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珍珠，維米爾還畫了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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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談曆史著作《維米爾的帽子》蔔正民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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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小畫派畫家約翰内斯.維米爾（Johannes Vermeer，1632—1675）不似同時代的其他畫家。他的畫大多圍繞世俗的事情。畫面裡那些珍珠、項鍊、金器、銀币、中國瓷、海狸毛帽子、波斯毯、維金娜古鋼琴，精緻、物質，契合現代社會的消費主張，400年後重新占領了審美高地。

維米爾的繪畫高明到以假亂真，簡直達到了數碼相機的程度，他将那些在人眼中百般莫辨的暧昧光影，絲絲縷縷呈現在畫布之上。着實讓人贊歎又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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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麼讓畫家捕捉到轉瞬即逝的吉光片羽？維米爾是天才還是怪物，是藝術家還是瘋子？2013年，有一位同樣“瘋狂”的工程科學家Tim Jenison，借用一枚透鏡，在一間向北的畫室裡複原了四個世紀前，維米爾繪畫《音樂課》這幅傑作的全過程。

“瘋狂”的Tim用1825天證明了維米爾是藝術家，同樣也是傑出的工程發明家。17世紀，維米爾率先獲知了捕捉光線的光學裝置，并應用于繪畫。他将畫室布置成暗室，用透鏡和畫闆聯合成像，再将畫筆和顔料“顯影”，纖毫畢現地将畫面定格下來。藝術獲得科技的加持，如虎添翼，于是黃金時代的“華山論劍”分外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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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的主張，認為藝術和科技水火不容，工程院校和藝術院校背向而行，藝術史家甚至認為在繪畫中使用器械是一種作弊。但黃金時代的人們不這麼想，他們或許認為藝術和科技是一體的。

17世紀，地球上的人們如何看待自己，他們與現在的我們有什麼不同，又有什麼聯系？加拿大籍漢學家蔔正民（Timothy Brook）這樣說，“我要知道在那個時候，有那麼多困難，那麼多挑戰，一般的人怎麼能夠活下去。”他還說，“曆史學家要看過去的人類是怎麼對待共同的問題。今天我們思考我們自己的情況，我們的困難，可以看過去他們是怎麼對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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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史鑒時，在曆史學界是一條永恒的共識。不過，作為後現代的史學家，蔔正民有一點不同。我将“後現代史學”的解釋搬運如下，“曆史隻是後人構建的，曆史的書寫總會以特殊的意識形态和權力話語為導向的。因此後現代史學認為是曆史學家發現并寫作故事，個人價值、想像和感情無法避免，後現代史學寫作也就和小說創作并無二緻，它的故事性極強，生動而有趣，是後現代史學的中心特征之一。”

從這個特征看，蔔正民2017年出版（2023年再版）的《維米爾的帽子：17世紀和世界全球化的黎明》（以下簡稱《維米爾的帽子》），算得上雅俗共讀的曆史學著作。

這裡，不得不提一提已故西方漢學家“妙筆生花”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 1936-2021）。史公“上究碧落下黃泉”地将“斷爛朝報”中“中國近代錯綜複雜的人物和史實，”以“優美流暢的文筆，通過嚴謹的曆史考證，參照專家的鑽研成果，用傳統曆史方法‘說故事’”。史公算是開啟“後現代史學”之先河。

蔔正民在采訪中提到，他知道西方讀者閱讀中國曆史有相當的難度，便引入了讀者熟悉的東西——維米爾的畫。蔔氏将維米爾的畫比作一扇門，打開了門，就能被門後的人拉到明朝的曆史。這表達了兩個信息，一是，這本書是寫給西方讀者的；其次，書裡有許多扇門，讀者可以自己選擇開還是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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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米爾的帽子》是問題并置的結構。我們完全可以把它想象成一部BBC或者中央九台的七集曆史紀錄片。你不必全部懂得，但看懂了其中一集，或許就已經深谙其中一個話題了。比如第二集，蔔正民拆解《軍官與面帶笑容的女子》中男人佩戴的那頂碩大又時髦的帽子，從帶帽的生活風俗，帽子毛氈的制作——“海狸毛具獨特的倒鈎特性，放在含有醋酸亞銅和加汞阿拉伯膠的有毒溶劑裡焖煮時，很易于牢牢纏結。如此焖煮過的毛皮，一旦經過捶打、曬幹，就成為制造上等帽子的絕佳毛氈。”——引出在北美大陸拓荒的歐洲入侵者。

聖勞倫斯河（St. Lawrencs River）地區法國傳教團的團長薩缪爾.尚普蘭（Samuel Champlain），是最早一批入侵北美大陸的歐洲人之一。他與美洲土著做海狸毛皮買賣，是為了賺錢“實現他唯一的夢想：找到前往中國的通道”。然而，尚普蘭用火繩槍在湖邊朝莫霍克族人開槍的那個早上，敲開了一個緻命的潘多拉盒子，潘多拉盒子一旦打開便無法逆轉。這個稀松平常的早晨成為了白人、印第安人關系史上的轉折點，白印混血的加拿大曆史學家奧利弗.狄卡森（Olive Dickson）甚至認為，是唯一的轉折點。——“從此，印第安文化和生活方式慢慢走上毀滅之路。

