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記憶（兩則）

【鄭重聲明：原創首發 文責自負】

大醬（之一）

我還沒有上學，就知道我即将要去的學校有一個大醬。這究竟是什麼意思呢，我并不知道，也沒人告訴我。反正已經上了學的孩子都這樣說，我也就這樣說。一直到我去報名，才知道，大醬是一個人的外号。

他是學校的校工，胖、矮、敦實。過了很久，差不多十年吧，社會上有電視機了，我才發現，大醬和說相聲的馬季先生長得非常像。

當然，這都是後話了。當年，我隻覺得，這個傳說中的大醬，确實名副其實。你想想吧，從門市部的敞口壇子裡被㧟出或大或小的一坨，是不是挺像他的？矮、胖、敦實。

可是他在大孩子們的嘴裡，卻是惡魔一樣的存在。

真是奇怪，我沒感覺到他有什麼可怕。

那時候沒有校長，學校的一把手叫革委會主任。全校隻有革委會的範主任叫他老黃，其他的人，不管是老師還是學生，都叫他大醬。

他的主要工作就是打電鈴，門房的牆上有一根長長的細繩子，從房頂垂下來，吊在門後，一到點，大醬就把繩子往下一拉，“叮鈴鈴…”清脆的鈴聲響起了，操場上的學生就飛快地向教室跑去。不管你在幹什麼，是在踢鍵子，還是跳房子，還是踢皮球，都得往教室跑去，規規矩矩地坐在座位上，等待第二遍鈴聲“叮鈴鈴”地響起。這時老師就會踩着鈴聲進來，手裡端着教案，教案上放着一盒粉筆和一根教鞭，小同學們最害怕這根教鞭，大一點的倒無所謂。大家昂首挺胸地坐好，等待開始上課。

二年級時，我喜歡上了打籃球，雖然投起的球永遠夠不着籃框，但是我們依然打得有聲有色。我把其他的遊戲都放棄了，每節課的課間都去籃球場。

有一天，不知為什麼，我來到籃球場時一個人都沒有。我原地等了好久，都不見有人來。我隻好在籃框下做投籃的動作。空手比劃沒有感覺，我就把頭上的帽子，那時候的人都戴帽子，成年人大部分是軍帽，也不知道哪來的這麼多軍帽。我們小孩的肯定不是軍帽，但大部分也是軍綠色的。我就拿頭上的帽子當籃球，成功地将帽子投進了籃框，這于我而言，是生平第一次。我樂此不疲地在籃框下一次又一次地拿帽子投籃，幾乎是百發百中。我忘記了時間，等到被人一把将帽子搶走時，我才發現操場上一個人都沒有了，隻有大醬正惡狠狠地瞪着我，帽子也被他攥成了一團，我心疼地想搶回來，卻被他推倒在地，然後揪着我的耳朵，往傳達室走來。我的耳朵像着火了一樣燒痛，在他的大手下，我歪着腦袋，跌跌撞撞地跟着他走，心裡充滿了屈辱。

大醬除了打鈴，還燒着一個茶爐。一個類似平躺着的油桶的東西，上面開着一個方口，方口上是加涼水的水龍頭，側面靠下的地方也安一個水龍頭，這是出熱水的。這個油桶一樣的東西是架空的，它的左右兩側和後面都砌着磚牆，它就懸空放在磚牆上，前面是空的，像個門一樣，下邊生着火。旁邊堆着木柴和黑炭，時不時地要用鐵鍬往門裡面添幾鍬黑炭，保證爐火一直是着的，茶爐的上口就一直冒着熱氣，旁邊的牆上和房頂，挂滿了水珠。

他故意把茶爐房的門大開，然後讓我拿着鐵鍬站在茶爐旁邊，爐火一暗就讓我往裡添一些黑煤。一節課下來，我累得腰酸背痛，滿頭大汗。為了擦汗，拿過鐵鍬的手把臉塗得烏黑。下了課的同學們把茶爐房圍得裡三層外三層，我恨不得找個地洞鑽進去。

