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羅生門》要道德，還是要生存

...

圖片發自簡書App

作者: 潇潇

提起日本文學和日本小說，繞不開的一位作家便是芥川龍之介。而提到芥川龍之介，似乎所有人的第一反應都是他的《羅生門》。芥川享年三十五歲，創作生涯隻有短短十二年。

芥川龍之介與森鷗外、夏目漱石被稱為20世紀前半葉日本文壇上的三巨匠。《羅生門》則是芥川龍之介于1915年創作的短篇小說，以柳川隆之介這一筆名發表于《帝國文學》上。此後，芥川将其第一本短篇小說集也取名為《羅生門》。

這部短篇小說，描述出20世紀初的社會動蕩時期，在社會最底層掙紮着生存的民衆的生活狀态。

一個被東家辭退的仆役正在東郊外羅生門下等雨停。不知此後應當如何維持生計的他，茫然無措的思考自己未來的出路。

羅生門裡堆滿死屍。他在裡面遇到一位以拔死人頭發做發套賣錢為生的老婦。聽她解釋把頭發的緣由、講述這具死屍生前的故事後，仆役心中的天平徹底從“要道德”向“要生存”傾斜。他惡性大發，決定棄苦從惡，剝下老婦的衣服逃離了羅生門。

日本文學評論家吉田精一評價《羅生門》時說：“這是一個講述人出于利己主義的考量，逐漸與自己的良心相剝離的故事。”

在一個災禍頻發的戰亂年代，到處都是一片廢墟和荒蕪。暴雨之下，一位仆役隻能在羅生門下避雨。

“羅生門”原為日語，指代人間和地獄、真相和假相的分界，書中羅生門處在城内與城外，中心與周邊的劃分空間，仿佛是秩序與混亂、生與死、善與惡的分界線。

身處這個“中間地帶”，仆役也面臨着靈魂、良心的抉擇。被東家辭退的他，再也無處可去。20世紀初期的日本，正處在戰亂頻仍的時期，經濟十分蕭條。

若是被辭退，就幾乎不可能再找到新的工作養活自己。仆役的思想正在做強盜和被餓死之間掙紮：

倘若不擇手段呢？

仆役雖然認為不擇手段是應當的，但若要親身踐行這個“倘若”，随之而來的勢必是“除卻成為盜賊，别無他法”。他還沒有勇氣這麼幹。

由于戰争和時局混亂，羅生門裡還堆了不少死屍。在這種環境下，仆役心中的“惡”逐漸被激發出來。

他開始壯起膽子，進去找一些财務。往裡走的過程中，他看見一個衣衫褴褛的老婦在一個女死者頭上拔頭發。

那是對所有罪惡的反感，這種反感正一刻一刻的增強。若是有人此刻再問起仆役剛才在城門下思考過的“餓死還是成為單賊”這一問題，恐怕他會毫不猶豫的選擇餓死。

老婦解釋說，他隻是想用這些頭發做假發套謀生。而她手下這具屍體也并非“無辜”。這個女人生前用蛇肉冒作魚幹，賣給營地裡的官兵，以此維生。

老婦不認為女子錯了，她若不行騙便沒了活路，正如現在老婦不冒犯死者，從死屍身上“讨生計”，她也要餓死在羅生門。

于是，仆役“恍然大悟”：既然是為了生存，有什麼事情不能做？

仆役再也不為“餓死還是為盜”而躊躇迷惑，豈止如此，他根本不考慮餓死雲雲，那個念頭早已被他驅趕至九霄雲外。

于是他剝了老婦的衣物，匆匆離去。

在羅生門前苦苦掙紮、看到老婦冒犯死者而心生厭惡、聽死者生前的故事再次走向罪惡……三次心理描寫，也勾勒出仆役在利益驅使下由善變惡、逐漸堕落的過程。

在《羅生門》這個故事中，女子“吃”官兵，老婦“吃”女子，仆役“吃”老婦。這裡的“吃”不是真正的吃。而是人與人之間為了利益而互相利用互相傾軋。每個人都在“吃人”，每個人也都在“被吃”。

在芥川筆下，每個人都是惡的。女子“小惡”、老婦“大惡”、仆役“最惡”。這些逐漸堕落，乃至枉顧道德的行為，給讀者以極大的心理沖擊。

每個人在做壞事前，雖然都或許會有些心理上的掙紮，最終總會敗于現實。他們自我辯解道：在這樣戰亂蕭條的年代，每個人都是互相利用的。若不這麼做，就要餓死了。

保持正義更重要，還是維持生計更重要？

《羅生門》中，仆役就面臨着這樣的心理抉擇。起初，他認為更重要的事情是正義以及對罪惡的反感，後來，生存二字便占據了上風。

《釜山行》裡，在密閉的列車空間裡喪屍暴動，父親雖然略有遲疑，最後卻舍身保全自己的孩子和一名孕婦，跳下了火車。

在極端狀況下，“要道德良知還是要生存活命”拷問着我們每一個人。人性的本能良知應該是對善意呼喚和對正義的堅持，而不是在堕落的道路上一去不返。

無論處在什麼樣的境地，善，都應該是最重要的。

我們每個人都有限的囿于自己生存的時代和環境，隻能管中窺豹的了解這個世界。一代代文豪名家，将生命的箴言凝結于筆端，帶領我們沖破時空的束縛，體驗不同的時代、思想與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