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剛進來的時候，恨它；時間久了，你就開始依賴它；直到最後，你已經離不開它了——讀《商貿與文明》

電影《肖申克的救贖》裡有一句話：“你剛進來的時候，恨它。時間久了，你就開始依賴它。直到最後，你已經離不開它了。”這句話用來解釋人們對商貿和金錢的态度同樣适用。

...

《商貿與文明》是張笑宇博士的力著，這是他的“文明三部曲”的第二部。

在書中，作者展現出了他豐富的世界史功底和極強的文字功底，把這一本相對來說比較專業的巨著寫得妙趣橫生。本書絕大部分内容極有見地，讀來令人大受啟發。

本書的一個重要觀察和結論是：我們整個人類的現代史，是被“要錢”模型而不是被“要命”模型的社會開啟的。“要命”模型是把平民當作“兵源”，這個邏輯是從墨家到商鞅一以貫之；“要錢”模型是把平民當作“稅源”，可以“花錢買安全”。

...

商鞅

古代社會的絕對主流，是貧窮、暴力、愚昧和互相傷害。美好的田園時代，男耕女織、溫文爾雅的生活，隻在極少數文人和士大夫階級的極少數時光中存在過。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俄裔美國經濟學家西蒙·庫茲涅茨指出，現代經濟總體增長有三個重要特征，首先是人均産值的高速增長，其次是高速增長能夠持續較長時間，再次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增長差異很大。

從北宋到明代，即從980年到1620年，人均GDP基本變化不大，但是到了清代，人均GDP出現了以每年0.34%的速度顯著下降，到1840年，已經下降到980年的70%左右。中國古代社會長時期處在總經濟規模增長，但人均水平幾乎沒有變化的狀态。

假設人均GDP能實現每年0.1%的增長，同時保持“十五稅一”的稅率，300年後，每戶家庭每年就會有1000多斤餘糧，這樣，世界上就不會出現大規模的亂世。

...

西蒙·庫茲涅茨，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俄裔美國經濟學家

人們在收益面前厭惡風險，而在損失面前偏好風險。如果一個社會能實現“正增長”，人們就會認為“未來”是有價值的，我們可能會更願意使用非暴力手段來解決問題，人們采取暴力手段的意願就會大大降低。

當GDP增長為零的時候，社會處于“要命”模型，作者把這種社會稱為“零增長社會”。而當GDP增長穩步上升時，社會處于“要錢”模型，作者把這種社會稱為“正增長社會”。

在古典時代，零增長社會所覆蓋的疆域與人口都十分廣闊，而正增長社會僅限于少數的商貿活動發達地區。

“正增長社會”也可能會是一個充滿罪惡的社會，隻是這種罪惡比起“零增長社會”那種無處不在的暴力傷害要小得多。

零增長社會的剩餘産出，不足以養活法官、律師、檢察官、警察、法醫等龐大的隊伍，也供養不起民選代表、媒體、科學家，一句話，供養不起一個能夠确保個人權利的現代社會。

正因為供養不起，古代社會必須依靠種種民間規則，才能完成社會的治理。

正增長狀态是一個社會的良性循環狀态，那麼，一個社會如何才能從零增長變成正增長呢？作者給出的答案隻有兩個字：商貿。

是商貿秩序催生了現代民主，而非現代民主決定了商貿秩序。p156

作者在梳理了人類社會從古代社會走到現代社會的曆程後，得出的結論是：現代社會得以誕生的前提是：“有錢”。但是，正增長秩序不是現代社會誕生之後才開始的，三千年前，它就已經存在。

...

漢尼拔·巴卡，北非古國迦太基著名軍事家

作者在書中為我們分析了三千年來中外各種貿易形式和國家政體的關系，提到了迦太基和羅馬、威尼斯、漢薩同盟、粟特民族、亦思巴奚軍、鄭氏家族、西班牙王國、尼德蘭聯省共和國、英格蘭王國等、它們曾在曆史上某一階段依靠商貿執正增長社會之牛耳，最終都沒落了。

在作者看來，正增長社會的繁榮本質上是由商人締造的。而“權利”最初是商人買出來的。在城市經濟的規模下，商貿城市可以通過國家提供普遍性福利的手段，維護貴族精英的政治地位。而一個成功的大一統帝國，必然也是能夠與商人集團合作，接納商貿秩序的帝國。

同樣是共和政體，同樣是“三權分立”，迦太基敗在了羅馬手裡。迦太基失敗的原因，在于商人貴族和軍人集團的撕裂。羅馬的強大在于政體中代表君主、貴族和平民的力量，從根本上是互信的。

...

呂貝克的荷爾斯泰因門上方的”漢薩同盟“格言：對内一緻，對外和平

漢薩集團并不是國際自由貿易的支持者，它隻支持自己占據主導和特權地位的國際貿易。自從哥倫布和麥哲倫開辟了新的航線，同時随着商業帝國英國的崛起，漢薩同盟衰落了。

英國之所以發生資産階級革命，建立起商人和國家之間的穩固聯盟，其中的根本原因是什麼？既不是商人的鬥争，也不是國王順應時勢，既不是思想家洞悉了時代脈搏，也不是政治家頭腦精明。作者告訴我們，英國這一系列革命的基本動力，完全出處“偶然”因素。但是，英國的革命，使得荷蘭的商貿力量與蘇格蘭的的國家力量在“抗擊法國”這面大旗下團結在了一起，給了荷蘭商人利用蘇格蘭王國的強大力量捍衛商貿秩序的機會。

18世紀，作為海權國家的英國戰勝了所有陸權國家，其原因在于海洋商路比較賺錢，以商人為主導崛起的海權國家，比以軍人為主導崛起的陸權國家，在貿易上有更大的優勢。

而英國崛起的關鍵，就在于1620年-1720年的金融革命中建立起的信用體系，包括國家信用。

...

奧利弗·克倫威爾，英格蘭獨裁者，在英國内戰中擊敗了保王黨，廢除英格蘭的君主制，并征服蘇格蘭與愛爾蘭

現代世界的興起是商貿秩序擴展和國家力量擴展兩個要素結合的共同産物，核心問題仍然是商人集團和暴力集團如何達成互信。這種互信在“偶然”中最終促成了英國的資産階級革命。

産業革命之後，技術進步代替了商貿秩序。本書的第六章“産業革命之後”其實是一個全新的話題，其内容不僅僅是讨論産業革命後的世界秩序這麼簡單。應該說，在這一章很多地方夾帶了作者的私貨，當商貿秩序被打破，人類該何去何從。

用保證權力制衡的制度，取得商貿集團的信任，建立圍繞“信用”運轉的社會，失去“知識煉金術”的無限增長，這也是産業革命的技術進步得以持續的前提。但是，産業革命和技術進步也帶來了破壞信用社會與正增長秩序的可能性。

我們閱讀書籍，為的是理解與我們思維方式不同的人，而不是為了強化我們本身固有的思維方式。本書最大的價值，也許不在于作者要告訴我們的真理：“金錢是人類社會進步的階梯”，我們可以通過本書，明白這個世界可以有多種解讀方式，而另外的解讀方式可能更加貼近真相。

用書中的一句話作結：成功者與挑戰者，誰都是不安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