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什麼?

題目：

當前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什麼?

解答：

歷史的輪迴怪圈：對於當前中國社會矛盾的歷史思考
最近幾年以來,社會矛盾逐漸成爲了中國公衆矚目的焦點---------官員腐敗,貧富差距擴大化,三農問題,仇富心態,教育改革,房產價格,醫療社保等一系列問題猶如走馬燈一般紛紛闖入人們的視野,同時,許多富於代表性的事件也先後挑戰著中國人眼球和心理的承受能力.例如,筆者來到深圳短短几天,就接觸到了一個光聽來就足以讓人感到恐懼的名詞----------砍手黨.而不久前親身經歷的事情更是觸動了內心深處的悲憫.
那晚在白石洲,筆者口渴,買了一瓶礦泉水.行走間,突然感覺有人在身後摸索.當時第一反應就是：有人搶劫.等到回頭看時,不由得自我解嘲地笑了.那只是一個撿垃圾的男孩子.大概只有七八歲的樣子,渾身邋遢,還散發著一股酸臭味,手裡提著一個裝滿各類瓶罐,比他自己還要高的麻袋.我將水喝完,把瓶子給了他.然後帶著一種助人爲樂的快意轉身離去.可剛走了幾步,又聽到身後有了更大的動靜,接著,筆者看到了震撼心靈的一幕--------男孩子正在和一個乾瘦的老婦人扭打著,僅僅是爲了剛才施捨的瓶子.筆者一時無語,事後卻思考了很多.待至今日,心中有一種如鯁在喉,不吐不快的衝動.
我們的社會怎麼了?相信只要稍微有點頭腦的人都會問這個問題,也有很多人提出了解答.其中,有一種最爲通行的說法就是--------歷史的輪迴.具體地說來,歷朝歷代的統治時期大致可以分爲三個階段：1.天下創世 2.矛盾叢生3.總崩潰 個別王朝由於在中晚期實行了一些改革,緩和了社會矛盾,從而延長了統治時間.這是中國歷史所特有的周期性振盪.綜觀國史,史實讓筆者也不得不承認上述說法的合理性.那麼,目前的中國是否在重新陷入這個歷史的輪迴怪圈呢?這倒的確是一個值得商榷的問題.
一.周期性振蕩產生的原因
關於中國社會發展的周期性振盪現象,早在建國以前,就已經有人注意到了.魯迅就曾經把中國歷史歸納爲「一治一亂」,「破壞---建設---再破壞」的打擺子模式.而最有名的就是民主人士黃炎培與毛澤東的對話.黃炎培曾問毛澤東：「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許多許多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律的支配力.」此外,黃炎培還指出,從歷史角度看,有政怠宦成的,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但都沒能跳出這一周期率.他問毛澤東有什麼方法跳出這一周期率?對此,毛澤東回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很明顯,毛澤東是把周期性振盪歸因於腐敗,而應對之策就是民主.竊以爲,毛澤東的自信回答恐未必也.所謂的腐敗,是由於權力缺乏有力監督與制約造成的,並非中國的特產,而周期性振盪在其他國家卻未之有也.由此可見,腐敗並非是根本原因.那麼真正的原因何在呢?筆者認爲,是社會財富分配不公正造成了這種奇特的局面.
社會財富一經創造,大致有兩個去向：1.進行擴大再生產2.留作消費基金.那麼這就涉及到了社會財富的分配問題了.
進行擴大再生產的那一部分關係到社會的再發展,無可厚非.但是,消費基金就關係到了每一個人的生計問題了.人活著不是爲了消費,但沒有消費就不能活著.去除再生產的部分,剩下的就要做個分配,那麼分配應該本著什麼原則呢?我認爲,最重要的信條就是公正性.分配不公正,將傷害生產者的積極性,而且還在社會各個羣體間種下不和的金蘋果.但是人的能力是存在差異的,能者多勞多得,庸者少勞少得,這樣看來,貧富差距是避免不了的.但是關鍵在於,你怎樣把握好度的問題?
