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傳】

章太炎
中國近現代民主革命家、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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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的父親名濬，字輪香，曾任餘杭縣學訓導，兼杭州诂經精舍監院。童年期間，章太炎在外祖父和父親的指導下學習了文字、音韻、訓诂等許多知識，為其研究小學奠定了紮實的基礎。在青少年時期，他閱讀了大量的書籍，積累了深厚的治學底蘊。在其父離世後，入诂經精舍從師俞樾，并向高治平問經、譚獻問文辭法度。1895年（清光緒二十一年）11月，章太炎加入康有為在上海設立的強學會，随後發起成立興浙會，創刊《經世報》等報刊。随後章太炎開始了他的革命生涯。次年，章太炎加入同盟會，任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的總編輯和發行人。武昌起義後，章太炎回到國内，在國内奔走宣傳自己的主張，經曆了不同的執政者，意見相和就共事，不和就反對、離職，在他奔走革命的同時，學問并沒有被遺忘，期間著作豐富，至死仍在講學。章太炎病重，留下遺囑讓子孫後代不仕外族人。1936年（民國二十五年）6月14日，章太炎病逝，國民政府頒布國葬令，對章太炎的一生給予了高度評價。

章太炎潛心佛學，以佛釋莊，後以莊釋孔，通過儒術，為革命的合法性溯源。主張建立“宗教信心”，構建”齊物平等“的政治哲學。主張“經即古文，孔子即史家宗主”。《自述學術次第》《菿漢微言》等著作闡述其從少年至老年的思想變化曆程。章太炎的相關著作後被編成《章氏叢書》。章太炎作為革命家、思想家，對二十世紀的民主革命進程、民主革命思想有着重要的影響，作為學者、國學大師，有着承上啟下的重要作用，一方面他對傳統經學的研究為國學的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另一方面他的研究為近代語言學的興起奠定了基礎。最後他緻力講學，培養了大批學者，比如黃侃、魯迅、周作人、錢玄同等人。

章太炎（1869年1月12日—1936年6月14日），浙江餘杭人。原名學乘，字枚叔（以紀念漢代辭賦家枚乘），後易名為炳麟。因反清意識濃厚，慕顧绛（顧炎武）的為人行事而改名為绛，号太炎。世人常稱之為“太炎先生”。早年又号“膏蘭室主人”、“劉子駿私淑弟子”等，後自認“民國遺民”。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學者、樸學大師，研究範圍涉及小學、曆史、哲學、政治、樸學等等，著述甚豐。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任《時務報》撰述，因參加維新運動被通緝，流亡日本。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因發表《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并為鄒容《革命軍》作序，即《革命軍》序，觸怒清廷，被捕入獄。光緒三十年（1904年）與蔡元培等合作，發起光複會。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出獄後，孫中山等迎其至日本，參加同盟會，主編同盟會機關報《民報》，與改良派展開論戰。宣統三年（1911年）上海光複後回國，主編《大共和日報》，并任孫中山總統府樞密顧問。曾參加張謇統一黨，散布“革命軍興，革命黨消”言論。民國二年（1913年）宋教仁被刺後，前往北京，為袁世凱禁锢，袁世凱死後被釋放。民國六年（1917年）脫離孫中山改組的國民黨，在蘇州設章氏國學講習會，以講學為業。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在蘇州主持章氏國學講習會，主編《制言》雜志。晚年憤恨日本侵略中國，積極贊助抗日救亡運動。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病逝。

人物生平：早年時期

同治七年戊辰年十一月三十日（1869年1月12日），章太炎出生于浙江杭州府餘杭縣東鄉倉前鎮。章太炎起初跟從外祖父朱有虔（左卿）學習，自稱：“餘十一歲時，外祖朱左卿授餘讀經，偶讀蔣氏《東華錄》曾靜案，外祖謂：‘夷夏之防，同于君臣之義。’餘問：‘前人有談此語否？’外祖曰：‘王船山、顧亭林已言之，尤以王氏之言為甚。謂‘曆代亡國，無足輕重，惟南宋之亡，則衣冠文物，亦與之俱亡。’餘曰：‘明亡于清，反不如亡于李闖。’外祖曰：‘今不必作此論，若果李闖得明天下，闖雖不善，其子孫未必皆不善，惟今不必作此論耳。’餘之革命思想伏根于此。”

光緒十六年（1890年），章太炎到杭州诂經精舍學習，诂經精舍的主持人是俞樾，俞樾是從顧炎武、戴震、王念孫、王引之等一脈相承下來的清代著名樸學大師，撰有《群經平議》《諸子平議》《古書疑義舉例》，校正群經，諸子句讀，審定文義，并分析其特殊文法與修辭，治學方法缜密，章太炎受其影響，埋頭研究學問，前後一共有八年之久，期間章太炎收獲頗大。

章太炎在青年時期就撰寫了《膏蘭室劄記》，對《管子》《墨子》等諸子著作和《詩》《禮》等經書進行考釋駁論；撰寫了《春秋左傳劄記》，诠釋古言古字、典章名物，疏證《左傳》體例、傳授統系；編訂了論學論政的專著《訄書》，共含文50篇。參加革命後，為了推動革命的發展，他撰寫了不少文章：在《經世報》上發表了《變法箴言》；在《清議報》上發表了《儒術真論》《菌說》《客帝論》等文章；在《民報》發表了《俱分進化論》《無神論》《國家論》等文章；在《國粹學報》連載了《新方言》等文章。雖然後期章太炎一直在奔走革命，但并未忘記學術積累，編訂了《國故論衡》一書，并且不斷對《訄書》進行修訂。1915年（民國四年），上海右文出版社出版了章太炎的學術講學文章合集《章氏叢書》。晚年章太炎總結了自己的學術思想變化，撰寫了《菿漢微言》一書，編寫了《自定年譜》。

光緒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戰争中中國被日本侵略者打敗，在民族危機深重的刺激下，章太炎毅然走出書齋，聽到康有為設立強學會，“寄會費銀十六圓入會”。并于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年末辭别俞樾，來到上海，擔任《時務報》編務。章太炎當時的辦報主張是“馳騁百家”，“引古鑒今”，“證今則不為巵言，陳古則不觸時忌”。他在《時務報》任職不久，文章也隻發表《論亞洲宜自為唇齒》和《論學會有大益于黃人亟宜保護》兩篇。他認為凡是西方國家的長技，都可以被中國所借鑒，并且可以作為改變成法的參考，例如舉辦“有益于黃人”的學會。應該“修内政”，行“新制度”，不能“惟舊章之守”，而須“發憤為天下雄”]他認為“變郊号，柴社稷，謂之革命；禮秀民，聚俊才，謂之革政。”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應該“以革政挽革命”，亦即實施政治改革。與此同時，章太炎又編撰《經世報》《實學報》和《譯書公會報》。還于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上書李鴻章，企求他能把握世界的潮流實行改革。也曾跑到武昌，幫助張之洞辦《正學報》，幻想借助他的實力推動維新變法。不久，維新派推動的百日維新夭折，章太炎避地台灣。他對戊戌六君子的慘遭殺戮深表憤慨；對康有為“内不容于讒構”而“見诋于俗儒鄉願者”為之解脫；對以慈禧太後為首的頑固派的專制驕橫極為仇恨，“讨之猶可，況數其罪乎？”經曆維新新政，他的“革政”思想較前又有發展。

