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聯合國氣候談判 爲什麼叫談判

題目：

哥本哈根聯合國氣候談判 爲什麼叫談判

解答：

　　專家稱哥本哈根會議不僅是氣候博弈
　　隨著中美於同一天公布溫室氣體的減排目標,即將於下月初召開的哥本哈根會議迅速升溫.
　　而這個會議,是人類爲了解決一場更致命的升溫.
　　在全球普遍進入工業化的近100年來,地球平均地表氣溫升高了0.74℃.如果升溫1℃,澳大利亞大堡礁的珊瑚將會全部死亡；升溫2℃將意味著格陵蘭島的冰蓋徹底融化,海平面上升7米.
　　2007年2月2日,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發布了《第四次氣候變化評估報告》第一工作組部分.該報告中指出,目前的全球平均地表溫度比工業革命前升高了0.74℃；到21世紀末,全球地表平均溫度將升高1.8℃—4℃,海平面將升高18—59厘米.
　　20世紀的100年是過去1000年中最暖的100年,而過去的50年又是過去1000年中最暖的50年；氣候變暖的現象得到了觀測事實的確認.該報告還特別指出,全球變暖90%的可能是由人類活動引起的.
　　12月初,一場旨在給地球「降溫」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將在哥本哈根舉行.毫無疑問,在影響人類共同的命運的道路上,哥本哈根會議將是重要的一站.
　　溯源
　　從京都議定書到哥本哈根協議
　　由於2012年的臨近,《京都議定書》第一期承諾即將到期.
　　近日,決定參加哥本哈根會議的各國元首名單不斷刷新.
　　在聯合國討論環境問題的歷史,如此豪華的陣容是絕無僅有的.而這距離人類第一次公開討論氣候變暖問題,也不過三十年左右的時間.
　　20世紀70年代,世界上許多地區出現的極端天氣,尤其是1973年非洲薩赫勒地區大旱,導致數百萬人失去生命.因此,1974年聯合國第六次大會因此要求世界氣象組織對此展開氣候變化研究.
　　根據世界氣象組織的研究結果,第29屆執委會決定於1979年召開「世界氣候大會高級科技會議」,後來改爲「世界氣候大會———氣候與人類專家會議」.
　　組委會認爲,世界氣候大會不僅是一次氣象會議,而且還應召集專家審議氣候對各種經濟行爲和其他人類活動的作用,故與會者將不僅僅限於氣象學家,各個不同相關領域的專家都應該參加.
　　第一屆世界氣候催生了另一個在氣候變化研究上頗負盛名的組織———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1990年在日內瓦舉行的第二屆氣候大會通過了一項更具實質內容的《部長宣言》.
　　《部長宣言》指出,自工業革命以來,人類的大量生產活動致使溫室氣體不斷積聚,下世紀全球氣候變暖的速度將是前所未有的,人類的生存與發展將因此受到嚴重威脅.
　　宣言還認爲,控制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排放,保護全球氣候是各國共同的責任.但是,作爲溫室氣體主要排放源的西方工業國家對此尤其負有特殊責任,它們必須起帶頭作用,承諾採取行動,降低其在全球溫室氣體淨排放中的比重.
　　儘管人類開始意識到氣候變化可能引發的災難性後果始於上世紀70年代,不過,中國氣象局國家氣候變化中心研究員張稱意介紹,「在應對氣候變化的歷史上,有兩個里程碑的事件,1992年巴西里約熱內盧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上《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通過和2005《京都議定書》生效.」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是世界上第一個爲全面控制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排放,應對全球氣候變暖給人類經濟和社會帶來不利影響的國際條約,也是國際社會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問題上進行國際合作的一個基本框架.
　　據統計,目前已有190多個國家批准了《公約》,這些國家被稱爲《公約》締約方.
　　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召開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締約方第三次會議通過了旨在限制發達國家溫室氣體排放量以抑制全球變暖的《京都議定書》.
　　2005年2月16日,《京都議定書》正式生效.這是人類歷史上首次以法規的形式限制溫室氣體排放.截至2005年8月13日,全球已有142個國家和地區簽署該議定書,其中包括30個工業化國家,批准國家的人口數量占全世界總人口的80%.
