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自傳（第十九節 返回渡口）

      出成都站，我住在渡口20公司駐蓉的紅星招待所，第二天即去看望譚慧芳，不料宿舍已是鐵将軍把門，撲了個空。經多方打聽，悉知近來學校根本不上課，學生各派都與社會挂鈎，摩擦不斷，大有諸侯稱雄、軍閥混戰之架勢，譚和同宿舍的人外出已半月，去向不明。

      鑒于上述情由，我隻能返回招待所，請求調度安排我搭車進渡。時隔兩天，20公司三隊的解放牌貨車帶着我向渡口進發。車在懸崖絕壁、崎岖不平的山路上急駛。晴天烈日當空、塵土飛揚；雨天路面泥濘、車輪打滑、橋斷塌方，又加之沿途墜入谷底的汽車、墳群、墓碑的出現，自己隻能兩隻手緊緊抓住扶手，眼睛直盯前方，不敢多想。駕駛員與我兩樣，一路上所見所聞全不理會。泥巴山一天翻下來，口幹舌燥、眼冒金星，到達宿地已筋疲力盡，管他什麼睡通鋪、吃泡菜、幹面條，能活着沒出事兒就該慶幸了。

      行駛了兩天，按常規第三天下午五點應到西昌歇腳，誰知在不到西昌2~3公裡處，前方有兩個障礙物豎在路中央。車剛停下，兩旁冒出了十幾個手執長茅、步槍的人。

      “你們從哪裡來？幹什麼的？”一個腰間插着手槍，像是頭頭模樣的人走過來問。

      “我們是渡口20公司的，從成都拉貨回來”，駕駛員邊下車邊回答。

      “抽支煙！”駕駛員遞上煙說。

      “不抽。有證件嗎？”頭頭繼續盤問。

      “有省交通廳的貨運單，有20公司的駕駛證”，駕駛員回答的同時拿出證件。

      旁邊持長矛的人沒等駕駛員說完便上來查看。

      “駕駛室坐着的是什麼人？”頭頭瞧瞧我，問駕駛員。

      “上海人，是來渡口支援建設、修理汽車的。”駕駛員說着話，并示意要我下車。

      “喔，上海人？！”帶槍的顯出一絲好奇，講了一句帶有四川、雲南味的普通話。

      我當即明白了，很快從口袋裡拿出通行證交給他。

      “你是什麼派？”他善意地詢問我。

      “我是毛澤東文藝宣傳隊的。”我說着，又指指胸前佩戴的精緻毛主席頭像給他看。

      “這像章很好看！”他口中喃喃地稱道。

      “給你做個紀念吧！”我心領神會，很快地将像章取下，送上前。

      “那太好了，謝謝！”頭頭喜歡地看着像章，顯得十分高興。接着他好心地告訴我們，昨天下午重慶來的一幫人，在西昌幹了一仗，死傷多人，如沒什麼大事，還是不停留為好。

      “讓他們走！讓他們走！！”頭頭向手下人示意搬開障礙物，放行。

      “要得，麻煩了！”駕駛員說着，踩上油門，飛速朝前行駛。

      沒走片刻，果然聽到幾聲槍響，氣氛驟然緊張，公路右側許多人圍着四個白皮棺材，奔忙着。

        “師傅，看來西昌不能住了，還是繼續趕路吧？！”我所說的正和駕駛員的心意，他點點頭。

      除了方便和水箱加水外，我們日夜兼程、馬不停蹄地趕路，汗流浃背，眼睛通紅，統統顧不上，餓了啃幾塊餅幹，渴了拿起水壺吸上兩口潤喉，此時此景，猶如“快馬加鞭未下鞍，離天三尺三”。

        抵達渡口是第二天的傍晚七時許，日頭還未完全西沉，如血殘陽将天際染得通紅，我和駕駛員才定下心來。相互看看多日的狼狽相，就像死裡逃生，臨别前我拿出五條肥皂送給他（不要小看這東西，六十年代肥皂是搶手貨，有錢難買到），駕駛員笑笑收下了。