鼓吹革命

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夏天，章太炎東渡日本，在京都、東京等地為反清做準備，并與梁啟超等人修好，之後返回上海參與《亞東時報》編務工作。此時章太炎的排滿觀和古文經立場日益明确，在蘇州出版了其著作《訄書》的第一版，由梁啟超題簽。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義和團運動爆發，八國聯軍侵華等相繼發生，慈禧太後等頑固派的賣國原形暴露無遺，章太炎受到極大震動。7月，在上海召開的中國議會上，他激烈反對改良派提出的“一面排滿，一面勤王”的模糊口号，“宣言脫社，割辮與絕”，撰《解辮發》以明志。對過去設想的“客帝”、“分鎮”也進行了糾正，說是“餘自戊、己違難，與尊清者遊而作《客帝》，飾苟且之心，棄本崇教，其違于形勢遠矣”。進而提出：“滿洲弗逐，欲士之愛國，民之敵忾，不可得也。浸微浸削，亦終為歐、美之陪隸已矣。”接着，章太炎樹起反清的旗幟，開始向改良派展開鬥争。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章太炎在東京《國民報》發表《正仇滿論》，尖銳批判梁啟超：“梁子所悲痛者，革命耳；所悲痛于革命，而思以憲法易之者，為其聖明之主耳。”

光緒二十八年正月（1902年2月），章太炎再次被追捕，流亡日本。初住橫濱，後入東京，和孫中山結識，他們共同商讨推翻清朝之後的典章制度和中國的土地賦稅以至建都問題，《訄書》重印本《相宅》和《定版籍》中，就記錄了他倆當時的讨論情況。6月，章太炎返回祖國，為上海廣智書局修改他的譯文，曾譯述日本岸本能武太所著《社會學》。他還修改了《訄書》，并立下了編修《中國通史》的志向，認為“所貴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發明社會政治進化衰微之原理為主，則于典志見之；一方以鼓舞民氣，啟導方來為主，則亦必于紀傳見之”。

光緒二十九年二月（1903年3月），章太炎到中國教育會贊助成立的上海愛國社任教。這時，抗法拒俄運動展開，革命形勢發展，而康有為卻發表了《與同學諸子梁啟超等論印度亡國由于各省自立書》和《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隻可行立憲不可行革命書》，反對革命黨公開攻擊滿族統治者，以為立憲可以避免革命造成的慘劇，鼓吹光緒帝複辟。章太炎看到後，公開批駁康有為，指出康有為所謂的“滿漢不分，君民同治”，實際上是“屈心忍志以處奴隸之地”。光緒帝隻是“未辨菽麥”的“小醜”，他當初贊成變法，不過是“保吾權位”，如果一旦複辟，必然将中國引向滅亡。章太炎贊美革命：“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舊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黃之猛劑，而實補瀉兼備之良藥矣。”他又為鄒容《革命軍》撰序，說是“夫中國吞噬于逆胡二百六十年矣，宰割之酷，詐暴之工，人人所身受，當無不昌言革命”。

革命講學

1901年（光緒二十七年），章太炎在東吳大學任教，經常在上課向學生講述中國曆史上反抗異族統治的民族英雄故事，倡言反清之志，公開以“李自成胡林翼論”為題要求學生作文，引起全校震動。

1906年6月29日，章太炎出獄，中國同盟會派員至滬迎章太炎赴日。他在日本加入中國同盟會，主編中國同盟會機關報《民報》。他在東京留學生歡迎會上發表演說，述“平生的曆史與近日辦事的方法”，認為最緊要的是：“第一，是用宗教發起信心，增進國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國粹激動種性，增進愛國的熱腸。”他所說的宗教，就是佛教。他說：“我們中國，本稱佛教國。佛教的理論，使上智人不能不信。佛教的戒律，使下愚人不能不信。通徹上下，這是最可用的。”國粹就是語言文字、典章制度與人物事迹。他說：“近來有一種歐化主義的人，總說中國人比西洋人所差甚遠，所以自甘暴棄，說中國必定滅亡，黃種必定剿絕。因為他不曉得中國的長處，見得别無可愛，就把愛國愛種之心，一日衰薄一日。若他曉得，我想就是全無心肝的人，那愛國愛種之心，必定風發泉湧，不可遏抑的。”認為“古事古迹，都可以動人愛國的心思”。1906年寫《革命之道德》。章太炎在《民報》上發表了不少政論，基本上是宣揚同盟會的革命綱領的。在《民報一周年紀念會祝辭》中強調：“掃除腥羶，建立民國。”《民報一周年紀念會演說辭》說：“革命大事，不怕不成；中華民國，不怕不立。”由章太炎手撰，以“軍政府”名義發表的《讨滿洲檄》，更明确指出：“自盟而後，為掃除鞑虜，恢複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有谕此盟，四萬萬人共擊之。”

章太炎在論文中強調革命黨自身的建設，認為“優于私德者亦必優于公德，薄于私德者亦必薄于公德。而無道德者之不能革命，較然明矣”。指出革命者必須“确固堅厲，重然諾，輕死生”，應該做到“知恥”、“重厚”、“耿介”、“必信”，要有“革命之道德”。章太炎在論文中深刻揭露改良派“競名死利”、“志在千祿”的醜态。并說：“夫其所操技術，豈謂上足以給當世之用，下足以成一家之言耶？汗漫之策論，不可以為成文之法；雜博之記誦，不可以當說經之诂；單篇之文筆，不可以承儒、墨之流；匿采之華辭，不可以備瞽蒙之頌；淫哇之賦詠，不可以瞻國政之違。既失其末，而又不得其本，視經方陶冶之流，猶尚弗及，亦曰以是嘩世取寵而已”。指出改良派的“謀立憲”，隻能使“豪民得志，苞苴橫流，朝有黨援，吏依門戶，士習嚣競，民苦騷煩”，表示堅決反對。他還在《民報》上刊發别人批駁《新民叢報》的文章。章太炎在《民報》上發表的文章，大都針鋒相對，文字銳利，“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

1907年（光緒三十三年），章太炎在東京創立“章氏國學講習會”，講授《說文解字》。由于課時沖突，章太炎為魯迅等人開設了特别班，在《民報》報社内為他們講授《說文解字》和《爾雅》，在講完《說文解字》之後，又講了《莊子》《漢書》等，前後共1年時間。

1908年章太炎發表《代議然否論》，認為代議制與西方中古時期的封建制息息相關，議員很大程度上繼承了封建貴族的政治地位。而中國自魏晉以後，社會上除了君權，已基本沒有世襲性的政治權力，因此不适合移植代議制度，強調制度建設應和中國最基本的現實國情相符。

