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024《注定開戰？美國和中國能否逃脫修昔底德陷阱》：全球疫情背景下的中美關系，你不得不...

1 引言

目前，以特朗普為首的美國政府，為了逃避應對疫情的無能，轉移國内民衆的視線，公然在國際上叫嚣，幾次三番意圖将其國内幾乎失控的疫情甩鍋給中國。近日，恰逢總統競選，特朗普甚至可笑地将自己的民意下滑，歸咎于中國，認為是中國方面想讓他輸給競争者拜登。如今的中美雙方，中方一貫保持冷靜克制，有理有據；而另一方卻始終沖動好事，混淆視聽。美國政府仿佛一直在說“看看我這麼慘，都是你中國搞的”，中方則嚴正回答：“老兄，拜托你好好采取措施，為美國人民控制住疫情，這才是有擔當的政府該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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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任美國總統特朗普

中方一貫秉承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本想因為全人類面臨疫情，可以修複中美關系，沒曾想，美國政府背道而馳，拿出更加封閉的政策，意圖将中美關系拉向更遠的對立面，不禁令人唏噓。

前段時間，哈佛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發聲：“須防新冠危機‘點燃’中美沖突”，他的提醒基于兩個事實，其一是中美大格局正在發生變遷，中國已經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部分經濟指标甚至已經超過美國；其二，在這次疫情期間，中國的政體優勢和美國的抗疫不力，加劇了美國自身的危機感。于是，格雷厄姆教授不得不憂慮起來，有沒有可能因為諸如台海局勢變化，中美軍艦沖突以及更加慘烈的貿易戰等“火星”而引發“火災”，讓中美上方滑向“修昔底德陷阱”。

為了搞清楚啥是“修昔底德陷阱”，讓我們一起翻開格雷厄姆教授的《注定開戰:美國和中國能否逃脫修昔底德陷阱?》。

2 關于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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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T. Allison)

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T. Allison) ，生于1940年3月23日，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首任院長，曾任美國裡根總統國防特别顧問，克林頓總統國防計劃助理部長等職務，現任哈佛大學教授。2016年，他提出“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一詞，一年後，他完成了著作：《注定開戰:美國和中國能否逃脫修昔底德陷阱?》，一經出版，立刻成為國際關系類的暢銷書。

3 全書導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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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什麼是“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

希臘曆史學家修昔底德在撰寫的《伯羅奔尼撒戰争史》得出結論，雅典和斯巴達之間：“戰争不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實力的增長和因此而引起的斯巴達的恐懼。”（What made the war inevitable was the growth of Athenian power and the fear which this caused in Spar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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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昔底德

格雷厄姆教授将修昔底德的論斷延展開來，就是崛起國和守成國之間競争與沖突的必然性，即國家實力此消彼長的結構性矛盾将引發戰争，這就叫：“修昔底德陷阱”，陷阱的最壞結果就是“争鬥”。 從曆次國際沖突的結果看，先前的幾次，世界局部發生的戰争中，可能可以說是各有勝負，但是從最近兩次——美蘇争霸，英法與德國的鬥争，則很難想象戰争将會讓人類走向何方。

3.2 以曆史為鑒

唐太宗有言曰：“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 修昔底德記述的伯羅奔尼撒戰争發生在公元前431年~公元前404年，不論從戰争發生的地域，還是從戰争發生的時間，似乎距離我們都很久遠。但艾利森博士，在書中詳細回顧了近500年來，先後16次崛起國與守成國之間的沖突，不幸的是，其中12次以戰争收場，僅有4次幸免。

曆史本身永遠不會重演，但卻常常驚人的相似。——威廉·莎士比亞

為我們所熟知的最近幾個案例分别是（由近及遠）：20世紀80年的美蘇冷戰；1941年的美日太平洋戰争；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蘇，法，英，美盟軍與法西斯德國的戰争；1894年，中日甲午海戰以及十年後（1904年~1905年）在我國本土發生的日俄戰争等等，其餘可參看書中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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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截取自原書。

3.3 目前中美的局勢：不容置疑的衛冕者與不可忽視的崛起者

1）美國是當今世界毋庸置疑的超級大國。

自南北戰争後，美國迅速實現了工業化和城市化，并憑借其強大的經濟，軍事實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表現非凡，無論是在戰勝一戰同盟國，還是在随後的反法西斯戰争中，美國都毫無疑問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勳。這也确立了美國在戰後全球事務仲裁者和國際領導者的地位。

2）反觀中國，她已經是世界範圍内不可忽視的崛起者。

a 在經濟方面：

中國自1980年起，年均經濟增長率為10%，這樣的增長速度之快，在人類史上前所未有，也就是說中國經濟每7年翻一番。

從世界銀行提供的購買力平價指标（PPP）來看，中國不僅超過了美國，且占世界國内生産總值的18%左右，而它在1980年僅占世界國内生産總值的2%。

b 政治方面

中國政治的優勢，使得其國内政治環境與經濟發展幾乎完美地契合，經濟的長足發展無疑證明了這一點，這也是中國共産黨人所堅信的“制度自信”。

以至于弗裡德曼在他的《炎熱、平坦和擁擠（Hot, Flat, and Crowded）一書中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幻想美國可以實施的深遠改革，隻要它“成為中國一天”。