        到了廠，情況與電報中說的完全是兩碼事，工人們在宿舍睡覺、玩牌，車間門整天佯開，聽不見幹活聲，絲毫沒有“抓革命、促生産”的氣氛。不過，每夜露天電影總是一看就是兩、三場，反正沒事又不花錢，不看白不看。

      沒多久，渡口這塊保密地帶被首都紅衛兵首先突破，小将們煽風、點火，與世隔絕的渡口動起來了。各單位的遊街、示衆盛行，領導靠邊站，老百姓樂得逍遙一番。

      物資匮乏，可社會秩序井然，基本上是路不拾遺，夜不閉戶。我當時匆忙離開渡口半年多，門沒上鎖，東西卻沒少。如今騙子、假貨、搶銀行、殺人時有發生，這也許是改革過程中的暫時、必然現象，但願這種現象早日根除。

      撩開蚊帳，譚三個月前的來信映入眼簾，拆信得知，文革運動在發展，大中學院已停課，明天她即去川北，具體地址沒定，特給我一信，并告訴她有機會争取來渡口一次。信中還加幾張絨面毛主席詩畫。看到她信，心中有些不安，想我在上海曾給過她一信，但有去無回，這次去學校又未見面，四川武鬥之兇，震驚全國，她怎麼樣？令人擔心。

      廠裡依舊沒有開工的迹象，我臨時分管基建材料會計，工作極為輕松，一天十幾張料單的入賬過後無事可做，整天閑得無聊。渡口運動被首都紅衛兵揭開，各單位和全國一樣，相繼成立毛澤東思想宣傳隊，20公司點名邀請徐玉楠，周志忠，汪振華、孟德和我參加，于是領導派胡順安跟我幹了幾天後，頂替接班。

      渡口是個移民地，職工來自全國，歌、舞自然易懂好唱，群衆喜聞樂見，快闆、相聲、二人轉之類的節目，北方人較偏愛。不會歌舞的我，伴奏隻有徐玉楠的鳳凰琴，孟德的二胡和周志中的鼓闆，演唱的全是些主席詩詞和樣闆戲唱段，卻不料我一曲未了，觀衆連連鼓掌。問後方知，越、滬劇電影裡曾播映過，他們雖聽不懂，可曲調好聽，旋律優美，使這些外地人倍感新鮮。如到渡口醫院，電廠和攀鋼幾個上海人多的單位去演出，給我的喝彩聲就格外多起來。

      宣傳隊剛成立，隻是半脫産，随着演出場次的不斷增多，相邀單位已從本系統到隔行，地點也從市内擴大到甯朗、永盛以及近郊農村，為此，領導決定隊員改半脫産為全脫産，集中到公司住宿，并專門派了一輛小公共汽車做交通工具。

      渡口當時生活艱苦，隻有在逢年過節或遇特大喜事，單位才殺豬宰牛，改善一下。自宣傳隊成立後，我們夥食有了根本的改變，因為每有單位來請，他們總會以最高禮儀來接待，桌面上十幾個全是以肉為主的菜肴，足以解決平日沒油水之饞（渡口的水質硬、礦物質多，人若一天不吃肉，肚子就會慌）。我則與别人不同，自己胃口好，喜歡蔬菜、水果，對肉的興趣并不濃。到了渡口，雖說終日海帶、茄子、卷心菜、泡菜及豆豉，可半斤飯我能幾口就了事。有時還能吃到豆腐、豆芽及綠葉子菜，那真是喜出望外了。

      來到四川才知道雲、貴、川一代人的能歌善舞，拼一台2~3小時的節目，在此并不費勁，例如我隊裡的周兆餘、楊先蓉、吳思慧等人，都是能編、能唱、能演的人才，他們到任何地方都能根據當地條件、需求演出，有幾次去林場、農村，别說舞台，連麥克風、燈光也沒有，可夜幕降臨，涼風拂面，人們圍成一圈，手中的火把一一點燃，一台篝火晚會同樣演得有聲有色，别有情趣。

      宣傳隊一呆就是半年多，返川的無奈在排演、說、笑中慢慢得以消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