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最後一位狀元：中狀元不久大清就亡了，他在民國的待遇怎樣？

正所謂“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自從科舉制産生以來，金榜題名就是讀書人最大的心願，多少人為此皓首窮經。

這一古代版的“高考”在曆史上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有五百九十二人得以金榜題名，成為讓世人豔羨的“狀元郎”。

科舉制在中國大地上實行了一千三百多年之久，直至清朝末年才被廢除。

而有一個人是幸運的，他趕在科舉制廢除的前夕考中了一甲第一名，成為了中國曆史上最後一位狀元郎，他就是劉春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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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曆史已經來到了岔路口，在這樣一個時間節點金榜題名，又會給劉春霖帶來什麼樣的境遇呢？

1872年的一天，河間府肅甯縣的一戶人家生下了一個男娃，這可把劉家兩口子高興壞了，他們給孩子取名為劉春霖。

“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劉家夫妻給新生兒取這個名字，足見他們對孩子的喜愛之情。

但在得子的喜悅之後，劉家夫妻卻陷入了憂慮，他們不是怕别的，而是為自己孩子的将來擔憂。

劉家并非富貴人家，甚至不算是尋常百姓家，因為劉父是地主家的皂隸，而劉母是财主家的傭人。傭人不難理解，至于皂隸，也就是官府的差役。

按照古代的法律，他們都屬于“賤籍”，這樣的家庭難有出頭之日。

在财主家做事做久了，看到富貴人家的孩子每日錦衣玉食，長大後都出人頭地，劉家父母就很豔羨，他們就在想：“要是我的孩子也能這樣多好啊！”

羨慕歸羨慕，但劉父是知道自家身份的，他知道像自己這樣的家世，後代也隻有給人做苦工的命。

但随着孩子一天天長大，眼見孩子出落得越來越聰明伶俐，劉父對孩子十分憐愛，愈發不忍心自己的孩子和他一樣隻能做苦力。

思來想去，劉父終于想到一個辦法，那就是讓孩子去蒙學，隻有像地主家的公子一樣考取功名，小春霖以後才能有大出息。

不過，以劉家的家境來說，讀書還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劉父盡管有此宏願，但卻難以佐助。或許也是天可憐見，就在劉父為難的時候，劉家的一個表親向他們伸來橄榄枝。

劉父的表弟王鐵山是當地有名的先生，有着一定的學問，在得知了劉家的事情後，很爽快地就同意了劉父的請求，答應帶劉春霖讀書。

就這樣，劉春霖就拜在了表叔的門下，跟着王鐵山蒙學識字。

劉春霖非常聰明，他在王鐵山的帶領下，沒幾年就把那些儒家經典爛熟于心，也寫得一手好字，這就讓王鐵山贊歎不已，直呼此子以後必定大有出息。

不僅是王鐵山如此認為，因為他的書法水平很高，很多人甚至慕名前來求字，其書法作品火熱到被大家搶購，人們也因此都說劉春霖是一個神童。

眼看劉春霖一天天的進步，王鐵山這時候就覺得再讓孩子在他的門下讀書，會耽誤孩子的前程，應該盡早把他送到正規的書院中去，好早日走上科舉入仕的道路。

劉父在知道表弟王鐵山的想法後，自然也是喜不自勝，對于孩子将來考取功名大有信心。

隻不過，考功名又何其難，當時的法律不允許身在賤籍者參加科舉，除非有鄉紳保舉。這就讓劉父犯了難，自己家幾輩都是窮人，哪裡認得什麼鄉紳會保舉自家孩子讀書。

當此之時，也是機緣巧合，一個叫胡光簽的鄉紳對聰明伶俐的劉春霖十分憐愛，在知道了劉父的想法後，毅然決定出面保舉孩子讀書。

就這樣，在胡光簽的保舉下，劉春霖終于進入了保定蓮池書院，有了一個讀書的機會。

知道此次讀書的機會來之不易，劉春霖在書院學習十分刻苦，再加上他人又聰明，所以表現很突出，也就很得先生的喜愛，書院的院長吳汝倫也對他寄予厚望。

劉春霖沒有辜負大家對他的期望，在1901年，也就是劉春玲二十八歲的時候，他成功考中了舉人。

看過《範進中舉》的朋友都知道，中舉對一個讀書人來說是非常關鍵的勝利，因為這意味着他已經一隻腳踏進了官場。

按照古代的制度，一個人隻要考中了秀才，就可以從國家領取祿米，成為特權階層，而舉人則是可以獲得做官的機會，更進一步成為進士，那就真正成為人中龍鳳。

也正是因為如此，範進才會不顧一切地考試，乃至于中舉後竟然發瘋。

古人說：“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而劉春霖二十八歲就成為了舉人，可見其确實天資聰慧。