并置的結構又有另一維度的網狀聯絡。并置與勾連，類比17世紀全球貿易的“合縱連橫”。看完“紀錄片”全季，你會了解，人們從開始懂得地球是圓的，到尋找“夢幻”中國，再将中國這個古老沉默的國度，深深卷入全世界貿易共同體的一系列曆史過程，花了兩三百年。不同國家、不同人種的交往從戲弄到理解，從理解到争奪，再從争奪到妥協，是一部從17世紀開始，到現在仍沒有結束的，冗長的狗血“連續劇”。

沒有任何國家，任何人能逃脫“因陀羅網”。佛祖說：“一多互攝，重重無盡，因陀羅網。”因陀羅神一旦撒開網，所有的人類，這世上的一切生靈，都會被悉數收進網裡，無一幸免。

“因陀羅創造世界時，把世界造成網狀，網的每個打結處系上一顆寶珠。現存或一直存在的所有東西、能夠想出的所有想法、每個真實無誤的數據——套用一句佛家用語，即“萬法”——都是因陀羅網上的一顆寶珠。每顆寶珠不隻通過那張網而與其他所有寶珠相連，而且每一顆的表面都映出網上其他所有寶珠。因陀羅網上的每樣東西，都暗含網上的其他所有東西。”（《維米爾的帽子》）

我們雖然無可幸免，不可逃離。但因陀羅網上的“萬法”也預示着，那些入侵北美大陸，燒殺搶掠的尚普蘭們，那些航行在太平洋上滿載财寶的“懷胎聖母”号們，那些讨生活離鄉背井走南洋的中國勞工們，他們創造了我們，我們也複刻了他們。如果将紀錄片的鏡頭拉遠拉長，用一種超脫地球的視角來拍攝，所有“社會運動”中的大多數們，仿若爬行在因陀羅網上的螞蟻——隻為成為普通人已然竭盡全力，就像蔔正民寫到的那個消失在納塔爾，給大胖子魯博做奴仆而無名無姓的中國人。維米爾畫中的珍珠也好，中國富商囤積的私銀也好，沉落在太平洋深海中的鑽石也好，它們都隻是忉利天王網結上寶珠的幻像。

曆史學和佛陀一樣關懷。黃仁宇肯定這些普通的大多數，他曾寫，“大曆史的着眼注重群衆運動對社會上的長期貢獻。”我喜歡蔔正民的《維米爾的帽子》勝過史景遷的《王氏之死》。後者告訴我們人類不論如何奮鬥發展，終逃不脫那天頂之命運。而蔔正民說的是，不論我們個人是何等微小，曆史就是我們，我們就是創造。在佛祖看來，人類渺若恒河沙，但千裡之外，另一個時空，必有對應的一個“我”與之纏繞。

蔔氏将書名取帽子而非更有名的維米爾珍珠，是取第二章之意。不過，我猜這裡面恐怕有個有趣的巧合。1970年代，二十歲的蔔正民騎腳踏車，“從亞德裡亞海濱的杜布羅夫尼克（Dubrovnik）到蘇格蘭本尼維斯山（Ben Nevis）”，不想遇上了北海來的毛毛細雨，禍不單行被大貨車逼到路邊，連車帶人摔進了鄉間的爛泥裡。車壞了，又無處栖身。倒黴的蔔正民隻好找到最近的一戶人家請求收留。奧茨胡恩太太非常和善，不單讓又髒又濕的小夥子進門，還提供了豐盛的晚餐和溫暖的床鋪。第二天，洗刷幹淨的蔔正民迎着周日的陽光，随便逛逛這座讓他摔倒的小鎮，“就那随意的一遊，我與她所在的城鎮結下了不解之緣。她給了我代爾夫特（Delft）。”相似的遭遇也發生在另一位史學家身上。

1999年1月一個嚴寒的早晨，英國東安格利亞大學（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藝術史教授，瑪麗.霍林斯沃斯（Mary Hollingsworth）行駛在都靈以北的高速公路上，原本她計劃回佛羅倫薩。但突遇大霧，道路全面封鎖，瑪麗被堵在了路上。更糟心的是，她接到佛羅倫薩房東的電話，說家中的中央供暖壞了。倒黴的瑪麗被迫改變行程，取道最近的留宿地——摩德納，而這裡正是意大利費拉拉公爵的王宮所在。

瑪麗寫到，“房間裡彌漫着一股黴味兒，很陰冷，一排排書架上堆着皮革鑲邊的卷宗，裡面記錄着伊斯特家族的過去，甚至可以追溯到14世紀。”她借助一把窄窄的金屬梯子，爬到書架的頂部，找到了一堆無人問津的賬本資料，它們曾屬于費拉拉公爵阿方索一世的二兒子，同時也是16世紀炙手可熱的紅衣大主教艾波尼多.德.伊斯特。瑪麗.霍林斯沃斯花了三個月時間，讀着整卷整卷的賬本和成盒成盒的資料，破解了艾波尼多瑣碎又豪奢的生活。根據這些偶然發現的資料，她寫成了《紅衣主教的帽子》，是為微觀經濟史的開山之作。

看來，經濟史認為，帽子比珍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