我從此就恨上他了，不但恨他，而且連大醬也不吃了，甚至包括各種不同的醬。這件事讓我母親困惑不已，她不知道我究竟為什麼，突然就把醬給戒了。

大醬還有一件常做的事，是挨鬥。那時候經常有集會，比如我國在新疆地區爆炸了一顆原子彈，或者歡迎柬埔寨的賓奴親王訪問蘭州，還有就是抗議美帝國主義的走狗以色列侵略巴勒斯坦，我們就要進行集會。我們非常喜歡這樣的活動，我們排着整齊的隊伍，雄赳赳氣昂昂地去五公裡外的萬人大會場開會。我長大後還去看過萬人大會場，那是一塊很大的空地，雜草叢生，礫石遍地，顯得荒涼無比。但是在那個年代，我們覺得這地方神聖無比。

路上全是圍觀的群衆。我們舉着花花綠綠的小旗子，這樣的小旗子那時候很常見，就是一根一尺多長的、細細的竹棍，上面用漿糊粘上一小塊或長方形，或三角形的紅、黃、藍、綠的彩紙，紙上寫着各種各樣激昂的口号。我們跟着隊伍向前走，還要使勁看打頭的大紅旗，隻要打頭的大紅旗往上一舉，我們就亂七八糟地舉起手裡的小旗，大聲喊着：“打倒美帝！”、“打倒蘇修！”、“打倒勃列日涅夫！”、“堅決支持阿拉法特！”。每個人都驕傲得要死。

這時候，主席台上照例要站着幾個戴尖尖高帽子的人，雖然不知道他們是誰，但是他們是階級異己分子，這是每一個人都知道的。雖然這句話我經常記不住，但是不妨礙我們對着他們揮舞着旗子，喊激烈的口号。他們照例連頭都不敢擡，而這些不敢擡頭的家夥中，照例有我們學校的大醬。這是我心裡最舒服的一天。

大醬似乎對這些事沒有所謂。他一開完會，就去學校的花園裡澆水、修剪樹苗，把一排排榆樹剪得整整齊齊，頭頂平平的，就像我們一樣。我非常讨厭全校統一的小平頭，覺得難看極了。

剪完樹以後，他就拿着一把大掃帚，“呼啦、呼啦”地掃操場，地上的東西，不管是廢紙還是鉛筆頭，或者玻璃球、毽子上的雞毛，都被他無情地掃到了操場後面的垃圾坑裡去了。

恍然大悟的我才知道，操場為什麼從來不髒呢。敢情有人在打掃。

“什麼呀？你知道個屁。”大孩子們嘲笑我，“廁所也是他在打掃。”

“為什麼？”

“他是國民黨的大醬。”

“蔣介石會吃他嗎？”

“什麼呀？”我的無知引來了更多的笑聲，“他是大将，打仗的大将，不是吃的大醬。”

“什麼？他是這個大将？就是沙和尚的那個卷簾大将的大将？”

“對啊！”

我徹底懵了，他怎麼會是這個大将呢？就他這樣的？矮墩墩、肉呼呼、慢吞吞的？大将？！别說比沙和尚了，唐僧都比他強啊。

難怪國民黨陷進了人民戰争的汪洋大海，他們的大将竟是這個樣子？活該被趕到了台灣。

我家的炸醬面算是正常了。他帶給我的屈辱，卻一直憋在心裡。

大将和學生最直接的關系，就是打上課鈴、下課鈴，再就是打掃操場和廁所。可是你不打掃，有什麼關系呢？哪個小學生會怕髒呢？他們不要制造髒東西出來就不錯了。至于燒開水，那是給老師燒的，根本沒有一個小學生有喝水的杯子。實在渴了，把嘴對着自來水的水龍頭下面，狠狠灌幾口就行了，也沒聽說誰喝生水拉肚子了。

大将和學生們的矛盾，主要是他在抓學生的考勤。這也是大孩子們恨他的原因。他坐在他那間傳達室門口，看到遲到和曠課的學生，就把他們帶到操場中間，冬天凍一節課，夏天曬太陽。然後扭着耳朵送到正在上課的教室裡，在老師一疊聲的感謝聲裡離開教室，頗有一種事了拂衣去，深藏功與名的潇灑。

自從讓我在茶爐房裡幹了半天活後，大将似乎開竅了，從這天起，所有犯到他手裡的學生，男的燒茶爐，女的掃操場。

然而，讓他始料未及的是，男同學對燒茶爐趨之若鹜。其實自從我戴着一張花臉回到教室之後，男孩子們就羨慕不已，他們争先恐後地在操場上玩着不去教室，争着要去燒茶爐。主要是想抹一臉黑煤。有時候他要押着一隊學生去茶爐房幹活。由于人多，茶爐房的煤炭和木柴有點供給不過來了，他想控制一下，但是，投案自首的小男孩們一天到晚擠在茶爐房裡，轟都轟不出來。在茶爐房裡把自己塗成大花臉，成了大家炫耀的資本，如果哪個小男孩還沒有這個待遇，他都不好意思跟大家玩了。