隻不過，劉春霖确實沒有生在一個“好”時代，他中舉的那一年恰是1901年，清政府剛剛經曆了一場徹底的慘敗，中國的局面正在迅速變化，舊有的人才選拔制度正在受到越來越多的沖擊。

劉春霖沒有被這些變化幹擾，他繼續勤學苦讀，為下一次進京趕考而努力。

直到1904年，在慈禧太後七十大壽的那一年，老太太一高興，就設考了恩科，和正科合并錄取，所以那一年一共錄取了将近三百人，相當于“擴招”了，而劉春霖也在被錄取的行列中。

但這還沒完，緊接着劉春霖又參加了殿試，為最後能高中狀元而努力。

等到放榜的日子，劉春霖興沖沖地去看榜，果真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現在了一甲第一名，官府的差役也一路敲鑼打鼓地來迎接他這個新科狀元。

這一刻，劉春霖感到無比興奮，他終于實現了自己的理想，也完成了父母的期望，老劉家的門楣終于可以光耀了。

更讓劉春霖感到高興的是，就在他中狀元的時候，他的公子也出生了，劉家在此時也可謂是雙喜臨門，讓人好不豔羨。

不過，劉春霖雖然成為了新科狀元，但坊間卻一直流傳着一個說法。人們說本來狀元郎不是劉春霖，他隻排在第二位，第一位是來自廣東的朱汝珍。

之所以狀元不是朱汝珍，是因為慈禧太後在看到名單後，對來自廣東的朱汝珍很不滿意，因為她回想起洪秀全、孫中山、康有為這些人都是兩廣人，不由得對這個地方十分厭惡。

更因為朱汝珍的名字裡有一個“珍”字，又讓慈禧太後想起了她讨厭的珍妃，心中更為不快，于是就把朱汝珍的名次落到了後一位。

當慈禧太後看到劉春霖的名字後，不禁“鳳顔大悅”，人們常說“久旱逢甘霖”，國家遭難這麼久，現在出了一個名為“春霖”的狀元，也算是個好彩頭。

于是，劉春霖就被慈禧太後欽點成為了狀元。關于這則故事，隻是坊間傳聞，無論是否有其事，劉春霖已經成為了狀元郎，這對他們一家來說始終是好事。

讓人沒想到的是，次年清政府就宣布廢除科舉制，劉春霖成為了我國最後一位文狀元，這也讓他在狀元圈子裡的知名度一下子就拔高了不少，引來不少關注。

在考中狀元後，劉春霖被授予翰林院編修的職銜，就此入職翰林院。

然而時局飄搖，次年科舉被廢，清政府做出了要改革的架勢，也得拿出點實際行動，于是就派人外出考察學習，包括劉春霖在内的多名新科進士被選中前往日本留學。

劉春霖來到日本後，就讀于日本東京法政大學，接觸了很多新事物，思想不由得大為改觀，也終于認識到了國家落後于政府的腐朽，決意要做一些事情，促進國家的改變。

不過，作為晚清政府欽定的狀元，他不會去投靠孫中山這樣的革命黨，他隻是想推動君主立憲，因此是一個保守的改革派。

關于改革派和革命派的論戰，是晚清最後十年的一個關鍵問題，但由于清政府的“假立憲，真專制”，以至于改革派的力量在不斷流失。

至于劉春霖，因為性格耿直，實在與那些颟顸官吏難以相處，他也對清政府越來越失望，最後賦閑在家，直至大廈崩塌。

因為清政府的最終滅亡，劉春霖的内心是很矛盾的，他是思想開明的人，但卻始終難以脫離舊官僚的屬性，也就無法與革命派合流，最後是在袁世凱的邀請下投身袁的麾下。

袁世凱在曆史上的評價很複雜，雖然他對于締造共和，加速清王朝的滅亡是有功勞的，但他搞複辟帝制的那一套卻不得人心，最終也将他引向毀滅之路。

而袁世凱的複辟鬧劇，劉春霖其實也參與了。

劉春霖在來到袁世凱的麾下後，劉春霖被安排去做了“總統府内史”，整天的工作就是摘抄聖賢名言給袁世凱參考。

對此，劉春霖是很不滿意的，對于他這樣的狀元郎來說，這樣的工作太過清閑，也毫無實用之處，這讓他感到失落。

其實袁世凱招劉春霖過來，目的本身就不是招賢納士，他隻是看中了劉春霖的狀元身份，想給自己裝點門面，所以自然也不會讓他做什麼重要工作。

就在此時，籌安會在北京不斷叫嚷，宣稱“隻有複辟帝制才能平息内憂外患”，一度引得民議擾擾。

在此情況下，對封建王朝還抱有幻想的劉春霖竟然也夥同谷鐘秀一起代表直隸省向袁世凱“勸進”。

正因為這一舉動剛好契合了袁世凱的願想，袁世凱還誇贊劉春霖：“志超正大，前途無量”。

後來的事也就為大家所熟知了，袁世凱複辟帝制，但僅僅當了不到三個月的皇帝就在舉國的反對浪潮中郁郁而終。

據說，袁世凱在死前一直在喊：“楊度誤我！”這個楊度也是袁世凱的幕僚，與劉春霖等人一起都是此次鬧劇的推波助瀾者。

袁世凱死前的這句話，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了他的悔恨之情，而至于劉春霖等人，也終于意識到了時代的浪潮已經不會再回頭了。