1910年2月，光複會宣告成立。新成立的光複會，章太炎任會長，陶成章任副會長。

自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起，章太炎在《國粹學報》上發表若幹學術文字，并在東京開設國學講習班，“宏獎光複，不廢講學”。此前，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章太炎與近代古文經學另一重鎮劉師培定交，此後因學術祈向相近而交往日密，遂發生被劉師培與妻子何震誣蔑叛變事件。又與孫中山、汪精衛、黃興等因《民報》不合，乃由提倡光複轉入專心論學，著有《文始》《新方言》《國故論衡》《齊物論釋》等。其中《國故論衡》為近代學術史上有數之巨制，開辟了漢語言文字學、經學、文學及哲學、心理學的現代化研究的先河。宣統元年（1909年）又編有《教育今語雜志》，撰寫若幹白話述學著作，以普及學術。

後期章太炎的主要工作是學術。1935年（民國二十四年），章太炎回到蘇州，成立“章氏國學講習所”，招收學生（需要兩位名家推薦），但是卻破格錄取了憑借自己文章獨闖講習所的湯炳正。章太炎欣賞中國傳統的民間講學方式，為此，他曾拒絕清華國學院的聘請，樂以“學在民間”的私學立場，追求講者與聽者的對話和溝通。章太炎講國學具有系統性，且善于總括主題，分類後逐一講解，每當談到具有争議的問題，就當場辨明，以此傳授治學之法。除講學之外，他還多次組織佛化教育會，發表演講。1936年（民國二十五年），重病的章太炎依然每天堅持講學。家人勸他休息，他說“飯可不食，書仍要講”。在最後一次講學時已經不能進食。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因鼻衄（nǜ）病和膽囊炎去世，留有遺囑“設有異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孫毋食其官祿”。

民國之初

宣統三年（1911年），武昌起義勝利之後，章太炎提出了“革命軍起，革命黨消”的錯誤口号，主張解散同盟會，并和一些立憲黨人在一起，組織中華民國聯合會。民國元年（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聘任章太炎為總統府樞密顧問，他不願常駐南京，返回上海。2月中旬，在讨論建都問題時，章太炎主張建都北京，認為“中國本因舊之國，非新辟之國，其良法美俗，應保存者則存留之，不能事事更張也”。他依戀舊制度，說“專制非無良規，共和非無粃政”，“政治法律，皆依習慣而成”，主張中央“特建都察院”，“限制元首”，地方“廢省存道”，而對代議民主制則表示反對，主張“限制财産”，又以“奪富者之田以與貧民”為“大悖乎理”。

南北議和告成，袁世凱上台，章太炎幻想袁世凱“厲精法治”，“以厝中夏于泰山磐石之安”。在用人問題上，以為“同盟會人材乏絕，清流不歸”。反對“政黨内閣”，提出“取清時南方督撫有材名者以充閣員之選”。說什麼：“漢之良相，即亡秦之退官；唐之名臣，即敗隋之故吏。”主張“循舊貫”，用“老吏”。将中華民國聯合會與一些小政團合并，改組為統一黨，以後更與民社等并為共和黨，推黎元洪為理事長。

袁世凱給了章太炎一個總統府高等顧問的頭銜，不久又委任為東三省籌邊使，調出北京。章太炎興緻勃勃地跑到東北去“興辦實業”，設東三省籌邊使署于長春，拟《東三省實業計劃書》，提出“設立三省銀行，以圓易吊，使民易知”，并鑄造金币。“欲鑄金币，又不可不預浚金源，非開辦金礦，收買金砂，不足以供鼓鑄。又請開浚松花江、遼河，去其淤梗，以利交通”。還拟“組織報館”，“設會研究”。但沒有多久，宋教仁遇刺，血的教訓使他猛醒過來，他沉痛地《挽宋教仁》：“願君化彗孛；為我掃幽燕”，開始對袁世凱不信任了。4月，章太炎托事南行。5月，他又親赴武昌，拜谒了黎元洪，在湖北緻電袁世凱，請求免除梁士诒、陳宧、段芝貴、趙秉鈞“四兇”的職位。接着，由武漢到了北京，袁世凱設法籠絡章太炎。5月25日發令“章炳麟授以勳二位”，“冀以歆動”。6月4日，章太炎離京來滬。而他早先提議在東北籌設實業銀行的借款，财政部長梁士诒不肯蓋章，章太炎“實業計劃”落空，感到“大抵政府之與我輩，忌疾甚深，罵亦阻撓，不罵亦阻撓”，于是決計“辭差”，“奉身而退”。

遭袁迫害

民國二年（1913年）4月，章太炎從長春返回上海。7月，孫中山、黃興舉兵武力讨袁，章太炎卻不信賴，說什麼“讨袁者亦非其人”。他既罵袁世凱“用心陰摯，正與西太後大同”，又說孫中山“與項城一丘之貉”。“謂宜雙退袁與孫、黃，改建賢哲，仆則承命”。以為“若為久遠計，凡一政黨，非有實業為中堅，即有俠士為後應，無此即不足以自樹。非實業則費用不給，而政府得以利用之矣；非俠士則氣勢不壯，而政府得以威喝之矣”。以為總統改選，“大抵仍宜推舉黃陂，必不肯任，然後求之西林”。“黃陂之廉讓，可望責任内閣；西林之果毅，可望廓清貪邪”。黎元洪（黃陂）也好，岑春煊（西林）也好，都是清朝舊官僚，民國新軍閥，章太炎對這些人寄以厚望，他已彷徨歧途了。

6月，章太炎與湯國梨結婚。8月，章太炎“冒危入京師”，一方面看到“京邑崎岖，道路以目”，以為“吾雖微末，以一身撄暴人之刃，使天下皆曉然于彼之兇戾，亦何惜此孱形為”，表示不畏強暴，敢臨虎穴；另一方面又以為“共和黨勢漸擴張，此為可熹”，“連日議員入黨者，已增三十人矣，骥老伏枥，志在千裡，況吾猶未老耶？”但是，袁世凱對章太炎還是不肯放松，對他加緊迫害，把他軟禁起來，梁士诒、趙秉鈞等還欲“捏造證據，置章于死”。

民國三年（1914年）1月，章太炎欲乘車離京，為軍警所阻。7日，“以大勳章作扇墜，臨總統府之門，大诟袁世凱之包藏禍心”，仍被監禁。曾決意絕食，“以死争之”，自雲：“不死于清廷購捕之時，而死于民國告成之後，吾何言哉！”直到民國五年（1916年）袁世凱死後，才被釋放。在監禁期間，編成《章氏叢書》初編。

參與護法

民國五年（1916年）6月，章太炎由北京南返。這時，孫中山也在上海，曾兩電黎元洪規複約法，尊重國會；章太炎也認為“約法、國會，本民國固有之物，為袁氏所摧殘”，主張維護。此後，他多次和孫中山一起參加會議，基本主張與孫中山尚相契合。8月，章太炎南赴肇慶，去看望岑春煊，更出遊南洋群島，一直到年末才回國。孫中山緻電黎元洪，認為章太炎“碩學卓識，不畏強禦，古之良史，無以過之，為事擇人，竊謂最當”，推舉章為國史館長。