掃操場的女孩子，就比較沒出息了。她們像做賊一樣，偷偷摸摸地、飛快地掃着，一旦看到有人來，就迅速扔下掃帚，藏進女廁所裡去了。等她們再出來時，掃帚和簸箕往往就不翼而飛了。那時候提倡推倒圍牆辦學校，辦學方針是走與工農兵相結合的道路。雖然圍牆沒有被真正推倒，但是校外的人想來學校溜達是不受限制的。所以，學校的東西很容易遺失，遺失了也不能亂說、亂懷疑，隻能要求學生盡量不要在操場上放東西。

終于，大量遺失的掃帚和教室裡的黑臉引起了學校的注意。老師們也集體向範主任提意見，學校不能奴役學生，讓學生幹校工的活。

挨了批評的大将蔫蔫的，為了表示痛改前非，他給茶爐房的門安了個鎖，誰要再想自由進出茶爐房，就不可能了。這一下，小男孩們比大将都要蔫了，他們是真心懷念以前的那個茶爐房。

大将的生活很簡單，一年一年的，除了打鈴、掃操場、剪樹枝、燒茶爐，間或戴着尖尖的高帽子去挨挨鬥，他基本上沒有什麼事情。現在看來，他活得很簡單，就像隐居一樣。

放寒暑假他也不回家。因為學校隻有他一個校工，放假了，老師、學生都不在，學校的安全沒有保障。所以每年放了假，學校沒人了，他就把自己鎖在學校裡，很少出門。

他回家的時間是開學期間，一個學期兩次，每次兩三天。這兩三天時間，電鈴就由範主任來打。至于茶爐，就暫時不燒了，幾天時間喝不到開水，老師們好像也沒有什麼意見。

今年寒假，學校裡卻有了三個人。除了大将，還有一個女老師留了下來。

這個女老師的家就在學校附近，我很小的時候就見過她，而且經常能夠見到。在我的印象裡，她好像一年四季都在懷孕。她在我心裡，永遠都大着肚子，挺胸朝天地走路。

“現在國家有政策了，一個少、三個多、兩個剛剛好。你都有五個娃了，就别生了。”每當範主任這樣語重心長地對她說時，她都一言不發地繞過範主任，一扭一扭地往别處走去，邊走還邊往地上狠狠地吐一口唾沫。

“她不生個兒子，是不會罷休的。”大将小心翼翼地說，生怕女老師聽見。

她“嗵”地一聲絆上教室門，領着學生們念漢語拼音：

啊！喔！額！

衣！烏！魚！

波！坡！莫！佛！

……

她的課講得好。自從打倒臭老九以後，學校的老師都來自于工農兵，文化程度不高。範主任的政治課，也就講講憶苦思甜，從三年級到五年級，講得都一樣，一模一樣，這是已經上了初中的大孩子們說的。一二年級沒有政治課，我們那時候還沒有六年級。