要說劉春霖在為袁世凱效命期間有沒有做過什麼還有些價值的事情，倒也不是沒有。他曾主持過“大成節祭孔儀式”，這也是他一生最自豪的一件事。

此外，劉春玲還曾在萬生園的“中央農業試驗場”當場長，主辦了氣象和農業兩個講習所，也是他對當時社會的一大貢獻。從這點來說，劉春霖也是有所作為的。

在袁世凱死後，劉春霖依舊活躍在北洋政府中，為後來的曆任總統充當“總統府内史”。

此後直至1928年，在北洋政府當了十幾年“金招牌”的劉春霖終于厭倦了這裡的生活，作為一個性格清高的讀書人，他實在看不慣軍閥的作風，對時局感到痛心卻又無能為力，終于被磨滅掉所有的激情，就此辭官回家，過起了閑散的生活。

時間來到1932年，日本人在占領東三省後，成立了僞滿洲國，一心想要重登大寶的溥儀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做了僞滿洲國的皇帝。

日本人想要借溥儀和僞滿洲國來掩飾其侵略的行徑，還要搜羅清朝遺老來裝點僞滿洲國的門面，劉春霖也成為他們的目标。

不過，劉春霖雖然是清朝的狀元，但他卻有着溥儀不具備的廉恥之心與愛國之情。當年袁世凱複辟，劉春霖參加了，但他後來對此追悔莫及。

現在僞滿洲國成立了，還要拉着他去做官，劉春霖将其一口回絕，堅決不願意做“賣主求榮”的事情。

此後的劉春霖，依舊過着隐居的生活。那段時間裡，劉春霖每日的主要活動就是讀書練字，生活還算自在。

而且，他的狀元身份依舊是一塊金閃閃的招牌，有不少人慕名而來，請劉春霖給自己的亡屬點主。

什麼是點主呢？其實就是在家人去世後準備靈牌，上面要寫某某人之靈主，而這個主字一般不會寫上面的一點，這一點要請有名望的人用朱砂筆來點，所以叫“點主”。

對于這些事，劉春霖自然不會很熱衷，畢竟身為文人的氣節劉春霖還是有的。但尋常人可以推辭，有些人的顔面卻不好駁回。

對此，劉春霖也有辦法，他一般會開口要很高的費用，隻要對方肯給，他便去為其點主。

劉春霖并非貪财，所得的傭金他大都會捐給學校，這樣既保全了自己的清名，也不會屢屢受其煩擾。

劉春霖的清閑日子并沒過多久，“七七事變”發生後，北平也很快淪陷了。為了穩固華北地區的統治秩序，日本人也來尋找社會名流充當自己的“白手套”。

與劉春霖一起考中進士，并一起去日本留學過的王揖唐就被日本人收買，淪為了日本人的走狗。

當了漢奸的王揖唐還想把更多的人拉下水，他又想到了劉春霖，于是就登門拜訪，想讓劉春霖做僞政權的北平市長。

哪成想，劉春霖不但不買賬，還把王揖唐臭罵一頓，說：“我劉春霖是絕對不會依附于外國侵略者的，請免開尊口”。

在得知此事後，很多朋友都請劉春霖趕緊去南方躲一下，免得被報複，但劉春霖反而說：“南方的大片國土也淪陷了，我總不能逃到南洋去吧，我是中國人，死也要死在自己的國土上！”

惱羞成怒的王揖唐聯合日本憲兵隊抄了劉春霖的家，他們一家被趕到了大街上，劉春霖多年收藏的古玩字畫被洗劫一空，他破口大罵：“甯做華丐，不做漢奸！”

劉春霖流落街頭有家難回，真是叫苦不叠，隻能痛恨侵略者的殘暴和叛徒的狠毒。

不過，眼看狀元郎遭此大難，親朋好友中還是有人看不下去，就托人去日本人那邊給劉春霖說了好話，最終幫劉春霖要回了宅院和一些财産。

事後，看到劉春霖年事已高，雖然不肯合作但畢竟是社會名流，留着還能當塊牌子，體現他們的仁慈，日本人也就不再強行為難他，劉春霖這才得以過安生日子。

盡管說命是保住了，但劉春霖在此後對日本人的憎恨卻與日俱增，尤其是看到國家淪喪的危局，更讓他痛心疾首，老人家在1944年郁郁而終。

如果他能再堅持一年，就可以看到抗戰的勝利，看到民族光複的歡欣場面，這終究是一件憾事。

劉春霖最終是以72歲的年紀離開了人世，這位中國曆史上最後的狀元，盡管空懷濟世安民之志，卻并沒能在政治中樹立多大的成就，但這也并不妨礙他作為一位國之俊傑被後人懷念。