民國六年（1917年）3月，段祺瑞召集督軍團在北京開會，商讨對德宣戰。5月7日，國會讨論參戰案；10日，段祺瑞組織“公民請願團”等，包圍國會，毆辱議員。章太炎和孫中山兩次緻電黎元洪，要求嚴懲“僞公民犯法亂紀之人”，“嚴懲暴徒主名”，“勿令勢要從旁掣肘”。6月7日，張勳率軍北上，與段派集議，電黎“調停須先解散國會”。孫、章聯電陸榮廷等南方各省督軍、省長，指出：“調停戰事之人，即主張複辟之人；擁護元首之人，即主張廢立之人。”“叛人秉政，則共和遺民必無噍類”。又聯名緻電陳炯明：“國會為民國之命脈，調和乃借寇之資糧”，“今者群盜鸱張，叛形已著，黃陂與之講解，實同降伏”。

7月1日，張勳複辟。3日，章太炎與海軍總長程璧光等在孫中山的住處秘密商議，籌劃反對張勳的複辟舉動。接着，與孫中山、廖仲恺、朱執信、何香凝乘海琛艦由上海啟程赴廣州，于7月17日抵粵。當有人詢以讨逆計劃時，章太炎即答以：“餘此次偕孫中山來粵，所抱之希望頗大”，“讨逆之舉，即為護法而起，惟不違法之人而後可以讨逆”。永豐、同安、豫章三艦抵達黃埔，孫、章一起前往迎迓。廣東各界開歡迎海軍大會，孫中山、程璧光到會，章太炎亦參加。9月1日，國民非常會議選舉孫中山為中華民國軍政府大元帥，章太炎任護法軍政府秘書長，《大元帥就職宣言》就是章太炎起草的。《宣言》中說：“民國根本，掃地無餘，猶幸共和大義，浃于人心，舉國同聲，誓殲元惡”，誓“與天下共擊破壞共和者”。此後，因護法軍政府中派系鬥争激烈，章“欲西行”，孫中山勸以“不當先去以失人望”，章太炎表示願為軍政府争取外援，到雲南聯絡唐繼堯。當他抵達昆明後，多次向唐繼堯進言，促唐繼堯東下，但唐繼堯始終是托故不出。

背離孫文

民國八年（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工人革命運動日漸發展，章太炎卻由反對軍閥割據逐漸演變為贊成軍閥割據。民國九年（1920年）11月，湖南通電湘省自治，章太炎随即在北京《益世報》發表《聯省自治虛置政府議》，認為宜虛置中央政府，軍政則分于各省督軍。接着，又主張使地方權重而中央權輕，各省自治為第一步，聯省自治為第二步，聯省政府為第三步，還必以本省人充軍民長官。這種聯省自治說，和孫中山的統一主張背道而馳。民國十年（1921年）5月，孫中山在廣州就任非常大總統職，章太炎以為非法，并以“聯合自治不可反對為獻”。

民國十二年（1923年）1月，孫中山在上海發表《和平統一宣言》，章太炎以為“統一利害，久處南方者自知，若謂借此以緩最高問題，則亦非計”。次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通過了《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接受了中國共産黨所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張，分析和批判了當時社會上流行的各種錯誤的、反動的政治流派，包括“聯省自治派”，宣告取消不平等條約；孫中山又系統講述了三民主義。10日，決定應馮玉祥的電邀，“即日北上”。章太炎對改組後的中國國民黨表示不滿，發出《護黨救國宣言》，“冀以同盟舊人，重行集合團體”。不久，馮玉祥組織中國國民黨同志俱樂部，章太炎也組織了辛亥革命同志俱樂部，背離孫中山。

晚年抗日

民國十四年（1925年），“五卅運動”發生，章太炎發出《為上海英租界巡捕慘殺學生之通電》。“以為英捕而不治罪，固不足以肅刑章；英捕而果治罪，亦未必足以防後患。惟有責成外交當局，迅速收回租界市政，庶幾一勞永逸，民慶再生”。

民國十六年（1927年），章太炎賦詩自述：“見說興亡事，拿舟望五湖”。随着北伐軍的不斷向北推進，章太炎因與國民黨政治主張不同，發表《讨蔣介石》全國通電。

1928年後自稱中華民國遺民。[晚年在蘇州講學，組織國學會，欲“甄明學術，發揚國光”。

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刻《章氏叢書續編》于北平，所收不多，而更純謹，且不取舊作，當然也無鬥争之作，先生遂身衣學術之華衮，粹然成為儒宗。但是，當帝國主義蹂躏中國，中華民族災難深重的時候，章太炎起來譴責國民黨“怯于禦亂而勇于内争”。

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北上見張學良；次年，又與馬相伯等聯合發表“二老宣言”、“三老宣言”：“對于當前日本之侵略暴行，不僅作消極之抵抗，同時更應動員全民族積極收複失地、根本消滅僞國”，呼籲抗日。

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一二九運動發生，宋哲元進行壓制。章太炎緻電宋哲元：“學生請願，事出公誠，縱有加入共黨者，但問今之主張何如，何論其平素。”

12月24日，上海學生北上請願，國民黨加以阻撓，章太炎“對學生愛國運動深表同情。但認政府當局，應善為處理，不應貿然加以共産頭銜，武力制止”。請願學生經過蘇州時，又“派代表慰勞，并囑縣長饋食”。他“瞻顧民族之前途，辄中心忉怛而未能自己”，[臨終前，在《答友人書》中還說：“北平既急，縱令勉力支持，察省必難兼顧。蓋非常之時，必以非常之事應之。令共黨之在晉北者，其意不過欲北據河套，與蘇俄通聲勢耳。此輩雖多狙詐，然其對于日軍，必不肯俯首馴伏明甚”。盡管章太炎不可能對共産黨有真正認識，但他對共産黨的堅持抗日戰争、國民黨的“不抵抗主義”還是覺察的。盡管章太炎晚年的行為也有使人失望之處，卻堅持了愛國主義晚節。

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因鼻窦癌病逝于蘇州錦帆路寓所。

主要影響：學術成就

章太炎一生經曆了戊戌維新改良運動和資産階級民主革命兩個曆史時期，走過曲折的道路，是中國近代傑出的思想家、教育家、革命家和社會活動家。早年接受西方近代機械唯物主義和生物進化論，在他的著作中闡述了西方哲學、社會學和自然科學等方面的新思想、新内容，主要表現在《訄書》中，認為“精氣為物”，“其智慮非氣”；宣稱“若夫天與上帝，則未嘗有矣”，否定天命論說教。其思想又受佛教唯識宗和西方近代主觀唯心主義影響。随舊民主主義革命失敗，他退居書齋，鑽研學問，粹然成為一代儒宗。在學術上，他涉獵甚廣，經學、哲學、文學、語言學，文字學、音韻學、邏輯學等方面都有深湛造詣。關于儒學的著作有《儒術新論》《訂孔》等，所著《新方言》《文始》《小學答問》，上探語源，下明流變，頗多創獲。其宣揚革命的詩文，影響亦很大。一生著述頗豐，約有400餘萬字，但文字古奧難解。主要著作由後人編入《章氏叢書》《章氏叢書續編》和《章氏叢書三編》，自1982年起上海人民出版社陸續出版《章太炎全集》，網羅繁富，有中國文化百科全書之稱。