她是我們學校唯一一個會漢語拼音的人。

範主任也拿她沒有辦法，她又是貧下中農。

她每天在講台上上課，她的四個孩子就在講台旁邊坐着，小的一哭，大的就唱兒歌哄她：

小燕子、穿花衣，

年年春天來這裡…

同學們就聽不清楚講台上的聲音了。

還有一個，據說是送人了。反正我們誰也沒有見過。

今年寒假，她住在老師的辦公室裡了。因為她又生了，還是一個女孩。為了避免和婆婆吵架，她暫時住在學校，等什麼時候把孩子送人了，什麼時候再回家。

她在辦公室拉了一根繩子，尿布就濕答答地挂在上面，桌子、椅子和地闆上全是水漬，她也不擦一下，一手抱着女兒喂奶，一手拿着一本《金光大道》看，顯得手忙腳亂。

她托大将幫她找個沒有孩子的家庭，把剛生的這個送人。大将寫信，讓老婆在老家幫着打聽一下。

大将老婆就借着這個由頭，從老家跑來了。沒找到要孩子的人，自己也不回去了。氣得大将天天發火，卻把老婆攆不回去。

要開學了，吃奶的小崽子卻脫不了身，女老師急了，把大将兩口子很一頓抱怨。沒辦法，大将老婆隻好先把保姆當上，好讓女老師去上課。

結果，女老師家的孩子全都來了，擠在傳達室裡，每天都發出稚嫩的歌聲：我在馬路邊撿到一分錢…

急得範主任滿操場亂竄，這該怎麼辦呀？

大将趁着沒人，狠狠地揍了老婆幾頓。揍歸揍，不解決實際問題啊，女老師非要讓大将兩口子把小的送走。誰讓你們答應的？

大将老婆心一橫，我要了，反正我隻有兩個兒子，本來就想要個女兒，正好有現成的，省得自己生了。

範主任對大将兩口子感激不盡，趁着放學，抱兩個、背一個、手上再牽一個，像逃荒的難民一樣，跟着女老師，把一家五口送回了家。

現在，大将老婆也順理成章地把老家的兩個兒子接了過來，連小姑娘一起，一家五口就住在學校了。

這一家人，一點不比女老師家省事，尤其是那兩個秃頭兒子，人手一把彈弓，已經把教室的玻璃打得差不多了。範主任的眉頭再也沒有展開過。

我們上五年級了，明年就要離開這個學校，去五裡外上中學了。

一開學，見了很多陌生的面孔，下放的老師回來了。本來教我們的工農兵老師全都不見了。我們再也沒有見過他們，包括範主任和教拼音的女老師。不知道他們去了哪裡。

學校裡沒有革委會了，也沒有主任了，現在的一把手是校長。

大将還是打上課鈴、打下課鈴、掃操場、掃廁所、燒茶爐、剪樹枝。不過他也很久都沒有再戴過尖尖的高帽子了，我們也很久沒有去遊行了。那些彩紙做成的小旗子，就像上輩子的事一樣。

不過，學校的玻璃卻再也沒有被打破過，大将的兩個兒子已經是小學生了，他們被新來的老師調教得服服帖帖，再加上嚴厲的校長讓大将賠了幾次錢，大将一家終于靜悄悄了。有點像城裡人了。

另外安靜下來的是那個女老師的女兒們。她們分别在一年級到五年級的各個班裡，大的再也不會旁若無人地去小的教室裡，幫妹妹系鞋帶、提褲子、穿衣服，甚至擤鼻涕了。

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發展。

然而，有一天，從來不讀書看報的大将，卻拿着一張報紙，神神叨叨地滿學校亂竄，“我要平反了，我要平反了…”

他見人就拿着報紙給他看，“看看吧，我不是大将，他才是，他才是…”

連學生他都不放過，語無倫次地說：“我不是大将，他才是…我要平反！”

報紙上刊登着一張照片，照片上有很多人，下面的内容是“為促進祖國統一，黃埔軍校同學會成立。”

校長奇怪了：“這跟你有什麼關系？”

他憤怒地舉着報紙，一反平時見了校長的局促，對着校長咆哮：“這個人，看清楚了，中間的這個人，他叫黃維，他是國民黨的大将，我他媽叫黃偉，我不是、我不是大将。我要平反。”

從此以後，大将就天天找政府部門，找教育局，找校長，他要平反。可是，經過各級部門的調查，找不到大将被打倒的證據。沒有被打倒過，何來平反一說？

“不行！”大将不幹，他認識的領導多，他一個一個地找，“我當年就在你旁邊，你戴高帽子，我也戴高帽子；你坐噴氣式，我也坐噴氣式。你平反了，我卻平不了反？為什麼？”

他天天戴着尖尖的高帽子，坐在學校的大門口，鈴也不打了，水也不燒了，樹枝也不剪了，一天到晚就這麼坐着。一直到我小學畢業，他還在那兒坐着。

火車（之二）

“哐-當-當、哐-當-當…”，火車的聲音，由遠而近，“嗚—！哐當哐當哐當…”。

聲音像河裡的波紋，嘩地上來了，又嘩地下去了。

火車也一樣，哐當當地近了，又哐當當地遠了，隐隐約約聽到“嗚…”，火車頭上的大燈亮得像太陽，照得地下的一根稻草都看得見。大燈越來越近，越來越近，近得讓人覺得有些心慌時，它卻呼嘯而過，離人越來越遠，越來越遠，投入到更深沉的夜裡。唯獨隐約的哐當聲，還在耳邊不停地響着，不知是幻覺還是現實。