大凡只要還是正常人,只要其基本生存條件能夠得到滿足,以身犯險,挑戰社會秩序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反過來講,一個平常人（請注意,不是職業犯罪者）開始爲了生存來反抗現行秩序,這就說明他的生存狀況已經到了難以維持的境地了.有意思的是,中國歷史上揭竿而起,反抗現行秩序的每次都是農民,準確地說,是饑寒交迫的流民.他們不是因爲懶惰而挨餓受凍,相反,他們很勤勞,肯干,能吃苦,但他們仍舊要遭受不體面的命運.那麼,既然不是他們本身的過錯,又是誰的過錯?
在農業時代,社會財富基本上是以土地作爲衡量標準的,你的財富多少,社會地位多高,取決於你占有的土地以及依附人口的數量與質量.所以社會上層集團只會是地主,而不會是農民.農民也是分作三六九等的,從生產方式上劃分,有農奴,佃農,自耕農；從土地占有量而言,又分貧下中富農.可以說,土地的分配就是封建時代的社會財富分配.筆者綜合了國史與世界史,發現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大凡國家穩定繁榮之時,小農經濟占優勢；而國家衰敗,接近崩潰滅亡之時,全國的土地往往高度集中於少數的大地主,大官僚手中.那麼這就值得探討了,這一切根源在哪裡呢?說到土地高度集中,往往是因爲這些大官僚,大地主搞土地兼併造成的,其實土地兼併本身的危害性並不是很大,因爲中國的地主與歐洲的領主不同,沒有免稅免役的特權.但是問題在於,理論與現實並不等同.地主的土地兼併很多都並不合法,而且往往會把兼併的土地和人口隱匿不上報,以此來逃避納稅.而另一方面,被兼併土地的農民卻要納稅,換句話說,地主把原本應該自己承擔的負擔轉嫁到了農民身上,有地的不要納稅,沒地的反倒要交錢.農民一旦失去土地,就淪爲了流民.大地主大官僚運用手段將原本屬於國家的資產收入囊中,客觀上削弱了國家的力量,而因他們產生的流民又成爲了國家的負擔.一方面國家越來越虛弱,一方面負擔與日俱增,這樣就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終究把國家拖垮.中國歷史上的歷次改革,從均田法到王安石變法,再到張居正的一條鞭法,其中都往往會有一項措施,那就是遏制土地兼併,這恐怕也從反面說明了問題產生的根源所在.
二.我國目前的社會財富分配
跨越了封建時代,進入了產業社會.社會財富的概念沒有變,只是衡量標準變了.商品經濟的發展,使得貨幣的作用開始凸顯,並最終成爲了社會財富的象徵.你有多少財富,主要是看你的財產兌換成貨幣後尾數上帶了幾個零.
那麼,我國目前的社會財富分配的現狀如何呢?建國以後幾十年,我們實行的是平均主義路線,許多因爲改革開放而富起來的人對此深惡痛絕.筆者個人認爲,這是國家對於以往的社會財富分配方式的一種矯枉過正,它忽略了個體人的能力差異,大搞一刀切.改革開放以後,國家基本屏棄了這種方式,開始了「按勞分配」的時代.這是社會財富分配的一次大洗牌,許多人的境遇一夜之間就發生了變化,所講究的就是能者多勞多得,庸者少勞少得.那麼這又回到了原來的問題上,你要把貧富差距控制在怎樣的一條底線上才算合適呢?