章門弟子衆多，當時的北京大學，有名的教授，大都出之于章太炎的門下，如：黃侃、朱希祖、錢玄同、周樹人（魯迅）、沈兼士等。章太炎為人戲谑，以太平天國為例，封黃侃為天王，汪東為東王，朱先生為西王，錢玄同為南王，吳承仕為北王。當年二十七歲的胡适獨樹一幟，在大師環伺的北京大學，教起《中國哲學史》，其講義《中國哲學史大綱》頗多沿襲章太炎在《國故論衡》下卷“諸子學”諸篇的觀點。胡适實為章太炎中年以前學術衣缽的繼承者。但此時章太炎本人的學術已經有所轉向，故對胡适的中國哲學史研究不甚滿意。

哲學思想

章氏的思想受到多方影響，因為變化的曆程相當繁複，依其《菿漢微言》中的自述，是以“始則轉俗成真，終則回真向俗”十二字予以歸結。大抵而言可以光緒二十四年（1908年）著成《齊物論釋》為界。在此之前，章氏先習樸學、諸子學以及西方進化論和社會學，在因蘇報案入獄之後，則改習法相宗，而後思想便以唯識學為尚，認為先秦諸子之學皆不足比拟，固可謂“轉俗成真”。
自《齊物論釋》著成之後，章太炎因齊物思想的啟示，不再僅以唯識為唯一标準，轉而認為凡“外能利物，内以遣憂”之學皆有價值，開始對古今中外的學術思想進行重估。即進入“回真向俗”的境界。形成章太炎思想的背景主要來自四個淵源：一為受乾嘉學派考證學的影響，講求客觀實證；二為跟随晚清諸子學興起的潮流，對荀子、莊子、老子三家思想加以揄揚，尊子貶孔；三為受到嚴複的影響，在其早年的文章中尤其多以進化論作為理論架構；四為佛學，尤其是佛學中的唯識論，是章氏後期思想的支柱，使其思想體系中充滿個體主義、相對主義的色彩。除了這四大淵源外，顧炎武、王夫之的民族思想，章學誠、戴震、孫诒讓等人的思想也對章太炎具有相當的影響力。

本體論：以太阿屯說

章太炎在汲取西方近代進化論知識的基礎上，對生命的起源提出了自己的觀點“蓋凡物之初，隻有阿屯，而其中萬殊。”他認為世間萬物起源于原子（阿屯），并且對原子周圍的物質性結構進行了描述，認為“阿屯之最相近者為質，光不能透入其間。不相近者為流質，光略能透入阿屯之内”。章太炎認為大氣随着離地高度越高越稀薄，這是由于在近地球為蒙氣，離地球遠則為阿屯、以太。認為“性海即以太”“以太可以傳光氣，透過玻璃實質，此實質即為阿屯”，肯定了世界的物質性，認為阿屯是物質構成的基礎單位，而以太是宇宙萬物傳播的必備條件，它不是無形的。同時把宇宙的運動解釋為因攝力和斥力的相互作用，進一步認為宇宙萬物的變化是由于力的作用。這就是章太炎的“以太-阿屯說”。

真如說

章太炎在思想上認同法相宗的觀點，把“真如”看作是和唯識實性一樣的宇宙本體，認為“真如”有實在性、普遍性、永恒性，是一種超越自然的、神秘的精神本體，與其他事物沒有任何共同點。法相宗把人的精神意識能力和作用分為八識，第八識阿賴耶識具有無限功能，章太炎認同法相宗的觀點，強調阿斯耶識即種子識，是永恒産生世界一切事物的種子。由于佛學理論深奧難懂，章太炎把佛學和儒學相比，以儒學和莊學解佛，用《易經》中的“乾”和“坤”的概念來闡釋佛學中的阿斯耶識等觀念。章太炎主張建立宗教，他認為有神的宗教無法自圓其說，佛教具有無神宗教的特點。他認為佛學對政治鬥争和社會改造有重大推動作用，習佛是為了激揚人們的社會責任感，為正義事業奮鬥。他企圖從佛教的種子中演化出一種新的無神的卻“依自不依他”主觀精神的宗教，鼓舞鬥志，服務于民心、民生和民族革命。

認識論：經驗論

章太炎特别注意經驗論，包括西方的經驗論和中國的經驗論。首先，他肯定認識來源于感覺，認為對于對象的色、聲、味、嗅、觸等屬性的認識，必須通過眼、耳、舌、鼻、身諸感官來獲得，總結為“以知識之全體。亦不能出乎官骸之外也。”受到洛克“人之精神，本如白紙”觀點的影響，章太炎的經驗論具有唯物的成分。他肯定事物的客觀性，認為即使是感官接觸不到的事物，它依然存在。同時也認為隻有當感官接觸到客觀事物移入如同“白紙”的人的精神，方才形成認識，但另一方面，受到休谟“但許感覺所得，不許論其因果”的極端經驗論影響，章太炎又因為在對象和直覺之間特重後者而使其經驗論具有了唯心成分，将外物收入到主體的感覺之中了。

唯理論

章太炎的認識論不僅限于經驗論，他批評經驗論的“物物習之，而概念抽象之用少”，他認為人的感覺機能是非常有限的。由于生理原因，人的感官會把握不到許多對象；由于病理原因，會不能正确把握許多對象。為了突破感官的局限性所導緻的經驗認識的狹隘性，就需要用理性思維，通過“譬稱”即比較推理，抽象出與具體經驗有别的普遍概念，以獲得更廣泛的認識。這一點和荀子從“天官簿類”到“心有征知”的認識原則是相近的。章太炎在主張通過“譬稱”而獲得“大共名”（普遍概念）的同時，強調了“譬稱”是需要一定的标準的，這個标準就是譬稱所欲達至的“不合”須與“物各緣天官所合以為言”相合，也就是推理必須基于已有的經驗認識。但是受康德先驗論和佛教唯識學影響，章太炎又認為理性思維之所以可能是因為與俱來的“原型觀念”的作用，認為概念是人腦中固有的，隔斷了理性和感性的關系，陷入了唯心論的唯理論。