天地都睡了。鐵道邊，綠樹成蔭。夏天，蛙叫蟬鳴；冬天，朔風呼嘯。鐵軌的撞擊聲，規律的、悠遠的，在空氣中一點一點地擴散，直至虛無。我常常在想，這樣的聲音，會飄渺到哪裡呢？

半夜、三更、子時歸，它最終會消失在哪裡呢？

我跟着爺爺在鐵軌上走着，他邊走邊用手裡的長把鉗子夾出枕木下、道渣石裡的煤渣，扔進斜挎在肩上的帆布包裡。陳舊的帆布包上隐約能看到三個人頭，那是拿着工具、戴着墨鏡的工人；摟着一捆麥穗的農民；扛着鋼槍的解放軍戰士。三個人共同拿着一本大書，“為人民服務”幾個字還隐約能見。

我們這裡出産礦石，都是岩石一樣的巨石，被火車運到其他地方，據說能煉出各種神奇的東西。

對小孩子來說，石頭能煉成金屬，已經很神奇了。而更神奇的是，鐵道上怎麼能生出煤渣呢？爺爺不知道，我更不知道。

我們沿着鐵道一直走，就到了盡頭，爸爸媽媽都在這裡工作。他們把礦車運來的礦石卸下來。所有的礦車都是人在推。每個礦車三個人，推車的人都把頭埋得很深，用肩膀推車，看不見他們的臉，卻能看見蹬在枕木上的腿腳，雖然慢，卻孔武有力，那個力氣是看得見摸得着的。因為礦車在軌道上運行，不會走錯路，所以他們并不擡頭看路。一輛接一輛的礦車，從遠山裡推出來，為了減少坡度，轉了一個大彎來到平地，那緩慢卻堅定的步伐，顯得異常沉重而壯觀。上學後，我在美術課本上看到“伏爾加河的纖夫”的油畫，馬上就想到了他們。

推到地方以後，他們就氣喘籲籲地站在旁邊擦汗，爸爸們就開始卸礦車上的礦石。卸完以後，推車的工人把礦車往回推，這時候他們就輕松了，并不是三個人一起推，而是兩個人跳到礦車裡，讓另一人推着；或者，一邊一個人，輕松地用手推着礦車走，另一個人則袖着手，緩緩地跟着，像個無所事事的少爺。

礦石堆在一個巨大的廣場上，火車的鐵道就像地裡的铧犁一樣，把廣場從中間犁成了兩半，鐵軌低低地躲下面，像犯了錯誤的人，不敢擡頭。

火車“哐當當”地停在鐵軌上，就像鑽進了地道，顯得一點也不威風了。可是等工人們用推車往火車上裝礦石時，才看出來，火車低得那麼恰到好處，工人們在廣場上搭的跳闆，正好擔在火車車廂的上部，工人們通過跳闆，平平地将推車推到車廂邊，推車一傾，礦石就輕松地倒進了火車的車廂。鐵軌哪怕高一點點，推車的人都會很費勁的。

看到這個情景，爺爺不由自主地感慨：“能人啊，真是能人啊！他怎麼就想得這麼周全呢！”

中午了，我們來到了一個簡陋的工棚裡，工棚的地上放着一個碩大的電爐子，爸爸把電爐的閘刀推上，輕微的嗡嗡聲就傳了出來，這是電流的聲音，不一會兒，電爐絲就紅了。媽媽把桌上的飯盒放在電爐子上，拿點熱水倒進飯盒裡，用一雙竹筷子輕輕攪動着飯盒裡的菜，不一會兒，香味就傳出來了。

爸爸媽媽中午回不來家，爺爺不會做飯，社會上沒有賣飯的地方。所以每天中午我們都在父母的單位吃飯。媽媽頭一天晚上多炒點菜，第二天上班時帶着，到中午時熱一下，全家就在這裡吃了。

據說，單位的自來水是工業用水，多喝對身體不好。不知為什麼，這裡的水熬出的粥卻極其美味，很多人都在單位上熬粥喝。也許是有什麼礦物質的原因吧。

我們每天中午飯都是饅頭就菜，喝着美味的粥。饅頭是家裡提前蒸好，我和爺爺帶過來的。

我家開始吃飯的時候，其他工人也開始熱飯了。爸爸照例敲着飯盒讓人：“嗨，辣子雞丁，嘗一嘗，嘗一嘗。”

照例沒有人坐過來：“你慢用，你慢用。我今天是丸子冬瓜湯，泡窩窩頭吃。”

