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自遠方來：中共的外籍黨員
有朋自遠方來：中共的外籍黨員
發表于2021年4月《同舟共進》
本文轉載情況：
《新華文摘》第2021 年第12期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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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文摘》2021年第13期轉載
《傳奇傳記文學選刊》2021年第10期轉載。
附正文
有朋自遠方來
——中共的外籍黨員
馮俊龍
在慶祝中國共産黨成立100周年之際，我們永遠不會忘記，在中國共産黨的曆史上，曾經有過一個特殊群體，這就是來自朝鮮、越南、美國等國的外籍中共黨員。在他們當中，既有醫術高超的醫學專家，也有業務精湛的紅色翻譯；既有頗具傳奇色彩的百戰将星，也有譜寫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的著名作曲家……他們絕大多數都是中國共産黨早期極為缺乏、出色的行家裡手。他們按照共産黨員的标準嚴格要求自己，把畢生智慧和心血奉獻給了中國人民的革命和建設事業，增進和擴大了中國共産黨在全世界的影響，在中共黨史上作出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貢獻。
馬海德：情系中國的紅色醫生
馬海德是祖籍黎巴嫩的阿拉伯裔中國人，也是第一個參加中國工農紅軍的外國人，第一個正式加入中國共産黨的外國人，新中國成立後第一個加入中國國籍的外國人。
出生于美國紐約州西部港口城市布法羅的馬海德原名沙菲克·喬治·海德姆。在海德姆8歲那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一場席卷全球可怕的瘟疫，讓死裡逃生的海德姆開始人生的深度思索。
為了應付流感危機，當時的美國出現了很多提供免費醫療的大夫。一位好心的老醫生親自到家裡免費為貧窮的海德姆一家治療，讓他們轉危為安。這讓年幼的海德姆發自内心深處升起一個強烈願望：“長大了我一定要當一位醫生，為天下窮困的人看病！”
1933年，天資聰穎、踏實勤奮的海德姆，最終憑借獎學金從瑞士日内瓦大學畢業并獲醫學博士學位，正式成為一名醫生。醫生的職業可以帶來很高的收入，更會擁有令人尊敬的社會地位。但海德姆不顧父母的堅決反對，毅然決定去正處于戰火中的中國上海考察熱帶病。在海德姆心中，始終記得自己心中那個夢。
如果說此時年輕的海德姆充滿了治病救人的理想，那麼苦難深重的中華民族讓他的人生信念發生了質的轉變。
十裡洋場的大上海，是冒險家的樂園。來自天南地北的人都想在這裡實現自己飛黃騰達的夢想。放眼四望，滿眼繁華。但求生之艱，實在讓這些踏上異國他鄉的青年為自己微薄的收入汗顔。漂洋過海的海德姆和相伴而來的兩位同學先後在上海廣慈醫院和雷士德醫院工作，後來又想方設法在九江路開設了一家私人診所，而且還常常找機會去給醫學院的學生們上臨床課，以期多些收人。但即使如此夜以繼日地工作，生活卻時常捉襟見肘。僅僅堅持了一年多時間，海德姆的兩位同學實在忍受不了，先後離他而去。
海德姆這位學有所成的醫學博士，腦子裡時時浮現起小時候那位上門免費為全家人治病的醫生，靠着心底那個夢想堅持留在上海。這一留下，成了命運改變的開始。
上世紀30年代的中國，正遭受日寇的鐵蹄肆無忌憚地踐踏，加之國民黨對共産黨實施的白色恐怖，讓上海充滿血雨腥風。
作為一個治病救人的外國人，海德姆忽然發現被病毒侵蝕的身體有治愈的希望，但制度卻會消滅更多人的生命。但哪一種制度才會讓更多人不會因為病毒以外的原因幸免于難？哪一種制度才能讓更多的人過上幸福生活？
海姆德去工廠進行職業病調查，與在公共租界擔任工廠督察的新西蘭人路易·艾黎成為好朋友。他們常常在一起探讨時事，交流對底層弱勢群體生存狀況的看法。海德姆更加深切體會到，窮人需要的不僅是藥片，更需要的是醫治社會的病症。
