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根的政治生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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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根于1561年1月22日出生在倫敦約克府，這裡是他父親尼古拉斯·培根勳爵的住所。

在伊麗莎白執政的最初二十年，尼古拉斯·培根一直負責掌管王印。

麥考萊這樣說道:“父親的聲威被兒子的名望遮蓋了。不過尼古拉斯勳爵絕非一般人。”

這其實也是可以推測出的,天才是一個頂點，它由一個家族的才智逐漸堆砌而成，而天才的後代又逐漸歸于平庸。

培根的母親是安妮·庫克夫人,她的姐夫是威廉·塞西爾勳爵，即伯利伯爵，此人是伊麗莎白的财政大臣，在英格蘭地區極有權勢。她父親曾是英王愛德華六世的主要家庭教師，她本人是一名語言學家和神學家，但并不熱衷于用希臘文與大主教們書信往來，她親自教育兒子，并為之嘔心瀝血。

然而真正造就培根一番偉大成就的是伊麗莎白時期的英格蘭，這個近代最強大國家最輝煌的年代。

美洲的發現使當時的貿易中心從地中海轉向大西洋，也使大西洋沿岸的幾個國家-——西班牙、法國、荷蘭和英國-——-在商業和金融領域的地位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這一地位此前一直為意大利所擁有。

那個時候，半個歐洲還隻能以她為進出東方的港口。

随着這一變化，“文藝複興”也從佛羅倫薩、羅馬、米蘭和威尼斯轉至馬德裡、巴黎、阿姆斯特丹和倫敦。

1588年，西班牙海軍遭受毀滅性打擊，英國商業逐漸遍布每一片海城，城鎮在家庭手工業的帶動下欣欣向榮，水手們環遊地球，船長們征服美洲。

文學在斯賓塞的詩歌和西德尼的散文中開花結果，戲劇舞台上則湧現出莎士比亞、馬洛、本.瓊森及其他上百位朝氣蓬勃的劇作家。

在這樣一個年代,這樣一個國家,任何人隻要是塊金子，就不可能不發光。

培根十二歲時被送進劍橋三一學院。他在那兒待了三年，離開時對學院的課程和教學方式厭惡至極，對亞裡士多德的教條更是反感，決心将哲學引上一條更具成效的道路，即使它從學術辯論轉向對人類福祉的啟迪和增進。

盡管隻是個十六歲的少年，他卻被任命為英國駐法國大使的随員。

仔細斟酌利弊得失之後，他接受了這項使命。

在《自然的解釋》的序言中，他寫到了這次從哲學轉向政治的重大決策。這是一段不可不讀的獨白:

因為我确信自己生來是為人類服務的，并且認為照料公衆福利的舉動屬于公共權力範圍，對所有人公開，就像水和空氣一樣。

于是我扪心自問:什麼最有益于人類?怎樣的工作性質最符合我的天性?當我四下搜尋時才發現，任何工作都比不上技術進步和發明創造對人類文明的貢獻更顯著……最重要的是，如果一個人能夠成功-——不僅僅是在某一項特殊的發明創造上，不管它多麼有用-——而是在自然界點亮一盞明燈，起初它會照亮人類現有發現的邊界，當升得更高時，它便會将黑暗中的每一個角落、每一條縫隙都清晰地呈現在我們眼前,在我看來，這樣的發明者才稱得上是宇宙中人類王國的開拓者、人類自由的捍衛者和禁锢人類發展種種必然性的終結者。

此外,我發覺自己的天性尤其适合對真理進行深思熟慮。

因為我的頭腦足夠機敏，能夠一下子發現那最重要的因素-——-我指的是對共性的辨認-——-而同時又能夠足夠穩重，專注地觀察那些細微的差别。

我擁有鑽研的熱情,能夠不匆忙下結論，樂于沉思，謹慎抉擇，敢于承認并改正錯誤、整理思緒一絲不苟。

我既不沉迷于獵奇，也不盲目崇敬古迹。

欺騙更是為我所不齒。

綜合以上幾點原因，我認為我的天資和性格與真理确有些親近和關聯。

但是，我的出身、撫養和教育通通将我引向政治，而不是哲學:事實上，我從小就浸染在政治中。

與許多年輕人一樣，我時常因頭腦中不同的觀點而搖擺不定。

我還感到，為國家擔負義務是我最特殊的使命，這是生活中其他職責所不能比拟的。

最後，我心懷一線希望，如果我能夠在政府中擔任一定的官職，那麼我就可能獲得穩固的幫助和支持，以助我一臂之力，完成我命中注定的使命。

出于以上動機。我投身于政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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