媽媽也客氣：“我昨晚熬了幾條小黃魚，才學着做的，大家嘗一下給提個意見，看做的咋樣？”

“不了、不了，我這點酸菜粉條是前天做的，今兒吃不了就該倒了。”

随着叮鈴哐啷的熱飯聲、吃飯聲、洗碗聲，燒得透紅的電爐子終于關了。大家都頂着一頭汗。有人開始找地方午睡了，閑着的人邊擦汗邊把大開的門窗稍微關一點，省得睡着的人被風吹着。

爸爸的徒弟不睡午覺，他小聲問爺爺：“您一天能拾多少煤核？”

爺爺說：“小半袋。”

“不少了。”直挺挺躺着的王叔突然說道。我以為他睡着了，被吓了一跳。他繼續說：“這一天家裡用煤就夠了。”

“夏天夠，冬天還是不夠。”爸爸小聲插話道。

坐在角落裡織毛衣的張姨說：“我聽說明年就要改内燃機了，如果改了内燃機就沒有煤核了。”張姨老公是礦山的火車司機，她很為這個驕傲，不管說什麼事，都要往火車上扯。

“那不一定，”爸爸的徒弟不相信，“這麼多火車頭，怎麼可能一次性換完呢？礦上有這麼多錢嗎？”

“這不是錢的事，這好像與環境污染有關系。”張姨說。

“一個火車頭，冒點黑煙，就污染環境了？瞎扯淡。”王叔的頭在長條凳上晃蕩，長條凳發出哐哐的聲音，我真想看看王叔的後腦勺上有沒有被撞出了包。

“管他呢，”爸爸一邊用紙條卷着煙絲，一邊說，“大不了就不撿煤核了，又不指望這個生活。”

“内燃機是燒什麼的？”媽媽好奇地問。

“柴油。”四五個聲音一起說道。

“這确實是瞎胡鬧，咱們這裡有煤，卻不讓用燒煤的火車。用燒柴油的車，還得花錢買柴油嗎？”媽媽似乎想不通了。

“是這個理兒。”不知誰在暗中說了一聲。

不過我卻聽明白了，原來火車是燒煤的，難怪鐵道兩邊有那麼多沒有燒透的煤渣。

“咱們在鐵道邊放上罐頭瓶子，不就能收回來柴油了嗎？”我突然開竅了，不由自主地說。

大家夥兒哈哈大笑起來。

“好辦法，”躺着的王叔坐了起來，“我家的罐頭瓶子全都是你的，你随時可以去取。”

“收不上。”張姨拍拍我的腦袋，“内燃機比蒸汽機嚴實得多，一滴油都不會出來。”

一直趴在桌子上的老蔫擡起了頭，他問爸爸：“老羊，你一個月工資是多少？”

“六十八，三級工。”爸爸說。

“嫂子呢？”

“也是三級工，六十九。”

“什麼什麼什麼？”爺爺不幹了，“都是三級工，你怎麼還沒媳婦多呢？”

“去年我倆一樣，都是六十九。今年我不是提幹了嗎？幹部的三級比工人的三級少一塊錢。”

“哦！原來如此。”大家明白了。

爸爸的徒弟試探着問老蔫：“我聽你老鄉說，你們老家包産到戶了？”

“是啊。”

“這是好事呀，不知我們老家怎麼樣？如果也包産到戶了，我就回去了。”一直聽着的爺爺說。

“嗨…”老蔫卻勾下了頭。

熱心的張姨問他：“怎麼了？有什麼事嗎？見天兒勾着頭。有啥事兒說說，看大家夥兒能不能幫幫你。勾頭納悶管什麼用？”

“嗨！”老蔫又長歎一口氣，說，老家今年開始土地承包，公社和大隊的農具、牲畜都要分給各家，他忙得沒有時間請假，結果媳婦隻分到了一頭半死不活的小毛驢，一天到晚卧着，别說幹活了，站都有點站不穩。

“那你回去看看吧！”熱心的張姨催促道。

“沒錢，”老蔫一直低着頭，我看不到他的臉，卻能感到他的壓力。他的這個樣子，讓我幼小的心靈也感受到了負擔，沉甸甸地。

“你需要多少錢啊？”王叔幹脆不睡了，一屁股坐在床上，盤着腿問他。

“村裡的獸醫說了，這驢在公社時就蔫得很，一直沒找到治療的辦法。如果想找到毛病就得去鎮上。看病起碼得三十多塊，來去兩天人吃驢嚼最少十塊，一天又看不完，在鎮上住兩天，大車店又是十塊，再多預備一點，還得十塊…”他搖着頭說不下去了。