直覺論

經驗論到唯理論反映了章太炎關于認識論問題思考的深化，在究極意義上，他的認識論是非理性主義的直覺論，也就是“自證而知”。章太炎的認識論的終極是把握真如本體，但是真如本體是無法通過感性或理性加以把握的，基于此，他提出了“有分别智”和“無分别智”兩種認識方式，認為“明則有分别智，神則無分别智。有分别智所證唯是名相，名相妄法，所證非誠證矣。無分别智所證始是真如，是為真證耳”，将感性認識和理性認識都歸于“非誠證”的“有分别智”，均屬于“妄法”；唯有非理性的“無分别智”才能冥契真如，是為“真證”。基于這種觀點，章太炎認為，認識在終極意義上正确與否是不取決于外物，唯在于内心的。他的直覺論和真如本體觀一樣，歸于了徹底的唯心論。

進化論：科學進化論

章太炎的科學進化論思想主要來源于兩個方面，一個是中國古代自然科學樸素進化論思想，一個是西方近代自然科學生物進化論思想。章太炎在兩種思想的基礎上，形成了對生命起源的個人看法，認為世間萬物都起源于原子，認識到細胞是生物體基本的結構和功能單位，他的思想進入到微觀世界，把細胞學說和生物進化論相結合，認為細胞形成生物體包括細胞核分裂和細胞質分裂兩個步驟。章太炎在對細胞形成有了認識之後，章太炎開始研究“菌”，認為“古者謂 人為菌，而其語特流傳于蓓夷也。人之稱菌也，其義必自精蟲始，亦以蠱菌為同物，而動植不可強判爾”，把微生物也就是菌當作生命發展的最初階段。章太炎對生物進化的動力也有思考，認為事物在進化過程中必然有新事物的産生和不适時代需求的事物的消亡，支持生物進化的優勝劣汰；同時他認為環境是促使生物變化的重要外在因素，指出生物機體的各種器官如果不被使用，會逐漸産生退化，直至喪失原有功能。章太炎的科學進化論思想排斥中國傳統儒家的“天道觀”和西方的“神創論”。

俱分進化論

章太炎的哲學思想還涉及“俱分進化論”、人性論以及自由平等觀等内容。章太炎的“俱分進化論”認為曆史的發展不是單線進化，而是“雙向并進”的，存在着明顯的“進化”與“退化”并存的事實。章太炎的進化論思想具有六個特點：一是起源的廣泛性，受到了乾嘉漢學、西方近代機械唯物主義和生物進化論以及佛學的多重影響。二是舊知新解的獨特性，章太炎對進化論的實際運用是将它和中國傳統的學術相結合，賦予了舊學新的生命。三是應用的多樣性，他對于進化論的研究深入到了生物學、天文學。社會學等多層面。四是認識的辯證性，他用辯證的思維對待進化論，不盲目崇拜。五是思想的反複性，由俗到真，由真到俗。六是目的的一緻性，他研究進化論目的是服務社會。荀子的“性惡論”特别強調了人性形成過程中後天的環境與教化所起的決定性作用。章太炎從荀子學說中吸取了這一可貴的思想。他認為性惡，并非否認善的存在，而隻是堅持人的本能不可能純善。自然本能是人性發展的基礎，然而，人性的真正形成與發展，又有待于人為的加工與制作。他同時強調了人的社會性、社會生活、社會組織在人性形成中的作用。他的自由平等觀涉及”不齊而齊“的平等思想以及“無待”的自由思想。

革命思想

戊戌變法之後，章太炎既對清朝統治不滿，又同情康、梁；既孕有民族思想，又沒有轉向革命。他提出了“客帝”和“分鎮”的課題，認為滿洲貴族，是客帝；中國的“共主”應為“仲尼之世胄”。隻要清朝皇帝承認過去民族壓迫的錯誤，擁護孔子後裔，做“虛君”，自己退居為齊桓公、晉文公般的霸主，發憤自強，那麼反滿情緒可以平息，可以防止“逐加于滿人，而地割于白人”。“分鎮”也是章太炎在外國侵略、清政腐朽的情況下提出的一種改良設想。認為政治危急之際，“猶賴有數鎮稍自奮起，足以扶危而定傾”。因此，不能削弱藩鎮，而“甘心于白種之陵籍”。藩鎮和立憲政并不矛盾。“闆蕩之世，非得藩鎮以尊攘，則憲政不立”。他舉明治維新為例，“若皇德貞觀，廓夷歸章，示民版法，陶冶天下，而歸之一憲，藩鎮将奔走趨令，如日本之薩、長二藩，始于建功，而終于納土，何惠自擅？”此後，進而指出：“瓜分而授之外人，孰與瓜分而授之方鎮。”他反對滿洲貴族統治的喪權辱國，而對漢族地主階級還存幻想。他向往的還是明治維新式的“革政”。在旅台期間，他曾将所寫論文彙成《訄書》。光緒二十五年5月，由基隆去日本，7月下旬，由日返國。
章太炎認為共和政體不如專制政體。章太炎闡述的，有三層意思：代議制的民主共和政體不能行之于中國；政黨與議員勾結，這種共和政體還不如專制政體為宜。結論是建立共和政體隻能是不得已之舉。認為清朝推翻後，中國還是行專制政體為好。

章太炎早年在日本主編《民報》時，曾主張社會主義，與片山潛等日本社會主義者過從甚密，并由此反思西方的進化論及現代文明，撰寫了《俱分進化論》《五無論》等著作。

政治思想

章太炎的政治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首先，章太炎反對代議制，批判現代政黨制度。他認為代議制是封建的變相，在當時的中國建立代議制不能保障民衆的權利，反而會制造更多的新貴族。同時他認為現代的政黨制度的實質和古代的朋黨制度是一樣的，政黨的存在會幹擾法制，所以他激烈反對政黨制度。其次章太炎支持民權，具有民主思想，是一個極端的平民主義者。他認為國家的功也不應該歸結到元首或者某個團體身上，而應該歸結到人民身上，堅決支持抑富扶貧，希望所有人平權。最後，章太炎按照自己民主法治思想建構了一套新的政治體系，他希望找到和西方議會政治有所不同的自由平等制度。他認為中國未來的政治制度不應該糾纏于“專制”“立憲”“共和”等術語，需要用法治來“”救弊扶衰”。他認為制定法律的關鍵是要對曆史上長期形成的社會道德、風俗習慣充分重視，使法律條文符合民衆的生活習慣，這樣的法治建設才是有用的。戊戌變法失敗後，章太炎認識到改良道路行不通，從而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但是，由于其階級地位和世界觀的曆史局限性，他的國家民主觀又自相矛盾地深陷于梵學的悲觀主義、虛無主義之中，而難以自拔。

民族主義思想

章太炎是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先行者和奠基人，他的民族主義思想精髓主要包括兩個方面：首先是章太炎的種族思想。他的種族思想建立在春秋大義，晚明志士排滿思想和甲午之後學習的進化論之上，用進化程度的高低來區分“文”“野”“人”“獸”和“漢”“戎”，用曆史民族來厘清種族的純粹性。其次，民族革命是章太炎思想和生活中的最重要的一部分，他的民族革命包括兩個方面，第一個是排滿，第二個是反對帝國主義。他的排滿思想在清政府來源于清政府一次又一次的不作為。基于此，他主張光複的理論綱領：用國粹激勵種性，增進愛國熱腸；用宗教發起信心，增進國民道德，提倡民族主義史學。在反對帝國主義方面，他主要是對帝國主義的本質進行了分析，認為帝國主義用許多詞語掩飾和美化了侵略行為，把他們的侵略行為看作是改善落後國家，讓其走向文明的不可推卸的責任。他的反對帝國主義的思想經曆了從反對白人到反對帝國主義的變化，早年期間他的種族思想中隻有黃白之分，但是後期他發現不應該用黃白來劃分敵我，而應該用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來劃分。