事實上劉春霖身上的特質，并不僅僅是孤傲與愛國，他悲天憫人的情懷同樣被當時的人們所敬佩。

劉春霖是窮苦人家出身的，通過自己的努力改變了自己的人生命運，成為了達官顯貴，但他并沒有忘記自己的過往，沒有忘記天下的芸芸衆生。

1933年，劉春霖辭官歸隐在家，當年黃河泛濫，河南、山東、河北、江蘇四省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響，緻使近三百萬人流離失所，更有一萬多人喪命其中。

如此慘烈的災情，可謂百年難遇，而當時的國家還處在分崩離析中，對于災情缺乏有力的救治。

這個時候，很多開明鄉紳都站了出來，主動替國家分憂解難，劉春霖就是其中一個，他主導建立了“河北移民協會”，用于救災活動。

後來還在内蒙地區建立起了“河北新村”，将一千一百多名災民安置了下來，所有的費用都是他和其他鄉紳捐獻以及募捐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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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常說：“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劉春霖此次救活了一千多名災民的性命，這是真正的大功德。

聖賢有雲：“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劉春霖作為傳統儒家文化體系培養成的知識分子，踐行了“為生民立命”的主張，而他在後一句“為往聖繼絕學”上也有建樹。

身為狀元郎，劉春霖的知識水平非常高深，在古文學、史學、金石學、訓诂學、文字學、音韻學等多個方面均有造詣，再加上他留學東洋時學習的西方文化知識，說他是學貫東西的大儒也是不過分的。

因為對知識的渴求，劉春霖到了愛書如命的地步，一生生活簡樸的他，唯獨在買書這件事上從來不吝錢财，所以他的家中收藏了大量的書冊文獻，正是因為這種對知識的追求，促使他成為學問大家。

比起在學問方面的成就，人們更為了解劉春霖的一點是他在書法藝術上的造詣。

我國的書法藝術是别樹一幟的文化瑰寶，其中的名家名體曆來受人追捧，世人常以顔真卿、柳公權、歐陽詢和趙孟為楷書四大家，這四位先賢的筆體都是後人模範的典範。

劉春霖的名氣雖然比不上這四位，但他在小楷領域的成就卻是十分矚目的，人們常說：“大楷學顔，小楷學劉”，足見他的書體受歡迎的程度。

據說，在劉春霖還沒有科舉及第的時候，當時負責科考的翁同龢看到一副筆迹十分俊秀挺拔的試卷，就感慨說：“此人必将大魁于天下！”

而後狀元放榜，其試卷也得以公開，翁同龢看中的果然就是劉春霖的試卷，這也成為了一段佳話。直到現在，劉春霖的試卷依然被留存着，讓世人得以觀瞻，觀者無不贊歎。

總其所言，劉春霖盡管生在滿清王朝的末年，成為了我國曆史上最後一位文狀元，這是他的幸運，也是他的不幸。

幸運的是他狀元及第，沒有辜負自己的努力與家人的期望，不幸的是他生錯了時代，他的學問已經不足以支撐他的人生理想，不足以救治這個國家的頑疾。

但劉春霖依然是一個可敬的人，可敬的是他的人生、他的品德、他的才氣、他的熱忱之心。

今人在看待科舉制的時候，往往會以“封建”、“腐朽”等字眼為其蒙上一層濾鏡，但殊不知，腐朽的終歸是制度，而在其中作為佼佼者的人，往往都遠比常人具備更多的能力。

中國經曆了兩千兩百多年的封建社會，科舉制在其中盛行一千三百多年，卻僅僅産生了五百九十多位狀元。

能夠從芸芸衆生中脫穎而出已是非凡之人，而能在這狀元的行列中赢得聲名，劉春霖的人生已經足夠成功。

從一個普通家庭的子弟，成為名垂青史的曆史名人，人們看中的也不僅是劉春霖的才氣，更重要的是他的志氣、傲骨、仁心與愛國衷腸。

隻可惜，劉春霖生不逢時，沒能遇到一個好的時代，也沒能走上一條合适的路。封建士紳的身份限制了劉春霖的眼界和胸懷，讓他沒能盡早醒悟。

如果劉春霖能轉變成張謇一樣的開明士紳，那他在曆史上的名氣，絕不止是中國最後一個狀元這個頭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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