包括難以捉摸、尖酸刻薄的教長斯威夫特。

他從不談論家世，也不問别人的家情況，康格裡夫談起自己的戲劇時，稱其不足挂齒，覺得自己其實不是作家，而是一個閑适的人，伏爾泰機智地答道:“如果你不幸隻是和其他人一樣的紳士，我真不應該來看你。”

使伏爾泰感到驚奇的是，波林布羅克、蒲伯、阿狄生和斯威夫特都可以自由地、随心所欲地寫自己想寫的東西:這是一個有自己思想觀點的民族，重整宗教，絞死國王并從國外請來另外一位，建立了歐洲最強大的議會。

這裡沒有巴士底獄，那些享有聲譽、拿着撫恤金的人及遊手好閑的皇族無權在毫無理由和不經審判的情況下，把那些沒有頭銜的敵人送進監獄。

這裡有三十個教派，卻沒有一個神父。

這裡有所有教派中最敢作敢為的教派、教友會，貴格會教徒讓整個基督教世界瞠目結舌，因為他們的行為舉止和基督教徒完全相同。

伏爾泰畢生都對他們感到詫異:在《哲學辭典》中，他讓他們中的一位說:“上帝囑咐我們要愛我們的敵人，對我們遭遇的不幸毫無怨言，完全沒有如下意思:讓殺人犯身着紅衣，頭戴兩英尺高的帽子，通過大聲擊鼓招募民衆人伍，然後我們應該穿洋越海去殘殺我們的兄弟。”

也是在英國，活躍着充滿活力的智識活動。

培根的名字還未褪色，歸納法遍地開花。

霍布斯(1588-1679)實踐着文藝複興的懷疑精神以及他的老師的務實精神，使之成為完整且顯而易見的唯物主義，他因此可能在法國獲得獻身謬誤大獎。

洛克(1632-1704)寫了一部心理分析巨著(《人類理解論》)，其中沒有任何超自然假設。

柯林斯、廷德爾和其他自然神論者重新堅定了他們對上帝的信仰，同時也對國教的每一條教義提出質疑。

牛頓剛剛離世，伏爾泰參加了他的葬禮，常常想起這個享有舉國榮耀的謙遜的英國人留下的種種印象。

伏爾泰寫道:“不久前，一群顯赫的人一起談論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誰是最偉大的人一——恺撒、亞曆山大、帖木兒還是克倫威爾?一些人說毫無疑問是艾薩克·牛頓。對極了，因為他用真理的力量掌控了人們的心靈，而不像那些用暴力奴役他人的人，我們應對他心生敬意。”

伏爾泰成了一名仔細研究牛頓作品的學生，之後成為法國支持牛頓觀點的領軍人物。

由此，我們不得不驚歎，伏爾泰能夠如此快地掌握幾乎所有英國教給他的東西一一文學、科學和哲學，經由法國文化和法國精神之火的淬煉，他将所有這些不同的元素轉化為法國式智慧和雄辯的寶藏。

他在《哲學通信》中寫道:他的手稿在朋友間傳閱，他不敢印刷，因為他對“背信棄義的法國”的高度贊賞應該不合皇家審查官的口味。

他将英國的政治自由和學術獨立與法國的專制和禁锢對比，批判法國無所事事的貴族和收繳什一稅的神職人員，他們将巴士底獄當作回應所有疑問和懷疑的手段;他鼓勵中産階級奮起争取他們在這個國家應得的地位，就像英國的中産階級一樣。不知不覺中，這些信件成為吹響法國大革命的第一聲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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