“你就沒存點？”爺爺小心地問他。

“他存什麼呀，左手進右手出的，”爸爸的徒弟搶着說，“去年他娘住院，今年他爹去世，他拉的饑荒還沒還完呢。”

“不管怎麼樣，你得回去一趟，這可是大事，”王叔豪爽地說，“我剛才算了一下，你也就缺個六十多塊錢，我借你二十，老羊是雙職工，條件好一點，也幫一點，剩下的咱們再想辦法。”

“沒問題，”爸爸說，“我也借你二十。”

“還有我呢，我借你十塊吧。”爸爸的徒弟說。

“算了吧，你那點工資吃飯都不夠。我去求求老鄉吧。”老蔫感激地對爸爸的徒弟說。

張姨放下手中織着的毛衣，站起身來，在褲子口袋裡翻出一個洗得透明的花手絹，從裡面拿出兩張一塊錢，遞到老蔫面前，說：“你别嫌少，我們雖然也是雙職工，但是火車司機的工資低，我确實拿不出更多的了。”

“火車司機的工資低嗎？”王叔有點不相信。

爺爺打斷了他們，說：“不要求這麼多人了，幹脆就把我的一百塊錢借給你，反正你也是要還的。”

“那不是你做棺材的錢嗎？”媽媽問。

“棺材啥時候做不行？明年做也可以。”

“我看行，”爸爸說，“幹脆就借我一家的，省得到處求人下話。”

問題解決了，大家的情緒好起來了，老蔫的苦瓜臉也不太苦了。大家的話題也活潑了起來。

爸爸的徒弟問王叔：“聽說你在内蒙古的露天煤礦幹過，露天煤礦是什麼意思？是不是他們把巷道的上面挖通，透出天來就叫露天煤礦？”

“什麼呀，”張姨搶着說：“露天煤礦就是把煤層上的土挖掉，把煤露出來，就叫露天煤礦。”

“差不多，”王叔說，“隻要是煤層埋得不深，而且煤層比較厚的地方，就把煤上面的土和岩石挖掉，把煤層暴露出來進行開采。”

“這樣采煤，不容易出事故吧？”爸爸問。

“對，這樣挖煤，安全、煤塵少，得矽肺的人也少。但是，有時候地下水會被挖出來，加上下雨的雨水，積攢下來，讓人在爛泥裡工作，也很不舒服。它對土地破壞也很厲害。”

“看來什麼事都有好有壞。”爺爺插話說，“我當年走西口，去過山西，你别說，山西的煤礦可是真多，什麼樣的煤礦我都見過。最讓我難忘的是，在靠近大同的一個地方，他們挖出的煤能吃。”

“啊，還有能吃的煤？”大家異口同聲地發出驚呼。

“好吃嗎？”老蔫的嘴張得老大，我趕快咽了一下口水。

“不知道，”爺爺搖着頭說，“我當年走西口是去内蒙古販牲口的，和煤礦不打交道，但是見過的、聽過的事情還是很多的。”

張姨插話了：“聽我家掌櫃的說，東北有一種煤，不能提前挖出來，要先用土埋着，一旦全暴露出來，很快就着了。一根火柴就能點着。”

“那怎麼往外拉呀？拉着拉着火車着了，那可真成火車了。”媽媽不由自主地笑了。

爸爸的徒弟也說：“讓你們掌櫃的開火車的時候多往後看看，别什麼時候熟了都不知道。”

“去你娘的腿，你才熟了呢。咱們這裡有這樣的煤嗎？以後我老公開柴油燒的車，又安全又幹淨。”大家一陣哄笑。

爸爸的徒弟問爸爸：“師傅，你說煤炭重要還是石油重要。”

這句話把爸爸難住了，他沉吟良久，說：“石油可能在工業上用處大點吧，要說日常生活，我還是覺得煤炭重要一點。你看，煤炭在家裡就能很方便地做飯、取暖，要用汽油、柴油、煤油就不太方便了。”

“就是，”媽媽說，“一般人家連裝油的東西都沒有。哪裡有這麼些壇壇罐罐呢？”