學術著作

《章氏從書》

1915年（民國四年），上海右文社出版《章氏叢書》，鉛字排印，共兩函24冊，包括《春秋左傳讀叙錄》1卷、《劉子政左氏說》1卷、《文史》9卷、《新方言》 11卷附《嶺外三州語》1卷、《小學答問》1卷、《說文部首韻語》1卷、《莊子解故》 1卷、《管子餘義》1卷、《齊物論釋》1卷、《國故論衡》3卷、《檢論》9卷、《太炎文錄初編》文錄2卷另錄3卷。

《訄書》
《訄書》的“訄”（qiú）字，意思是“以言相迫”。章太炎在《訄書目後叙》裡解說為“逑鞠迫言”，意思是自己迫切向别人傾吐的意見。内容包括三個時期的論著：一是戊戌變法時期，1900年“初刊本”收集了他參加維新運動時所寫論文五十二篇。二是義和團運動和八國聯軍侵華時期，收錄了他對清王朝徹底絕望之後所寫的論文。三是辛亥革命爆發前夜，此期的著作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夕他的思想狀況。這部著作既是一部政治理論專著，也是一部内容豐富的學術著作。

《國故論衡》

所謂“國故”，是章太炎先生首次提出的學術概念和術語，指的是“國粹”，包括語言文字，典章制度，人物事迹。“國故論衡”就是榷論小學、文學、諸子學之要略。全書分為上卷小學、中卷文學、下卷諸子學三卷。有兩個版本，一是初版本，二是《章氏叢書》本。國内現在通行的校本有陳平原先生導讀點校的“陳校本”，龐俊、郭誠永先生點校疏證的《國故論衡疏證》，還有2010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國故論衡》校點本。

《國學概論》

《國學概論》是章太炎1922年（民國十一年）應江蘇省教育會之邀，在上海私人講學時的講稿，被其門人弟子曹聚仁記錄整理而成。分别為《概論》《經學派别》《哲學的派别》《文學之派别》《國學之進步》五部分。内容上主要傳達：“國學的本體”和“治國學的方法”。其中“國學本體”指“經史非神化”“經典非諸子宗教”“曆史非小說傳奇”；“治國學的方法”主要有“辨書籍的真僞”“通小學”“明地理”“知古今人情變遷”“辨文學應用”五種。《國學概論》是研究章太炎國學思想和治學方法的重要讀本。

《齊物論釋》

《齊物論釋》是一部以解經為形式而進行哲學創構的經典解釋典範。他以唯識學的"真如“诠釋莊子之”道”，重建莊學本體，通過佛學與莊學的合參互濟而構建起一套“内聖外王”的哲學體系。包括：莊學與佛學的深度格義，“以分析名相始，以排遣名相終”以及與莊子進行心與心之印證，古今交發，以古衡今。

思想傳承：魯迅

在章太炎提出“依自不依他”的哲學思想和人生态度後，魯迅先生撰寫和發表了《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等一系列論文，明确提出國家振興“首在立人，人立而後凡事舉；若其道術，乃必尊個性而張精神”；“掊物質而張靈明，任個人而排衆數”，對章太炎的“依自不依他”思想有了更進一步的“現代化超越”。“尊個性而張精神”的意志，使他沒有陷入章太炎哲學思想後來所持有的相對主義、虛無主義和有神的觀點沒事堅持以戰鬥精神的新文藝救弱小國家和中國。

徐梵澄

魯迅的“尊個性而張精神”影響了他的後輩徐梵澄。徐梵澄（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服膺于魯迅“能入乎佛學，亦能出乎佛學”的思想境界，不僅注重探讨法相宗解釋宇宙的唯識之學，更注重索求諸教派的源流及對世界文化發展的影響。他對精神哲學的研究不是要求人去獨尊某教派，自己也不以某教派自居，他“主張永遠的超上”，超越自己，超越自己的研究，“做自己的主人”。“超越自己”是繼魯迅“尊個人而張精神”之後對章太炎“依自不依他”哲學思想的繼承和發展。

影響：國内影響

章太炎有深厚堅實的中國經學、子學、史學根底，又從譯書特别是日譯西學著作中接觸了西方的學理，對于佛學及包括數論、勝論、吠檀多等在内的古印度哲學更有獨到的修養，面對劇變中的中國社會，他在哲學、宗教學、社會學、史學、語言學、文學等衆多學術領域辛勤耕耘，在傳統經學、子學等領域，後來又在中醫學等領域，精心梳理，卓有建樹。

革命影響

章太炎是近代中國社會學的奠基人，同時也是創始人之一。他宣揚民主革命思想，為民主革命做了社會政治動員；參加同盟會，進行了革命領導中樞革命黨的建設，向立憲主義和無政府主義者宣戰，發動民衆進行革命鬥争，推動了中華民國的建立；參加“護國”運動和“護法”運動，保護民主革命成果；積極抗日救亡，維護民族生機。總之，作為民主革命人士，章太炎推動了中國民主革命的進程。

刊學影響

章太炎是中國近代新聞史上的一位傑出報人，他的報刊活動及思想是中國近代報刊史的重要組成部分，他的文風和思想一定程度上引領着中國近代報刊政論寫作的新風向，對後世有着特别的借鑒意義和啟發作用。

語言文學影響

章太炎對語言文字起源及形體、音韻、故訓的研究，不僅對了解中國古代語言文字及社會文化内涵提供了門徑而且對中國語言文組如何依循其固有規律在新時代獲得發展指出了正确的方向。章太炎對經史子集的考辨為我們研究傳統文化提供了一定的借鑒，同時他通過講學培養了很多優秀文人，比如魯迅、周作人、錢玄同等人。

哲學影響

章炳麟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差不多二十年時間中，站在這一思想文化啟蒙運動的最前列，以其創造性的貢獻和深邃的思想成果，啟迪了同時代人及其後輩，成為“中國的盧梭”。章太炎用冷靜沉峻的思考以及實事求是的治學風格，對中國社會文化秩序進行重構，将追求人類文化秩序的“進化”作為主旨，在“古”和“新”之間尋求平衡，推動中國文化的“現代性”發展。

國外影響

章太炎對日本學者芥川龍之介産生了影響：章太炎在戊戌變法後客居日本時所發的言論，尤其是他所作的《東夷詩》10首，對日本脫亞入歐的思潮的批判，對芥川龍之介産生了重要的影響。芥川龍之介自号“壽陵餘子”，就是對“脫亞入歐”之弊的自省。章太炎對日本文化清醒的批判意識促使其思考，從而創作出《桃太郎》。