　　距離現今最大規模的氣候變化大會是2007年12月在印度尼西亞峇里島舉行.由於2012年的臨近,《京都議定書》第一承諾期即將到期.因此,在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通過的「峇里島路線圖」,啓動了加強《公約》和《京都議定書》全面實施的談判進程,致力於在2009年年底的哥本哈根大會上完成《京都議定書》第一承諾期2012年到期後全球應對氣候變化新安排的談判並簽署有關協議.
　　格局
　　美國代表團談判中鮮有積極建議
　　目前哥本哈根最大的障礙仍然是美國.美國代表團在談判中鮮有積極的建議,其決策過程有斷裂現象.
　　上月初,在巴塞隆納舉行的第五次氣候變化談判出現戲劇性一幕,非洲代表集體離場.
　　世界自然基金會全球氣候變化應對計劃主任楊富強親眼目睹了這一幕.他對記者表示,距離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僅兩周時間,出現這樣的事情確實讓人擔憂.
　　抵制發生在會期第二天的11月3日.當天下午,來自55個非洲國家的談判代表取消會議計劃、集體離開非洲國家集團會議會場,並宣布聯合抗議發達國家在大幅度減排目標承諾上停滯不前.
　　非洲國家在全會上強調,發達國家必須在1990年基礎上、到2020年至少減排40%.
　　儘管氣候變化威脅到全人類的共同前景,但是具體到確定的減排指標、技術轉讓以及資金支持時,紛爭的利益集團立即陷入無休止的討價還價.
　　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中心副研究員陳迎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氣候變化問題應該是兩大陣營,這種基本的格局還是延續著兩大陣營,三股力量,多個主體,以及多重博弈,這樣一個基本態勢.」
　　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兩大陣營大家都是非常清楚的.從決定國際氣候進程走向的主要力量來看,歐盟、美國,以及77國集團加中國這個陣營作爲三股力量中間的博弈.」
　　世界自然基金會全球應對氣候變化計劃主任對記者表示,目前哥本哈根最大的障礙仍然是美國.
　　美國代表團在談判中鮮有積極的建議,其決策過程有斷裂現象.
　　美國代表團反覆強調,美國關心的焦點是2050年的減排目標和行動.這種做法試圖掩蓋其在中期目標上的責任和承諾.直到昨天,美國終於公布2020年目標.
　　美國政府代表提出,不僅僅發達國家討論減緩目標問題,主要發展中國家也應參與,並做出相關的國家行動方案.這種提法混淆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減排問題上的實質性不同.
　　焦點
　　中國不爭取減排空間將失發展機會
　　氣候變化儘管不能說是西方拋出的陰謀論,但本質上是對未來發展權的爭奪.
　　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在氣候變化問題上錙銖必較,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環境外交專家張海濱此前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氣候問題並非單純的環境問題.
　　「氣候變化儘管不能說是西方拋出的陰謀論,但本質上是對未來發展權的爭奪.」
　　今年6月份,清華大學教授何建坤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提到,未來長期的減排目標將會對我國現代化發展帶來嚴峻的挑戰,碳排放空間的問題也可能會成爲我國面臨的一大制約因素.
　　任何國家的經濟發展都伴之以能源消耗,而能源消耗將不可避免地帶來二氧化碳排放,尤其是對中國目前仍處於工業化階段的發展中國家,如果不爭取更大空間的減排目標將會喪失未來的發展機會.
　　國務委員馬凱曾表示,在應對氣候變化的過程中,國際社會理應充分考慮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權和發展空間.中國作爲發展中國家,雖然不承擔量化的減排溫室氣體的指標,但這不等於中國不承擔應盡的國際義務和責任.
　　此外,從人類歷史上看,發達國家在實現工業化、現代化的過程中,無約束地、大量地排放了溫室氣體,主要是二氧化碳.
　　從工業革命開始到1950年,人類由於化石燃料燃燒釋放的二氧化碳總量中發達國家占了95%；從1950年到2000年的50年中,發達國家的排放量仍然占到總排放量的77%.
　　「因此,發達國家對氣候變化負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責任,也應當承擔主要的義務.發達國家有條件進一步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也有經濟實力、有義務爲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提供資金和技術支持.」
　　以美國爲例,美國人口僅占全球人口的3%至4%,而排放的二氧化碳卻占全球排放量的25%以上,爲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最大的國家.美國曾於1998年簽署了《京都議定書》.但2001年3月,布希政府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將會影響美國經濟發展」和「發展中國家也應該承擔減排和限排溫室氣體的義務」爲藉口,宣布拒絕批准《京都議定書》.