接觸社會現實愈多，内心就愈加沉重。“我可以每天治好一個中國病人，可是這個社會制度卻可能讓成千上萬人在同一天死去，所以我考慮再三，出路隻有一條，那就是投身革命。”海姆德在寫給朋友的信中這樣寫道，“在整個中國都處于苦難的時候，個人的問題都微不足道。我對中國和中國人民争取解放的事業十分關注。”
海德姆看到了國民黨在虹橋機場屠殺共産黨人和革命青年，這才知道中國還有另外一個世界。為了弄明白這個世界到底發生了什麼，海德姆開始閱讀馬克思主義著作和研究中國革命問題。從新認識的朋友史沫特萊那裡閱讀了《中國紅軍在前進》一書，海德姆知道了江西蘇區的消息，知道了中國紅軍和共産黨領導的蘇區的新生活。史沫特萊告訴他，“僅僅靠行醫救死扶傷是不夠的，我們應該做更多的事情來幫助中國人民改變這個黑暗社會。
認識宋慶齡是海德姆成長為一名共産主義信徒的關鍵。在宋慶齡嚴格考驗和培養鍛煉下，他不但更進一步接觸到了中國革命，聽說了許多與中國共産黨有關的事情，還利用美國人的身份，經常穿梭于上海的大街小巷，成了地下黨的秘密聯絡人，完成宋慶齡囑托的掩護地下工作人員和傳送情報等許多任務。
1936年5月底，海德姆在宋慶齡的安排下，偕同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去革命聖地延安。兩人到達陝北後，受到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接見。此時，正在延安的中國共産黨還并不為外面的世界所了解。蔣介石政府開動國家宣傳機器，鼓吹中國共産黨威脅論調。西方記者斯諾發表了在陝北3個月裡的所見所聞，讓國際社會徹底了解到真相。
随行的海德姆看到了延安的真實情況，他相信這裡的人組建的這個生機勃勃的紅色政權，會讓他用藥片救治下來的人有更多存活的機會，更會給予他更多用手術刀救治病人的機會。海德姆決定留下來，開始從一個對革命的同情者變成一個真正的革命者。
周恩來得知海德姆祖先是阿拉伯人後，向海德姆提議說：“（陝甘甯）回族地區姓馬的人比較多，你就叫馬海德吧！”從此，海德姆就有了中國名字馬海德。1936年10月中旬，馬海德決定加入中國工農紅軍。12年後的1948年，毛澤東主席在西柏坡說過：“馬海德是在根據地中共黨員、紅軍戰士損失百分之九十的情況下加入了我們的隊伍。”
馬海德加入紅軍後，黨中央、毛澤東任命馬海德這位醫學博士為“中央紅軍衛生總顧問”，标志着他正式成為紅軍隊伍中的一員。1937年2月10日，馬海德向周恩來申請并同意，成為中國共産黨黨員。以美國專家的身份參加紅軍，馬海德成為第一位正式加入中國共産黨的外國黨員，這在中國人民軍隊軍史和中共黨史上是從未有過的新鮮事。馬海德自成為“中央紅軍衛生總顧問”後，不隻是給中央首長做保健醫生，還堅持為延安地區廣大軍民治病。據有病案可查的記錄，僅在1944年到1947年期間，馬海德在延安地區診治的傷病員就達到了4萬多人次。
馬海德籌建了陝甘甯邊區醫院，為發展八路軍和紅色根據地的醫療衛生事業打下了良好基礎。馬海德在白求恩大夫不幸逝世後，作為白求恩的好友于1939年11月15日寫了《我認識的諾爾曼•白求恩》，最早在海外媒體上宣傳白求恩事迹。馬海德和中央軍委衛生部的領導共同商量後，建立了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總院，先後發展了8所中心醫院，24所分院，形成了總計擁有11800張病床的醫療網。
馬海德不僅是醫療專家，還是一位人民外交家。多年來，他參與了大量外事工作。1944年7月，駐華美軍司令史迪威将軍派了一個美軍觀察組來到延安，中央決定由馬海德和黃華兩人擔任美軍觀察組的顧問。抗戰勝利後的1946年1月，由美國、中共和國民黨三方代表參加的軍調處執行部在北京成立，馬海德充分利用和美國代表團成員在一起的機會，對他們講述自己的經曆和多年來在中國的所見所聞，告訴他們抗戰勝利後的中國人民多麼渴望和平，以及中共為了争取和平、制止内戰作出了怎樣的努力。在此工作期間，他還陪同安娜•路易絲•斯特朗女士飛往延安訪問毛主席。正是在這次訪問中，毛主席作出了“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著名論斷。
