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力量 ——讀餘秋雨《抱愧山西》有感

{本文系原創首發，文責自負}

以文化人是文化的力量所在，文章是文化的重要載體，一篇文章能産生多大春風化雨的作用？“由這篇文章，我擁有了無數山西朋友。平遙民衆為了保護我在文章中記述的城内遺迹， 在古城外面興建市民新區，作為搬遷點。市民新區竟命名為‘秋雨新城’，真讓我汗顔。”這是中國當代著名文學家、美學家、史學家、探險家餘秋雨給自己的散文《抱愧山西》寫下的篇後注。

平遙古城目前已是國家AAAAA級旅遊景區，是世界文化遺産，是中國四大古城之一。這裡，餘秋雨的《抱愧山西》起到多大的作用，我不得而知，但《抱愧山西》着實深深地感化了我，我堅信該文對平遙古城的保護和開發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抱愧山西》是餘秋雨的代表作——“文化大散文”《文化苦旅》中的一篇。餘秋雨的大名和他的《文化苦旅》，我早有所聞，但之前我對文學作品的興趣不高，因而沒有找一本《文化苦旅》看的願望。一次從圖書館順手借了本餘秋雨的《北大授課》，一翻閱就被它深深地吸引，餘秋雨對漫長的中華文化史的真知灼見、高屋建瓴及他對中華文化的拳拳熱愛，震憾了我，一本書讀下來，我對聽餘秋雨授課的北大學生已羨慕無比。找一段好時間，找一本《文化苦旅》靜靜地拜讀，是我掩書《北大授課》即定下的心願。

我終于翻開了《文化苦旅》，《都江堰》、《道士塔》……，每一篇都是清澈甘泉沁人心扉，都是波瀾壯闊掀人心浪，大曆史觀、大是非觀、大民族情懷、大人文視野，大大開了我的眼界，讀罷《抱愧山西》，化入我胸中的文思，已需要溢出了。

餘秋雨為什麼“抱愧山西”？是因為以他的廣見博識，竟不知道“在十九世紀乃至以前相當長的時期内，中國最富有的省份不是我們現在可以想象的那些地區，而竟是山西。”于是他查閱了大量資料，于是他有了一次山西之行。一陣史料研究，一趟實地考查，他得出結論，山西之富在于“晉商文化”。沿着“晉商文化”思考，他看到了山西富裕的源泉，也窺見了晉商敗落的根源，還從更大的文化範疇，挖掘出對晉商的慚愧。

“在山西最紅火的年代，财富的中心并不在省會太原，而在平遙、祁縣和太谷，其中又以平遙為最。”

“山西平遙、祁縣、太谷一帶，自然條件并不好，沒有太多的物産。經商的洪流從這裡卷起，重要的原因恰恰在于這一帶客觀環境欠佳。”

表面看，把“自然條件不好”和“财富的中心”連接起來的是“經商的洪流”，但為什麼别的貧瘠地區沒有出現“經商的洪流”、沒有成為“财富的中心”，因為那些地方的人們或“你争我奪，蠅營狗苟”，或“自甘潦倒，忍饑挨餓”，或“埋首終身，聊以糊口”，或“破門入戶，搶掠造反”，窮山惡水出刁民、出懦民、出小民，出逆來順受之民，罪不在自然環境，在民風，在文化的行為層面。反觀山西那幾個縣的民衆，“他們不甘受苦，卻又毫無政權欲望。他們感覺到了擁擠，卻又不願意傾軋鄉親同胞。他們不相信不勞而獲，卻又不願将一生的汗水都向一塊狹小的泥土上灌澆。”“他們多數沒有多少文化，卻向中國傳統的文化觀念，提供了一些另類思考。”“他們首先選擇的，正是‘走西口’”。“走西口”就是“把迷惘的目光投向家鄉之外的遼闊天地”，就是沖破中國傳統文化中“士、農、工、商”的社會定位序列，就是走出自己的社會定位序列：“第一經商，第二務農，第三行伍，第四讀書”。于是，形成了他們自己的獨特地域文化——晉商文化。晉商文化體現在山西商人的人格素質上，不僅有“坦然從商”，還有“目光遠大”、“講究信義”、“嚴于管理”。