　　在即將奔赴哥本哈根之前,國家發改委應對氣候變化司國際談判和國際政策處處長李高對本報記者表示,「《京都議定書》對於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有區別,這對於保護發展中國家的權益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沒有這樣一個區分,把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並列,那麼對於發達國家來講在減排義務方面,發達國家就會迅速推動發展中國家在儘可能短的時間內來採取減排的措施,所以《京都議定書》這樣一個法律形式擺在那兒對發達國家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一方面我們認爲也是非常公平的,前面我也講了一個數據,到目前爲止一萬億二氧化碳派,80%由只占20%人口造成的,如果這20%人不爲此作出努力,不爲此作出補償是不公平的.」
　　此外,他還表示,我們也注意到第一承諾期有一些第一發達國家沒有完成他們已經宣布完不成的任務,能夠給他們什麼樣的跟進這個很困難,但是國際社會還是對這些國家給予政治上的壓力,他們要付出政治上的代價.
　　展望
　　哥本哈根是起點不是終點
　　在前一段時間裡面,有一些國家散布消極悲觀的論調,中國致力於促進各方堅定信心
　　本月24日,在丹麥大使館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丹麥駐華大使葉普引用各種數據介紹了哥本哈根大會以及丹麥政府的目標和遠景,即「一個協議,兩個目的」.
　　葉普表示,「首先,哥本哈根大會協議應該成爲一種政治上的動力以便各方儘快行動起來.其次,哥本哈根大會協議應該成爲一種指令和期限,以便進一步地進行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磋商,並爲達成一項法律性的協議設定期限.」
　　大使還補充道,「關於減排目標,每個國家具體到數字的承諾和行動方案也將作爲一系列的附錄反映在哥本哈根協議中.該協議還應該包括峇里行動計劃中談判所涉及的所有方面,包括財政上的有力支持.」
　　不過,離哥本哈根大會不足兩周時間,悲觀的論調一直占領上風.
　　不過,在展望哥本哈根大會的結局時,李高表示,「在前一段時間裡面,有一些國家散布消極悲觀的論調,中國政府談判代表團的團長謝振華主任在很多場合都做了很多工作,也是鼓勵各方要堅定信心,進一步明確共識,共同努力來爭取哥本哈根會議取得更多的進展.」
　　李高認爲,如果在哥本哈根會議我們還有一個細節,還需要進一步討論的話,我們要進一步去明確討論的方向,我想這個方向依然是峇里路線圖的授權.
　　作爲國際談判的參與者,李高昨天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也重申了中國的立場.
　　「我們不會接受通過在哥本哈根搞一個所謂的政治協議,或者一個別的什麼樣的文件,改變峇里路線圖的授權,我想這是一個核心的問題,這也是一個可能影響哥本哈根會議成果的問題,我們願意跟各方一起來努力,擴大共識,縮小分歧,來達成一個有實質性成果的哥本哈根會議.」
　　相比之下,楊富強要樂觀許多.他對記者說,比如發展中國家,甚至主要的發展中國家、巴西、中國、印度、南非、墨西哥這些比較大的排放很大的發展中國家來說,之間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在大的問題看法上還是一致的.
　　「很多媒體試圖找到他們發言的不同來說他們對氣候變化最後產生根本性的分歧,這恐怕也是一種誤解,所以不管是多邊,還是雙邊的談判,我認爲對於整個氣候,聯合國氣候框架下條約的談判都是有促進作用的.」
　　「聯合國曼谷會議後,大家對哥本哈根的前景憂心忡忡.」多次參與氣候談判的專家、國家氣候中心副主任呂學都稱,真正的談判可能在「後哥本哈根」時代.
　　中國社科院副研究員陳迎的觀點很具代表性,他對記者說：「非常顯然哥本哈根不是終點,而是一個新的起點,無論怎麼樣哥本哈根將會有一個政治協議,它的具體的內涵、具體的數字能不能達成,至少他要啓動以一個政治的框架性的文件來把2012年之後國際氣候制度主要的框架搭建好,這個就是他能夠取得的最好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