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舊書扯出來的故事

上個禮拜天到附近一家舊書店淘書。在一股子黴味兒的小舊書店裡盤桓了一下午，心滿意足地拎了一袋子舊書回家了。

有個習慣，淘來的舊書先要在書架上放一陣子，再一本一本地翻看和閱讀，這樣可以把淘書的快樂重複好多次。

這袋兒舊書裡有一本方志敏烈士的遺著《可愛的中國》。這本書是人民文學出版社1952年出版的。書的前記裡介紹：本書是根據1951年上海出版公司的影印本重新排印出版的。

...

書的後面有一個附錄，是原來上海出版公司影印本的說明，作者是大名鼎鼎的馮雪峰。

淘這本書的理由一是品相不錯，二是書裡面有原主人的信息：書的封面上寫着魯敏的名字，日期是：52，8，2；書的最後一頁還有一行字：1952，8，9晚8時55分，時字是繁體。書的定價為人民币2000元，是舊币，相當于币改後的兩毛錢。

...

為什麼魯敏要在書上寫兩個日期呢？我推測，封面上的日期是買書的時間，而後一個日期是看完這本書的時間，把時間精确到晚8時55分，說明魯敏看完這本書很激動。兩個時間相差7天時間，魯敏用7天時間看完這本32開四十幾頁的豎排版繁體字小冊子是說得過去的，他（她）看得相當仔細，重點句子用紅筆做了勾畫。

...

魯敏是誰呢？我自然不知道，連他（她）是男是女都不清楚。我猜是個女的，因為她的鋼筆字寫得很秀氣，所以她應該是一個長相不錯的女中學生或大學生。年齡再大點兒的知識女性情感會更内斂些。這麼一算，52年18歲左右的魯敏，今年該有80好幾的年齡了。

馮雪峰所寫的附錄裡，介紹了方志敏烈士遺著被保存下來的經曆：方志敏烈士就義前将密寫的文章和信件委托給朋友；朋友按照烈士的要求将文稿轉交給魯迅先生；魯迅先生去世後，由夫人許廣平交給馮雪峰；馮雪峰将方志敏烈士寫給中央的信交給陝北的黨中央，而方志敏烈士獄中所寫的兩篇文章《清貧》和《可愛的中國》則按照中央的要求由馮雪峰設法保存。

為安全起見，馮雪峰将這兩篇文章交給了一個信得過的朋友謝澹如。此前，瞿秋白烈士的一部分遺稿也是交由謝澹如先生保管的。

謝澹如自然清楚自己肩上的擔子。為了防止因失火或日僞查抄而導緻珍貴的文稿遺失，謝澹如先生在抗戰期間把自己保存的瞿秋白和方志敏二烈士的文章共三篇在上海鉛印出版，書名為《方志敏自傳》。

上述情況，一般的讀者大概是清楚的。但馮雪峰在附錄裡接着說：方志敏烈士在獄中寫的東西當然一定還有，至少寫給同志和朋友的信是一定還有的，在平日寫的政論和别的文章，也一定有一些。

馮雪峰回憶起，今年（1951）3月間，他聽潘漢年說，還有方志敏烈士的四本日記在抗戰期間由人帶到上海，保存在一家銀行的保險箱裡。潘漢年對馮雪峰說，阿英同志也許知道這件事。但馮雪峰寫信給阿英問及此事，阿英回信說，他也聽說過這件事，但他也不知道是哪家銀行。

事情到這兒有點兒意思了。因為碰巧看過曾與潘漢年共事過的最美紅色女特工黃慕蘭的自傳，他們提到的上海的那家銀行是上海通易信托公司。

...

這家公司在舊上海十三家信托公司中是首屈一指的，但是因為其創始人黃溯初做投機生意失敗，影響到通易公司，隻好宣布該公司破産。

黃慕蘭按照上級指示，試圖通過這個機會打進金融界，開辟一個做上層統戰工作的新陣地，通過繁瑣而細緻的工作，通易公司終于獲得複業的資格。這件事可算是中國近代金融史上的一件大事。同時，整個事件結合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的開展，有衆多諸如章士钊張東荪虞洽卿杜月笙等近代史各界名流的參與，也可以看做是一件政治上文化上的大事，更可以看作是一件統戰工作的傑作。

通易公司複業後，黃慕蘭被任命為通易公司的副總經理，黃慕蘭特意要求在公司營業大廳的樓上為她裝修了一間辦公室，四周全是玻璃窗，可以看到營業廳的全部情況，還有一個專用樓梯通往“風雨書屋”。

“風雨書屋”是阿英（錢杏邨）負責出版八路軍駐滬辦事處領導的抗日救亡刊物的機構。

“風雨書屋”隐藏在通易公司的二樓，除了阿英在此編輯文件外，馮雪峰劉少文和于伶都經常出入，這裡是馮雪峰與文化界人士約談的相對安全的場所。

黃慕蘭利用副總經理的身份，為地下黨提供了一個通易公司的保險箱，這個保險箱除了保存機密文件外還有瞿秋白烈士的書信，方志敏同志的日記以及當時許多的重要記錄。

如此，馮雪峰1051年的疑惑就真相大白了，潘漢年和阿英提起的那家銀行就是黃慕蘭所說的上海通易公司，這是毫無疑問的。

1952年，中宣部派員到上海，收集上海解放前黨領導或影響下進步文化的宣傳資料，來人手持夏衍的親筆介紹信，要求開啟解放前上海通易公司為阿英專用的一隻大型保險箱。此保險箱因鑰匙丢失，無法正常開箱，按法律規定，通易公司會同法院和人民銀行共同破箱取出。那麼這個保險箱裡有什麼呢？其中除了大量的抗日救亡運動的文獻和宣傳資料以及郭沫若的部分文稿外，還有馮雪峰所關心的方志敏烈士的書信和文稿。

馮雪峰的那篇附錄寫于1951年9月，而通易公司的那個保險箱是1952年開啟的，所以馮雪峰當時不知情似乎有道理。但仔細想想，馮雪峰和阿英當年都在“風雨書屋”裡工作過，那個保險箱的事情他們也應該是知情者，包括潘漢年在内，他們都不會健忘到不知道那些機密文件存到哪個銀行的程度吧？

我認為，此事的唯一的合理解釋應該是涉及這個保險箱的黨的高級别的地下工作者遵守保密紀律嚴守黨的機密的結果。

                                                                                                          （20200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