“那你就不知道了，”張姨生怕被别人打斷話頭，搶着說，“我去年回省城的時候，在我姐的鄰居家見了一個液化氣罐，有這麼高，這麼粗，”張姨用手比劃着，“像個炸彈一樣，用一節橡膠管接在一個火爐盤子上，把罐子上的閥門擰開，點一根火柴放在盤子上，一擰開關火就着了，一直是旺火，不用添柴加煤，你不管它，它就一直那樣着着，一直旺得很。不冒煙、沒味道。”

“我不相信，編什麼編？”爸爸的徒弟滿臉質疑地說。

“我也不太相信，那得是多大的罐子，那火還能一直着？又不是孫悟空的三味真火，燒不完了？”王叔有理有據地發問。

“就你比劃的這麼大一個罐子，能做熟一頓飯嗎？”媽媽笑着問她。

“我也有點不相信，罐子裡裝的是什麼？用完了怎麼辦？”老蔫慢吞吞地，邊想邊說。

其他人雖然沒有說話，但明顯感覺到沒有人相信張姨的話，沉默代表了大家的态度。這個東西超出了大家的想象。

就在張姨面紅耳赤、磕磕絆絆地解釋時，我大聲說：“我相信！”

這是多麼神奇的東西啊，我真希望它是真的。

張姨感激地抱着我親了一口…

老蔫從老家回來了，他帶了很多好吃的東西，玉米、土豆、大豆，還有剝了皮的、煮熟的麥粒，柔柔的，别提多好吃了。

媽媽問他：“驢治好了？”

“嗨，沒有病。”老蔫難掩興奮地說，“懷孕了，所以一天到晚懶洋洋的，都以為病了。我們那的幾個獸醫都是二把刀，楞沒檢查出來。”

“現在怎麼樣了？”爺爺擔心地問。

“我剛進家門就生了，你說巧不巧？就踩着我的腳生的。”

老蔫解開外衣的扣子，像撓癢一樣從裡面的口袋裡，窸窸窣窣地掏出一疊錢。他往手指上呸地吐了一口唾沫，當着爺爺的面，一五一十地數了起來。

爺爺在旁邊哎呀哎呀地客氣，“急什麼呀，不着急的。”

老蔫把錢放在爺爺手裡，爺爺推了幾下，推不動老蔫，就把錢裝進了口袋。老蔫趕快說：“數數，數數。”

爺爺說：“不用、不用，都是自己人，信得過、信得過。”

爺爺看着地下的一堆東西，客氣地說：“來就來吧，帶什麼東西？大老遠的路。”

老蔫興奮起來：“大伯，實話告訴你，這包産到戶的政策就是好。你看我老婆一個人在家務農，還要帶倆孩子，老人不但幫不上忙，還是拖累，都出不了門了。你猜怎麼着，我老婆一個人，就靠她一個人，還要管小孩、還要管老人，她居然一年把兩年，可能不止兩年，的莊稼給收了。現在家裡的糧食都快堆不下了。不管是麥子、包谷還是洋芋，都是大豐收。今年的天氣其實不算太好，她靠自己個兒就把兩三年的口糧掙下了。我在外面上班，還沒有她掙得多。”

“我的媽呀，真的嗎！我的媽呀，真的嗎！”爺爺不停地說着這句話，恨不得馬上就回到老家去。

爸爸趕快阻止他：“我剛接到老二的信，咱們老家還沒有實行包産到戶。你回去還是給隊裡幹，一年到頭掙的工分不夠嚼谷，隻會給老二家增加負擔。你就老老實實在這裡住着，什麼時候分地了你什麼時候回去。”

爺爺洩了氣，隻好老老實實待在家裡，趁大家去上班的工夫，又帶着我在鐵路上走來走去，撿拾鐵路上的煤渣…

好多年以後，爺爺去世了，爸爸媽媽也跟着我來到了城市。礦區的火車在我離開時還是蒸汽機。每天都有人沿着鐵道撿拾煤渣，他們低着頭走路的樣子很像爺爺。雖然我知道不是，但是卻願意停下來，遠遠地張望一下。看看這些撿拾生活的人，我有時覺得他們很像電視裡看到的，一步一個長頭，虔誠地去佛教聖地朝拜的聖徒。

我不知道為什麼，經常會在夢裡聽見呼嘯而過的火車，火車車輪撞擊鐵軌的聲音清晰可見，尤其是在火車走遠後，那隐隐約約的汽笛聲，時常萦繞在我腦海裡。

哐當當、哐當當。嗚…！這童年的記憶，真的要伴随我一生，直至我離開這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