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亞裡士多德到文藝複興【下】

  從亞裡士多德到文藝複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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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難道基督教的克己理論、基督教幾乎共産主義式的世界友愛大同的政治理想以及整個世界将終于大火災的基督教末世論等，不都是漂浮在思想長河中的斯多葛派學說的片段嗎?

在埃皮克提圖身上，希臘羅馬式的靈魂已經失去它的異教精神，并準備好了接受新的信仰。

他的書籍也被早期的基督教教堂尊為宗教課本。

這些《論說》以及奧勒留的《沉思錄》距離《效仿基督》僅一步之遙了。

與此同時,曆史正在進入新的場景。盧克萊修有一段令人關注的文字,文中他将羅馬帝國農業的衰落歸結于其土地的耗竭。

”不管原因是什麼,昔日富強的羅馬已趨于貧窮，制度面臨瓦解，權力與自尊已變為衰落與麻木。城市退化成毫無特色的窮鄉僻壤，道路年久失修，再也見不到熱鬧的集市:頗有教養的羅馬小家族的繁衍遠遠比不上那些年複一年穿越邊界進人羅場、缺乏教育卻強健有力的日耳曼族系，異教信仰讓位于東方宗教，一步一步地、羅馬帝國逐漸淪入教皇制度。

在最初的幾個世紀裡，教會得到皇帝們的支持;但教會逐漸吞噬了皇帝的權力，并在數量、财富以及影響力等方面迅速發展壯大。

到公元十三世紀，教會已經控制了歐洲三分之一的土地，口袋裡塞得滿滿的全是富人與窮人們的捐款。

借助其經久不變的教義的魔力，教會将歐洲大陸上的民族團結在一起達一千年之久，教會組織如此龐大且太平，這在曆史上是空前絕後的。

但是，這種團結，正如教會所設想的那樣，需要一種共同的信仰，這種信仰有一種超自然的約束力，不因時間而改變或衰落;因此，這些明文規定的教條就像硬殼一樣緊緊地束縛着中世紀歐洲尚未發展成熟的思想。

正是在這種教條的鉗制下，經院哲學狹隘地從信仰轉向理性，又從理性折回到信仰，在未經批判的假定與可以預料的結論中兜圈子。

十三世紀，整個基督教世界被亞裡士多德哲學的阿拉伯文和猶太文譯本震驚，且激動不已;但教會的力量仍足以穩住形勢，借助托馬斯·阿奎那和其他人之手将亞裡士多德改頭換面扮成中世紀神學家。

雖然結果十分精妙，但毫無智慧可言。

正如培根指出的:“人的智慧與思想，如果作用于外在事物，則将受制于材料;但如果作用于自身，就像蜘蛛織網一樣，将源源不斷織出知識之網，此項工作雖然精妙，卻缺乏實質性的益處。”

歐洲的心智早晚會掙脫這硬殼的鉗制。

經過一千多年的辛苦耕耘，大地終于又重新迎來鮮花遍地:商品成倍增長并有所餘裕，從而促進了貿易的發展;在貿易興起的地方又建起了一座座大城市，人們互相合作，培植文化，重建文明。

十字軍打開了通向東方的大門，奢侈品與異端思想不斷湧入，使得禁欲主義與僵化教條注定要被取代。

廉價的紙張從埃及流入，取代了昂貴的羊皮紙，使得學習不再是由神父們壟斷的特權;印刷術早就在等待便宜的媒介，此時便如炸藥一般一觸即發，到處擴散着它那既具摧毀力又具澄清力的力量。

勇敢的航海家們在指南針的武裝下，在茫茫大海上冒險探索，克服了人們對于地球的無知，耐心的觀察家們在望遠鏡的幫助下，在教條的束縛之外冒險探索,克服了人們對于天空的無知，在大學學堂裡，在寺院裡，在各個隐房的寓所裡，人們停止争辯，開始了探索。

在迂回曲折中，緻力于從普通金屬中提煉黃金的煉金術逐漸變成了化學，從占星術中，人們将探索的觸角伸向了天文學，從能說話的動物寓言中，發展出了動物學。

這一系列的覺醒始于羅傑·培根，在達·芬奇(1452-1519)那裡得以發展;其巅峰時期則包括天文學界的哥白尼(1473--1543)、伽利略(1564-1642)，電學領域的吉爾伯特(1544-1603)，解剖學領域的維薩裡(1514-1564以及血液循環領域的哈維(1578-1657)。

随着知識的增長，恐懼在消減，面對未知人們不再盲目崇拜，而更多的是想要征服。

每一個充滿活力的心靈都被注人了新的自信，障礙已被推翻，現在已經沒有什麼能夠限制人們大有作為。

"那些小小的帆船,就像天上的星辰一樣,也能繞着地球航行。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幸運。我們理應在前人聲明‘切勿逾越’的地方‘繼續前行’。”

這是一個充滿成功、希望和活力的時代，在每個領域都将有新的開始和進展，這個時代正期待着某個聲音，某個綜合一切的靈魂來總結它的精神和決心。

這個人就是弗朗西斯·培根，“現代最強有力的思想家”中，他“搖着鈴铛将各路睿智之士召集在一起”，并宣布，歐洲已經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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