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次危機（讀書筆記）2024-02-24

（二）中國周期性經濟危機的政治經濟學分析。

對于中國進入産業資本所遭遇的周期性經濟危機，傳統政治經濟學理論将其簡約地概括為：産業資本階段的根本矛盾是社會化大生産與生産資料私人占有制之間的矛盾；社會主要矛盾是的生産能力的相對過剩與民衆購買能力相對下降之間的矛盾；

同樣，用政治經濟學和制度經濟學來解釋，經濟危機發生時，無論是主觀偏好如何，中國事實上可以依托其城鄉二元結構的基本體質矛盾來分散轉移各種經濟和社會成本。盡管其間也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但依靠國家内部的為了成規模提取農業剩餘而認為形成的二元對立體制結構，還是在總體上維持住了工業化進程的不中斷。

60年的中國工業化史表明，凡是能向農村直接轉嫁危機代價的，産業資本集中的城市工業就可以實現“軟着陸，原有體質也就得以維持；凡事不能向農村直接轉嫁危機，就在城市”硬着陸，也就導緻了國家财稅制度乃至經濟體制的重大變革。這便是中國曆經多次周期性經濟危機而都“幸免于發展陷阱之中的内因之一。

二、危機化解視角對中國發展的可持續性的思考

雖然“三農”對經濟周期性波動的承載和調節功能意義非凡，維護了國家安全和可持續發展。但值得注意的是，進入工業化中期階段後，其内部經濟結構和外部宏觀環境都發生着根本性變化：一方面，農村優質勞動力大規模向非農領域淨流出，緻使農村人口老齡化和女性化的趨勢嚴重。另一方面，盡管中央不斷加大惠民政策力度，向“親民生”的政策積極轉變，但是地方政府卻由于仍然面臨資本短缺壓力，不得不在“發展主義”導向下延續着“高負債推進高質量增長”的反科學發展模式。

（一）近年來宏觀環境的新變化

1、資本過剩條件下中央政府政策調整為“親民生”

2、“發展主義”導向下的地方政府過于依賴資源環境，難以真正“以人為本”

（二）農村社會經濟條件的新變化

1、後稅費時代“草根”農村自我發展能力弱化。農業稅的免除，意味着農村進入“後稅費時代”。此時，農村青壯年、鄉土中國的“草尖”群體大量流向城市，甚至定居城鎮，加劇了農業勞動力的女性化和老齡化趨勢。

2、“草尖”離農傾向使農村内部化處理外部風險的功能弱化。是什麼促使了“草尖”離農：一方面是農村“土地集體所有”的特殊體制為“無風險”财産基礎的農民流動打工者特征，他們能夠位置低價或者廉價勞動力，在年底能夠一次性得到一筆相對農業勞動而言高得多的現金收入。另一方面是所推行的“發展主義”的制式教育體系，原有的勞動力特征已不能僅僅滿足最基本需求，促使農民打工群體定居城市的意願更加明确，為推動城鎮化發展政策高度一緻。這類群體逐漸演變成城市工人階級，便形成了對中國社會結構性矛盾極其變遷的主導作用。

在這種情況下，傳統“三農”領域作為城鄉二元結構體制下過剩勞動力的“蓄水池”的功能日漸衰敗，即将不複存在。

（三）趨勢性問題及建議

2008——2009年的這次全球經濟危機，是中國正是進入全球化的第一次“危機”。

面對危機的巨大壓力，最關鍵的仍然是在“和諧社會”的政治路線貫徹中，強調以“更加關注公平”的社會政策和擴大縣域經濟和城鎮化帶動非農就業的農村基建投資，來防止積累的人民内部矛盾被西方金融危機代價轉嫁而觸發為對抗性、社會性動亂。

第二章 1958——1976：工業化初期的3次危機極其外資外債背景

一、第一次借助外資走出民國危機的背景極其邏輯演變：二戰後地緣戰略的重構及演變

1950年6月，朝鮮半島戰争，客觀地導緻二戰之後形成的帝國主義地緣戰略結構發生重大改變，在中國援朝戰争的背景下，與蘇聯連離了戰略同盟關系，才有蘇聯在1950—1959期間，合計達54億美元的工業設備和技術投資的（含朝鮮戰争期間軍事開展）援助。在外資的拉動下，中國迅速走出了建國之初的經濟蕭條，開始了工業化的告訴原始積累階段。

随着對蘇聯的全方位開放，大量引進重工業、軍事裝備，中國迅速形成了斯大林模式占據主導地位的、主要集中在大城市的國家資本主義工業體系。并且，随即國家很開在1956年完成了所有私人工商業和小農戶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見1956年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即為全部公私合營——利用革命戰争形成的單一政黨的集中體制，演變為國家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基本生産力三要素——土地、勞動力、資金的“政府所有制”：

土地——1954年2月，中央對地方“以土地換區建設資金”的做法批複。

勞動力——政府幾乎封閉了城鄉勞動力就業市場，所有勞動力資源用于國家基本建設，以占有全部勞動力創造的剩餘價值。

資金——政府絕對壟斷貨币發行權和控制所有金融部門，以占有鑄币稅和經濟貨币化的增值收益。

二、危機一：1958——1960年蘇聯援華投資中斷之後，中國發生了什麼

1958年——1960年的經濟危機，是1950年新中國引進蘇聯外資，進而啟動國内工業化進程中所發生的第一次周期性危機。

因蘇聯外資中綴“二五計劃”投資，政府财政赤字顯著增加，終于在1960年爆發了赤字危機。

1961年後，政府不得不實行“休養生息”政策，動員上千人口到農村自救，以弱化城市失業的巨大壓力。政府在1961年做出集體化政策的實質性調整，允許鄉土中國的小農村社制的傳統經濟，從服務于國家産業資本的高度集體化經濟中部分地退出：其一，改“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全面同志經濟為：隊為基礎“的村落經濟。其二，農民可以在生産隊内搞“自一包”。由此，農業逐漸恢複，農産品供給逐年增長，财政形式随之有所好轉。

三、危機二：1960——1970年“三線建設”中的國家戰略調整與經濟危機

這一階段是具有典型的“上層建築反作用于經濟基礎的特點。形成了第二次遭遇到“赤字+失業”形态危機。

具有标志性的是：中國關于第三個"五年計劃“的不同指導思想的争論，和制定”“三五”的國家計劃委員會的“夭折”。

“三五”計劃夭折後，毛澤東提出了正确的決策主張：一方面要克服困難，集中最好的科技力量上核武器，即如他說，“要飯的也得有根打狗棍”。另一方面，甯可遭受損失也得把沿海容易遭受軍事打擊的基礎工業轉移到内地，形成國家工業“大三線”、地方工業“小三線”的戰備經濟模式。

于是，便有了支援“三線”建設。1965——1975年國家幾乎拿出了“一半"的建設資金用于”三線“戰略後方建設。誠然，這種投資隻是空間轉移，并沒有“縱向”地調整原來的工業結構，因此不僅20世紀60年代中國的國家工業發展投入的成本在基礎設施建設上是顯著增加的，政府累積赤字爆發危機，其實還是向農村轉嫁。實現了“軟着陸”。對于利弊在此不加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