1949年9月，經周恩來總理親自簽署，馬海德成為加入新中國國籍的第一位外國人。
幾天之後，毛澤東主席邀請馬海德一家，在家裡舉行宴會招待這位為中國革命無私奉獻的外國人，并且在開國大典上，馬海德作為新中國公民，被邀請上天安門城樓觀禮。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馬海德協助組建中央皮膚性病研究所，緻力于性病和麻風病的防治和研究。1953年，在他的提議下成立了中國皮膚性病研究所（中國醫學科學院皮膚性病研究所前身）。作為副所長和顧問，馬海德緻力于性病和麻風病的防治和研究，并取得了世界範圍内的成果。
馬海德在攻克性病之後，提出在中國消滅麻風病的目标。在他的主持下，分别在江蘇省海安縣和廣東省潮安縣成立了麻風病綜合防治研究基地。中國50多萬麻風病人，因此得到了有效救治。
經過他不懈的努力，在廣州成立了中國麻風病防治協會、中國麻風病福利基金會和中國麻風病防治研究中心，并在中國召開了第一屆國際麻風病學術交流會。從新中國成立到馬海德去世，因為他的努力，中國基本上控制了麻風病，麻風病人從50萬人下降到每年病發不足兩千人，治愈病人21萬人。馬海德曾任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六屆和第七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1988年9月23日，國家衛生部授予他“新中國衛生事業的先驅”榮譽稱号。
1988年10月3日，馬海德在北京病逝。根據他的遺囑，他的骨灰一部分被安置在北京，一部分撒在陝北的黃土高坡，一部分帶回美國家鄉。中國人民沒有忘記馬海德，2009年，他被評選為“100位新中國成立以來感動中國人物”，2019年，他被評選為“最美奮鬥者”、“新中國成立以來100位感動中國的西方人物之一”。
李敦白：架起中外交流橋梁
與馬海德不同的是，李敦白1921年8月14日出生于南卡羅來納州的查爾斯頓一個名門望族，英文姓名是悉尼·裡滕伯格（SidneyRittenberg）。他從小就“離經叛道”。17歲時開始參加工會和學生運動，支持黑人解放鬥争，19歲就成為一名美國共産黨黨員。1942年，當時還叫裡滕伯格的李敦白應征入伍。
根據當時美國的有關規定，他入伍以後不得不脫離了黨籍。1943年，他被調到斯坦福大學陸軍語言學校學習中文。1945年9月16日，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一個月，李敦白來到中國雲南。他被分配到昆明美軍軍法處賠償損失部擔任中文專員，專門負責調查美軍在當地的違法行為以及當地的中國人向美國軍方索賠的案件。這份工作讓他有很多機會接觸到中國社會不同階層的人民，漸漸看出國民黨當局的腐敗和黑暗的統治，更對口耳相傳中廉潔并且充滿理想的中國共産黨産生了強烈的好奇心。
在這裡，開明書店的老闆給他取了一個地道的中文名字——李敦白，這個名字就是在唐代大詩人李白的名字中間加了個代表厚道正直的“敦”字，而且與“Rittenberg”諧音。
李敦白經辦的第一個案件是一個12歲女孩的死亡案。案件的最終處理結果，是受害者家屬隻得到8美元賠償。中美兩個國家、民族為什麼有如此大的區别？本就充滿強烈好奇的李敦白通過購買閱讀中國報刊雜志了解中國社會，他很喜歡閱讀中國共産黨主辦的《新華日報》和《群衆》雜志，想不到由此結交了一些中共地下黨員。他常常利用美軍的身份，替他的地下黨朋友購買一些緊俏的商品，甚至用美軍的吉普車，把上了國民黨反動派“黑名單”的地下黨員轉移到城外，使他們脫離險境。