名言章句

《訄書》：夫大獨必群，不群非獨也。

《菌說》：學可以近變一人之行，而又可以遠變千世之質。
章太炎：人須有自信之能力，當從自己的良心上确定是非，不可以衆人之是非為從違。

《挽孫中山聯》：舉國盡蘇聯，赤化不如陳獨秀。滿朝皆義子，碧雲應繼魏忠賢。

《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以賬饑濟困結人心者，事成之後，或為枭雄；以合衆共和結人心者，事成之後，必為民主。

轶聞典故：章康沖突

章炳麟同康有為首次正面沖突發生于時務報館中，為反對康有為“尊孔設教”的主張而在1897年4月14日遭到康氏門徒的圍攻與毆打。

章炳麟在《緻譚獻書》中曾詳述此事經過：康黨諸大賢，以長素為教皇，又目為南海聖人，謂不及十年，當有符命。其人目光炯炯如岩下電。此病狂語，不值一。而好之者乃如蛣蜣轉丸，則得大聲疾呼，直攻其妄。私議及此，屬垣漏言，康黨銜次骨矣。會譚複笙來自江南，以卓如文比賈生，以麟文比相如，未稱麥（孟華）君，麥忮忌甚。三月十三日［即公曆4月14日］，康麇群至，攘臂大哄。梁作霖複欲往毆仲華，昌言于衆曰：昔在粵中，有某孝廉诋康氏，于廣坐毆之，今複毆彼二人者，足以自信其學矣。噫嘻，長素有是數子，其果如仲尼得由，惡言不入于耳邪。遂與仲華先後歸杭州，避蠱毒也。

這場沖突當然是很傷感情的。但是，雙方并不是就此決裂。章炳麟在《緻汪康年拒絕挽留書》中說：“凡事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常以筆墨相交，則紀念自生。恐又自此開釁，不如早離為要。”

章孫交往

章太炎和孫中山之間多次合作，多次沖突，在孫中山離世後，專門寫了一篇感人的《祭孫公文》，曆數孫中山一生的功業，最後有一段專門叙述他同孫中山的關系，對他多次同孫中山交惡的情況一并作了反省。

原文：烏呼哀哉！天生我公，為世鈴铎。調樂專一，吐辭為矱。百夫雷同，胪句傳諾。餘豈異郵，好是谔谔？蘭之同臭，石之攻厝。大概意思就是說：嗚呼悲哀啊！天生我公，為世上鈴铛。樂聲協調統一，吐辭為矱。大家贊同，胪句傳好。我難道不同，喜歡是直言不諱？蘭花的氣味相同，石頭的安放相同。”

其後，他又撰有一篇《民國五更贊》，第一首便是《孫文贊》：“香山先覺，激揚民主。狎交宗帥，不更戎旅。私智自矜，賴茲匡輔。迫竄良将，夷其肢股。屢跌複振，逢天之祐。”大意是：“香山先覺，激勵人民民族。熟悉往交宗帥，不改變軍隊。個人智慧驕傲，依賴這些輔助。逼迫竄良将，平定其肢股。屢次跌重新振作起來，逢天保佑。

人物評價

總評

章太炎是近代中國國學大師，也是學者型的資産階級革命家；但學術與政治畢竟不同，政治方面，章太炎确有他的局限，這些局限在辛亥革命及民國初年表現得很明顯。章太炎的一些主張與孫中山不同，但他是一位有功于辛亥革命的偉大民主革命宣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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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評價

國民政府發布國葬令，稱“宿儒章炳麟，性行耿介，學問淹通。早歲以文字提倡民族革命，身遭幽系，義無屈撓。嗣後抗拒帝制，奔走護法，備嘗艱險，彌著堅貞。居恒研精經術，抉奧鈎玄，究其詣極，有逾往哲。所至以講學為事，巋然儒宗，士林推重。”就是說“大儒章炳麟，性格和行為正直，學問弘廣通達，早年用文字來提倡民族革命，被拘禁也義無反顧，以後又反抗帝制，奔走各地護法，飽嘗艱辛，更加堅定有氣節，一直研究經術，剖析奧秘，闡發隐微，探求精神的道理，造詣極深，有超過往哲先賢的地方。從事講學，巋然儒宗，被士林推重"。

胡适在《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把章炳麟的《國故論衡》視作兩千年中僅有的七八部著作之一。

魯迅評價章太炎：考其生平，以大勳章作扇墜，臨總統府之門，大诟袁世凱包藏禍心，并世無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志終不屈撓者，并世亦無第二人、這才是先哲精神，後生的楷模。

後世紀念
故居

章太炎故居位于浙江省杭州市餘杭區前鎮老街。門前有一條通杭州的運河，坐北朝南，為臨街建築，共四進一弄。前三進為晚清建築，第四進為民國初年建造。每進主體建築均為面寬三間，硬山頂。通寬14米，通深44.65米，四進建築呈縱向，層層推高，前三進前後貫通。東側的過弄貫通四進。正門上懸挂趙樸初題寫的“章太炎故居”匾額，臨街東鑲嵌一石界碑，上刻“章扶雅堂界”。過弄東側有廚房，書齋，每二進主體建築之間都有一長方形小天井。章太炎誕生于此，投身革命後也多次在此避難，現故居辟有展廳，廳正中設置章太炎半身雕像，還陳列了他的生平事迹的圖片、手稿、著作等。

紀念館

章太炎紀念館位于杭州西子湖畔，地處蘇堤南端，毗鄰“西湖十景”之一的花港觀魚和南屏晚鐘。目前章太炎紀念館是全國最大的章太炎文物收藏中心，館藏文物1000多件，其中包括《獄中聯句》《祭孫公文》《十九路軍死難将士公墓表》等國家一級文物。（2023年《國家文物局關于頒布1911年後已故書畫等8類作品限制出境名家名單的通知》，章炳麟（太炎）代表作不準出境。）杭州章太炎紀念館創建于1988年，迄今為止，章太炎紀念館經過了幾次展陳改造。目前，章太炎紀念館共有三個展廳：1号展廳為序廳，主要介紹章太炎所處的曆史背景，章太炎本人生平事迹、主要成就以及家庭情況。2号展廳為革命廳，主要介紹章太炎的革命生涯，分為四個闆塊：反清革命、思想萌芽；蘇報案起，名滿天下；反袁挺劍，捍衛共和；革命氣節，老而彌堅。3号展廳為國學廳，介紹了章太炎的代表作以及他的弟子。

墓

章太炎墓位于杭州西湖區南山路近太子灣公園，占地面積約為1150平方米。章太炎墓1966年被毀，1981年被重新修複。章太炎墓坐北朝南，墓冢上覆水泥圓頂，直徑4.7米，高2.3米，占地面積39.88平方米。碑上字樣為章太炎生前所篆，右側為章太炎夫人湯國黎女士。墓前築一平台，神道長195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