改革開放使一部分人先富了起來,鄧小平曾經構想：先讓一部分人富起來,再帶動其他的人富起來.但先富起來的這部分所謂的「新貴族」似乎並無此意,而是更加變本加厲地擴大貧富差距.而相應的,許多問題也由此滋生了出來.目前的社會財富分配,姑且不論合理與否,已經使得絕大部分財富集中在極少數人的手中,這樣一來,大多數人所控制的財富就很少,財富相對減少,購買力必然降低,那麼社會總體消費需求也就隨之降低,最終制約經濟進一步發展.目前,我國經濟出現的產業總體蕭條化現象,筆者認爲就是由此產生的惡果之一.試問,沒有了消費需求有力拉動,誰還會去生產呢?生產得越多,賠得也就越多.所以,目前只有那些壟斷了某種資源的行業還能夠維持利潤,不過,普通大衆消費不起,所以只能從少數富人身上動腦筋了,以至於出現了某銀行宣布,取款額低於多少不予辦理；某中學只對黨政機關子弟開放的怪現象.原本有限的社會資源又向這些「新貴族」傾斜.而對於處於社會底層的多數派而言,則是惡性循環.最終的結果往往就是：有城市戶口卻住不起房,有病卻上不起醫院,有孩子卻上不起學.
那麼不妨再把目光放回到社會財富分配本身來看,在改革初期,我們的「新貴族」們真的是嚴格按照黨中央制定的「按勞分配」原則行事的嗎?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如果要對他們來個刨根究底,大多數人的案底不會清白.有句老話叫做「餓死膽小的,撐死膽大的」,正是在這個信條的指引下,有人曾經乘火打劫,低價壓購國家資產；有人在生產過程中,偷工減料；有人違反勞動法,導致勞工利益受損；甚至還有人鋌而走險,幹些諸如走私之類的違法買賣.他們正是通過這樣赤裸裸的,近乎於劫掠的方式,積累了巨大財富,建立起了自己的帝國.看來,「新貴族」們自我吹噓的「個人奮鬥」很大程度上實在讓人難以認同.他們的積累是建立在對個人財產的「搶劫」（如中國股市最大的受益者是大股東,而不是廣大股民）以及國家資產的掠奪的基礎之上的.這與前文當中提及的大地主大官僚的非法土地兼併可謂是「師出同門」.目前,政府一方面總是苦於國家財政不足,另一方面又抱怨負擔日益加重.長此以往,必將形成惡性循環.而我們的國家很有可能在一輪又一輪的惡性循環當中被拖垮,國家與普通大衆會爲犧牲品,數千年來反覆演繹的故事很有可能將在21世紀上演.
三.歷史帶給我們的啓示
1.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人口大國.正所謂衆口難調,在處理內部社會矛盾上的確有著他國沒有的難度.正是因爲如此,解決內部矛盾才變得非常迫切.中國歷代王朝或者當斷不斷,或者礙於集團利益,或者改革失當,以致沒能解決矛盾,反倒滋生新的矛盾,問題長久積壓,最後往往導致大動亂的爆發,葬送了整個國家.
2.社會財富不能高度集中於少數人手中.財富代表了社會能量,誰掌握的財富越多,誰的能量就越大.而社會創造的財富總量是一定的,如果甲得到的多,乙得到的就少,甲對於乙就是強勢的,這是一個此消彼長的過程.
3.民主政治的作用.我國目前的社會狀況很類似於19世紀前期的英國,都是處於經濟飛速上升時期,國家法制相對還不完善,社會矛盾比較尖銳.但是英國人逐漸建立起了非常完善的民主制度,來協調製衡各個集團的利益矛盾,以保障社會穩步向前發展,最終造就了維多利亞時代的輝煌.至於某些人希望用道德來感化這些既得利益集團的想法,筆者倒還沒有在歷史上找到過成功的範例.
4.建立起合理的社會結構.筆者認爲,最合理最穩固的結構模式就是橄欖型,即兩頭小,中間大-------非常富裕的與非常貧困的都只占社會的很小一部分,而以中產階層爲社會主體.至於貧困的小部分人完全可以通過社會保障來保證他們的生存.這個模式將效率與公平統籌兼顧,應該可以成爲中國未來二十年社會發展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