為了避免退伍回國，他想方設法調赴上海的美軍陸軍總部工作，終于如願以償留在了讓他“覺得很精彩”的中國。經昆明地下黨員的介紹，他和上海的地下黨接上了頭，并認識了宋慶齡。不久，通過宋慶齡的介紹，李敦白成為了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駐華辦事處的救濟觀察員，任務是把救濟糧食送往受災地區，包括解放區。為此他非常高興，因為從此他“脫離”了美國軍隊。
正是這個工作，讓作為美國觀察員的李敦白意外獲悉國民黨将要圍剿共産黨部隊的情報，他及時轉告了共産黨的領導人之一李先念。後來，李敦白被邀請到了他向往的革命聖地延安。在延安，李敦白認識了時任中宣部部長的陸定一、中央青年團書記馮文彬。并且見到了毛澤東、朱德。這些共産黨的領袖為人随和，對他禮貌有加。在這裡，他看到了和國民黨統治區截然不同的情形，這裡人人平等，遇事公開讨論，重視群衆意見。
李敦白同時會中、英文，被安排擔任新華總社的英語專家，負責翻譯和修改稿件。在張家口時，李敦白就已經申請加入中國共産黨，到了延安後他再次提出了同樣的要求，并且請在中原解放區就相識的李先念、王震作為自己的入黨介紹人。經過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這中央書記處五大書記的直接批準，李敦白成為首位加入中國共産黨的美國人(馬海德1937年加入中國共産黨，後來加入中國籍)。此後不久，斯特朗第二次到延安采訪。新華總社的負責人廖承志委派李敦白擔任翻譯，訪問了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同志。李敦白為斯特朗把一些文件、資料譯成英文，兩個人合作撰寫、著述。李敦白的工作得到了中央領導人的肯定。
1946年底，毛澤東在同幾個西方記者談話中說：“現在有兩種美國人，馬海德、李敦白、史沫特萊都是好的美國人，在延安有個斯特朗也是好人，這樣的人我們都歡迎。”與此同時，李敦白也加深了對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的印象，并和他們保持了深厚的友誼。1947年3月，國民黨胡宗南部進攻延安，新華社轉移到太行山麓的涉縣，李敦白在該地工作了大約一年。在此期間，他協助陝北新華廣播電台開辦了英語廣播。1948年5月間，新華社又轉移到河北平山縣西柏坡村附近的幾個村莊，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領導下工作。
“我還是那個努力在中美之間架起橋梁的人。隻要在這座橋上發揮作用，再小的人物也可以變得很偉大。”1986年2月11日，李敦白和夫人王玉琳在北京友誼賓館舉辦了來華40年和他們結婚30年紀念的招待會。李敦白在中國非同尋常的經曆對他來說是一筆寶貴的财富，晚年的李敦白與妻子在美國注冊了一家公司，名稱就叫“李敦白有限公司”，專門為在中國做生意的美國公司做咨詢顧問，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以一種新的方式，做些實際的、對中國有益的事情”。
洪水：為共産主義奮鬥終身的的雙料将軍
在我國的開國将軍中，一位名叫洪水的少将别具風采，他不僅是中國的開國将軍，還兼有越南人民軍少将軍銜，這在世界軍事史上恐怕也是絕無僅有的。
洪水原名武元博、阮山，1908年出生于原法屬殖民地越南首都河内的一個房産主兼地主家庭。洪水的童年和少年時代，正值越南被法國殖民者占領時期。法國殖民者和越南封建統治者的野蠻統治，不斷激起越南人民的不滿和反抗。
在河内師範學校畢業後，洪水追随胡志明去法國，從事革命活動。在巴黎，他認識了周恩來、陳延年、李富春等中國戰友。1924年底，16歲的洪水懷揣愛國理想，來到中國尋求革命火種。1925年初到達廣州并經蔡暢介紹進入黃埔軍校第四期學習。1927年，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廣州也處于白色恐怖之中。在革命的危急關頭，洪水毅然退出國民黨，後由陳一民介紹，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産黨。同年１２月１１日參加了廣州起義。起義失敗後，洪水由越南黨組織安排轉移到泰國。