餘秋雨用詳細的史料、生動的故事，令人信服地闡述了晉商文化的特質、山西商人的人格特征。但隻講晉商的光鮮一面還不足以透徹晉商文化，餘秋雨又用三個“黃鑒晖先生記述過乾隆年間一些山西遠行者的辛酸故事”，用晉商衆多失敗者的凄楚悲怆，從背後強有力地支撐起晉商文化，使其更加豐腴飽滿。有了對晉商文化正反兩面的透視，那首當時當地廣為流傳、婦孺皆知的民歌《走西口》：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我實在難留。

手拉着哥哥的手，

送哥送到大門口。

哥哥你出村口，

小妹妹我有句話兒留：

走路走那大路的口，

人馬多來解憂愁。

緊緊地拉着哥哥的袖，

汪汪的淚水肚裡流。

隻恨妹妹我不能跟你一起走，

隻盼哥哥你早回家門口。

……

給人們的已不再是小戀人離别時凄凄楚楚、纏纏綿綿，而是晉商文化義無反顧的堅毅、直面苦難的厚重。

至此，餘秋雨并未收手，而是将他的解剖刀刺向了更深處——文化的劣根性。

“是時代，是曆史，是環境，使這些商業實務上的成功者（晉商）沒能成為曆史意志的覺悟者，他們隻能是一群缺少皈依的強人，一撥精神貧乏的富豪，一批在根本性的大問題上還不能掌握得住自己的掌櫃。”“當他們成功發迹而執掌一大門戶時，封建家長制是他們可追慕的唯一範本。”“在我看來，這正是山西商人在風光數百年後終于困頓、迷亂、内耗、敗落的内在原因。”

餘秋雨用“今天中國大地上各式銀行的‘鄉下外祖父’”、“平遙西大街上中國第一家專營異地彙兌業務的‘票号’——大名鼎鼎的‘日昇昌’”的總經理和副總經理為争權奪利而展開的手法卑劣庸俗并波及孫輩的内鬥内耗，以及名揚四海的“喬家大院”内家庭情感在家業龐大後破裂，這兩個令人扼腕歎息的故事，展示出晉商文化中的劣根性。

餘秋雨沒有将思索局限于晉商文化本身，他有更宏大的視野、更深刻的思考。“一兩家鋪号的興衰，自身的原因可能至關重要；而牽涉到山西無數商家的整體敗落，一定會有更深刻、更宏大的社會曆史原因。”

餘秋雨在點明“中國近代社會的極度動蕩”是晉商整體敗落的首要原因後，尖刻地指出：社會改革家們用“剝奪富裕”來“帶領民衆擺脫貧困”，将“富裕和罪惡畫上等号”，“這樣一來，社會改革的船舶也就成了無處靠岸的孤舟，時時可能陷入沼澤，甚至沉沒。”這不再僅僅是對當時中國的社會改革家們錯誤思想的批判，而極具現實意義，在告誡當今的人們不要再步入“越窮越革命，越富越反動”的極左革命文化的歧途。

作為文化人，餘秋雨當然沒有忘記文化人的曆史責任，他批評一些文化人“一直着眼于朝廷榮衰”，在大談“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時，“卻從來沒有把‘興亡’兩字與民衆生活、社會财富連在一起”。他痛惜：“他們（晉商）敢作敢為，卻也經常遇到自信的邊界。他們奮鬥了那麼多年，卻從來沒有遇到過一個能夠代表他們說話的思想家。他們的行為缺少高層理性力量的支撐，他們的成就沒有被賦予雄辯的曆史理由。幾乎所有的文化學者都一直在躲避着他們。他們已經有力地改變了中國社會，但社會改革家們卻一心注目于政治，把他們冷落在一邊。”

餘秋雨要為“山西商人創造過中國最龐大的财富，居然，在中國文人浩如煙海的著作中，幾乎沒有留下什麼記述”，向山西說一聲“慚愧”。

晉商成也文化、敗也文化，讀罷餘秋雨的《抱愧山西》，我深深地感到，文化對一個地方、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生存、發展、興盛是多麼重要！

《抱愧山西》語言平易近人而寓意深刻，叙事繁多而主旨突出，思想高深、格局博大而極具趣味性、可讀性，真不愧大家大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