經濟上的崛起幾乎必定帶來國際政治上的話語權。

2017年，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裡指出：“這個新時代，是我國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斷為人類做出更大貢獻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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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守成者的看法。

在艾利森看來，美國人非常善于 “妖魔化敵人”，确實就像兩千年前斯巴達想象崛起的雅典一樣，那時的雅典“像許多其他國家的人民一樣，雅典人認為它的進步是有利無害”。再看如今的中國，我們的夢想是“建成富強民族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強國，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但在部分國際政治觀察家眼裡中國的複興意味着：

a 中國将重回亞洲的主導地位，這種地位是中國在西方入侵之前就享有的；

b 加強對“大中華”地區的控制力；

c 恢複中國曆史上沿着邊界以及毗鄰海洋的影響力，從而使其他國家遵從中國，這種遵從一直是大國都有的追求；

d 赢得其他大國在處理世界各種事務中的尊重。

其實，所謂的“中國威脅論”的來源正是這種守成者的擔憂，而并非事實。

04 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途徑

“否認修昔底德陷阱并不能削弱其真實性，承認它也不意味着要欣然接受将要發生的事情。”——格雷厄姆·艾利森

書名雖然被寫出“注定一戰”，格雷厄姆教授解釋說那隻是出版社為了讓書好賣，所以且必須打一個問号，他本人在公開場合多次強調他并未預言戰争，隻是告誡雙方的社會精英們，當心這種趨勢。

所以，中美兩國的頂級智庫和精英人士，包括作者艾利森本人在内，并不認為修昔底德陷阱不可避免，盡管當下的情形與曆史驚人的相似。因為所有人都知道陷阱就是陷阱，2000多年前的雅典和斯巴達也好，如今的中國與美國也罷，戰争的後果不言而喻，隻能兩敗俱傷。

那麼史上的4個僅存的無戰争争端的案例，能給我們提供了什麼樣的啟示呢？

4.1 用共同的精神框架促成和平。

在15世紀後期，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紛争中，不管争奪的多麼兇狠，兩國始終都是把梵蒂岡——也就是羅馬教廷認可的框架當作更為牢固的現狀的守護者。因此，西班牙和葡萄牙之間長達一個世紀的争端，最終用教皇的權威居中調停，化解。

這就是為什麼中國一貫主張在聯合國框架下，用和平談話的方式解決國際紛争的理論依據，這次疫情期間，中國與世界衛生組織之間親密無間的配合協作，也從側面印證了這一點。相反美國則與這一原則背道而馳，一度指責WHO，甚至煽動國際輿論刁難國際組織，實非大國當為。

4.2 相互承認影響力範圍，尋求更高層次的合作。

美國建國以來，由于它強大的生命力，使得美國迅速成為有别于古老歐洲的大國。從1702開始，美國以不容置疑的強硬态度，相繼取得了對西班牙， 德國和英國的勝利，從阿拉斯加到委内瑞拉，美國在“門羅主義”的催動下，美國為了建立巴拿馬運河，支持建立巴拿馬，然後宣稱“自己是西半球的警察”，美英的紛争，最後和平解決，倫敦方面最終願意選擇妥協，承認美國的“國際警察”地位，借以彌合兩國之間的長久以來的敵意，進而獲得更高層面的共同利益。

正如中方的努力那樣，當今世界和平發展是時代的主題，各個國家之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世界是一個緊密聯系的命運共同體，蘋果離不開中國的富士康工廠，中興也暫時離不開美國的芯片，美國人民需要中國物美價廉的生活用品，中國也需要美國波音的大飛機。看不清合作的更高層次利益，就不可能真正消除成見，避開陷阱。

4.3 恪守原則，保持對話，是大國博弈的有效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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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蘇争霸期間，雙方默契地恪守着“三不原則”：“不使用核武器，不直接攻擊對方的武裝力量，不在對方公認的勢力範圍内進行軍事幹涉”。盡管在最緊張的古巴導彈危機時刻，雙方高層依然保持着對話，确保雙方沒有誤解對方的真實意圖。這為了保護全人類的文明成果起到了無可替代的價值。

當今中美博弈，兩個超級大國，無論是從政治，經濟，還是從軍事力量上，都各有優勢，雙方需要默契地通過“容納”措施——通過調整與嚴肅競争者的關系來适應新的權力平衡的一種有力的措施——來避免給世界人民帶來長久的不安和戰争的災難。

5 全書回顧

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借用古希臘曆史學家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争史》中對斯巴達與希臘戰争的原因論斷——“戰争不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實力的增長和因此而引起的斯巴達的恐懼”——總結出曆史上16次國際争端滑向戰争的規律，提出了“修昔底德陷阱”的概念。

反觀當今世界格局，已經崛起的中國和力圖守成的美國已經陷入了新一輪的大國博弈。全球疫情當前，兩國的政治精英，特别是美國方面，應該冷靜思考，以史為鑒，本着包容開放的态度，從互惠互利，造福兩國人民，促進世界和平的角度出發，尋求合作和共同進步的機會，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