1928年6月，中共兩廣省委通過越南革命青年會通知洪水，讓他返回中國參加黨的秘密活動。于是洪水再次來到中國，在香港海員工會從事工人運動的組織工作。此時，正值中國革命武裝鬥争的緊要時期。1929年1月初，湘、贛兩省國民黨軍在萍鄉成立“會剿”總指揮部，糾集6個旅約3萬人的兵力，準備分五路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和中國工農紅軍發動第三次“會剿”。
洪水受過良好的教育，再加之性格爽朗幽默，在行軍打仗之餘還擔當宣傳工作。有一段時期，他在紅軍學校擔任宣傳科科長兼政治文化教員，并與李伯钊、趙品三等人共同努力，創辦了工農紅軍曆史上第一個劇社“工農劇社”，在中央蘇區産生了很大的影響，為中央根據地的文化建設作出了突出貢獻，洪水的知名度也随之大大提高。
洪水被調入中央蘇區，來到了紅十二軍所屬的汀（長汀）連（連城）赤衛團任職。1930年6月中旬，紅四軍、紅六軍和紅十二軍合編成紅軍第一路軍，不久改稱紅軍第一軍團，朱德任總指揮，毛澤東任政治委員和前敵委員會書記。從此，洪水開始了在毛澤東、朱德直接領導下的武裝革命鬥争生涯。
1931年春，洪水調入新編的紅十二軍第三十四師，先後擔任第一零二團政治委員、師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等職，率領所屬部隊經曆了其後的中央蘇區反“圍剿”作戰。1934年1月，他參加了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
1935年6月18日，紅一方面軍與紅四方面軍在四川勝利會師。随後，洪水随朱德、劉伯承來到左路軍工作。由于洪水作為朱德、劉伯承的堅定跟随者，堅決執行黨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針，并敢于面對面地同張國焘進行激烈辯論，結果被張國焘打成“國際間諜”，列入了捕殺名單，幸虧有朱德和劉伯承的巧妙保護，他才免遭殺害，但卻又一次被開除了黨籍。
洪水對革命始終充滿堅定的信念。部隊被打散，孤身隻影的洪水化裝成當地老百姓，獨自由南向北，爬雪山、過草地，義無反顧地奔向延安。時值隆冬，為了生存，為了找到中央紅軍，他一路幫人放牧、讨飯，遇到敵人還要東躲西藏，曆盡千辛萬苦，終于在1936年初走到延安。
抗戰開始後，洪水被派到山西五台縣東冶區當民運幹部。發動群衆“借”了閻錫山的老丈人家幾百支長短槍，氣得閻錫山大罵：“洪水洪水，簡直洪水猛獸。”為此閻錫山找到當時正在太原的周恩來，以犧盟會這個統戰組織的名義，逼着八路軍方面處理洪水。結果洪水被調到晉察冀軍區，并被開除黨籍。不過這次是為了應付閻錫山，洪水到了晉察冀軍區不久，很快就又恢複了黨籍。
太平洋戰争爆發，日本侵略者占領了越南。在越南共産黨和胡志明請求下，中共中央認真研究後，決定先調洪水回延安，在中央黨校參加整風學習，經過休整後回越南參加抗戰。
越南八月革命前，越南共産黨再次向中國共産黨提出，希望在中國工作的洪水等越南同志盡快回國參加鬥争。為回國後能更好地發揮作用，洪水和其他即将回國的越南同志抓緊做好各方面準備。洪水則把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和《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産黨》等著作翻譯成越南文。
洪水于1945年11月初回到河内後，立即前去看望胡志明主席。胡志明高興地對洪水說：“山弟(胡志明對洪水的愛稱)，好樣的，祖國正等着你呢！”為适應越南的鬥争和工作環境，已改名為阮山的洪水被任命為越南南方抗戰委員會主席。1947年初，他到連接北南戰場的四、五戰區擔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在這裡，他要完成兩個使命，既要堅守越南中部的戰略要地，又要承擔支援全國抗戰的重任。
