虛構現實

以前幾次嘗試過正正經經地寫一篇東西，足夠長的長篇小說，每次寫了不到一萬字，就感覺疲倦無聊，一個字也不想繼續了。雖然我寫這東西也不是為了盈利，也沒想着發表成名，所以沒什麼壓力，也沒什麼值得期待的，或者為這種缺乏耐心的行為深感愧疚的想法，但是這一篇如果不能寫完，我想有生之年我會無數次嘗試重寫的，因為對我來說這篇故事的意義在于，它是我從小學到現在想出來的故事中，唯一我始終能記住的，唯一能完全把握住結構的，唯一串起了我生活過的現實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是我個人曆史的隐喻，也包含了關于那些故人的記憶。

我想，虛構者的現實，可能也彌漫着虛構的氣味。真正打動我的小說，常常影響着我生活中的情緒，使我看人看己常常帶有一種先入為主的視角，似乎我也跟着那位作者一起開始虛構現實。托爾斯泰的《複活》是最早打動我，也是整個初中時代打動我最深的作品。讀完的那幾天，我被書中那種強烈的道德觀念困住，被一種贖罪的情緒包圍，我恨不得對自己和身邊人進行一場最徹底的道德譴責，似乎我們每個人都有負于那些可憐的人，那些平凡的人，那些善良的人。然而，過了那幾天，我意識到，我們隻是初中生，最普通的那類初中生，不打人，少罵人，不争執，根本無罪可贖，真正該贖罪的人，也不大可能讀《複活》。

我高中上半年讀了很多有關愛情的小說，并因之而陷入了一種羅曼蒂克的情緒，無法自拔。這是一場密集的攻擊，先是《圍城》，又來《紅高粱家族》，然後是《挪威的森林》，後來是《了不起的蓋茨比》，通過《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到達《霍亂時期的愛情》。當然，《圍城》更多是關于婚姻的，甚至說，關于婚姻怎樣像一個騙局的，但我偏偏感覺，這種悲哀下面亦有其美好，把女性寫的不那麼友善的地方，我也讀出了可愛與美妙，這可能便是我的受虐傾向在作祟吧。《紅高粱家族》中更多存在的是欲望而非愛情，我記得當時我把高粱地裡的那段四處傳頌，當着很多女性的面朗讀，現在想來，感覺簡直像是在女廁所脫光。當然，如果當時讓我在女廁所脫光的話，我可能不會感覺到那麼尴尬，相反，我可能會覺得刺激，因為我把所有女性都想象成了戴鳳蓮。至于《挪威的森林》，我初中時代便讀過一部分，隻是沒那麼全，這部小說更多地是讓我陷入一種城市的情緒之中，或者說，是小資的情調之中，似乎高樓大廈的圍城之内，咖啡面包的叢林之間，可以更多地安放過剩的感情，可惜的是我當時買的速溶咖啡并不好喝，東北話也容不下那麼多矯情。那年買了第一本《了不起的蓋茨比》，後來又買過兩本，當年讀的時候，它對我的情緒沒有産生多大的影響，可能僅有的影響就是，部分地延續了《挪威的森林》的情緒。《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當時我沒讀完，因為我朋友常常借走，因為裡邊有很多的性描寫，而我和性描寫，當時已經被緊密聯系，作為一種笑話，在班裡流行，而我朋友借走也僅僅是要用這一個笑話，逗一個姑娘笑，那個姑娘當時跟我關系很好。《霍亂時期的愛情》毫無疑問将那一年一切的小資情調，一切的宏大戀愛，一切的身體欲望和精神需求推到了頂峰，并且因為緊随其後的疫情，延續良久。

那是我記憶最深的時刻之一，因為那時我很少循環于生活的單調情緒中，有更起伏的虛構，更跌宕的虛構，像一場夢，讓人看見了時間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