洪水雖在中國從事了20多年的武裝鬥争，但他不是機械地照搬中國革命的理論詞條，而是根據越南的國情和每個戰役的特點，靈活地指揮作戰。這期間，洪水還撰寫了不少軍事著作，特别是《戰術》和《越南革命的戰略力量——民兵》兩部著作，為越南的革命軍事理論奠定了基礎。他在胡志明主席領導下參加越南抗法戰争，為越南人民的解放事業立下了卓越功勳。1948年洪水被授予越南當時的最高軍銜——少将。
1950年，為了加強越中兩黨、兩國、兩軍的聯絡，洪水重返中國，先後在中共中央統戰部、中共中央聯絡部、中國人民解放軍訓練總監部（後來并入總參謀部）工作。１９５１年回中國，任中共中央統戰部科長。後曆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訓練總監部條令局副局長，總參戰鬥訓練雜志社社長。
1955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啟動軍銜制。在周總理的親自關照下，洪水最終被授予少将軍銜，成為同時擁有中越兩國少将軍銜的第一人。
1956年夏，洪水病了。經檢查是肺癌晚期。這時他格外想念他的祖國，提出了歸國的要求。
毛主席、周總理在全國政協禮堂接見了洪水。周總理親自安排他回國事宜，國防部長彭德懷、總參謀長黃克誠仔細交待洪水的秘書韓守文等同志護送洪水回國，并決定送給洪水三萬元作為治病費用。在當時，這是一筆相當大的數目。尤其在越南，國家領導人薪金最高的是胡志明主席，每月3.5萬越盾，合人民币35元，其他領導人僅30元。因此，洪水說：“我來中國是革命的。3萬元太多了，我不要。”
“這是黨中央的決定。你對中國革命有很大貢獻，是積勞成疾，中國人民永遠感激你！”彭德懷說：“我們不僅要對你負責到底，也要對越南黨和政府負責。越南現在條件十分艱苦，困難很多，不能再給越南增加負擔了。”洪水無法推辭，這才收下巨款。
1956年9月27日上午，北京前門火車站挂上了彩旗，彭德懷、葉劍英、黃克誠、蕭克、孫毅等200多位共和國的開國元勳以及外交部、軍委各總部、各軍兵種領導都到車站送行。
韓秘書于10月8日到洪水住的捷克斯洛伐克紅十字醫院向洪水作最後的道别。由于病情的急速惡化，洪水已經卧床不起，說話也艱難了。得知韓秘書當天就要回中國，他的淚水在那深深的眼眶裡直打轉。他吃力地請韓秘書代他轉達對中國領導人的感謝。然後，他吃力地挪動一下身子，斷斷續續地說：“我一生緻力中越友好，希望我的孩子們也能為兩國人民世代友好盡力。”
洪水将軍一生不畏艱難險阻誓死革命，縱橫馳騁在中越土地上，為兩國人民架起一座友誼的橋梁，還為兩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奉獻出了寶貴的生命。這不但是一位世界軍事史上絕無僅有的雙料将軍的人生傳奇，還是中國共産黨對國際共産主義事業的寶貴貢獻。
本文轉載情況：
《新華文摘》第2021 年第12期；《中外文摘》2021年第13期；
《傳奇傳記文學選刊》2021年第10期;國内各大網站轉載（摘）。
馮俊龍，男，漢族，1970年代出生。四川西充人，住成都。中國報告文學學會會員，中國散文學會會員，四川省作家協會會員，四川省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主要從事曆史散文、報告文學、文藝評論創作。在《人民日報》《解放軍報》《中國國防報》《四川日報》《文史天地》《同舟共進》《黨史博采》《巴蜀史志》等報刊，人民網、新華網、中國軍網、中國作家網等媒體發表作品多篇，作品多次被《新華文摘》《文摘報》《作家文摘》《中外文摘》及中宣部學習強國、人民日報文藝、封面新聞、搜狐、網易、澎湃新聞等轉載(摘)。獲頭條号青雲獎、四川報紙副刊獎等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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