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讀米蘭·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感受生命的甯靜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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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蘭·昆德拉是當今蜚聲世界的法籍捷裔小說家，他不僅在小說創作方面成果卓著，而且提出了較為系統和完整的小說理論。昆德拉是上世紀50年代初以詩人身份登上文壇的，他寫過詩歌，創作過劇本，還發表過學術論文，但是這些曾經帶給他許多榮譽的作品并不被他自己所認可。在不同的領域都發展過自己之後，昆德拉在30歲左右開始了小說創作，并出版了他的第一篇小說《好笑的愛》，自此，昆德拉找到了真正适合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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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十年來，昆德拉一直新作不斷，已先後發表了《玩笑》、《生活在别處》、《笑忘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不朽》、《身份》以及《無知》等多部影響頗大的小說以及《小說的藝術》、《被背叛的遺囑》、《帷幕》、《相遇》四部随筆集，這些作品給他帶來了巨大的國際聲譽。曾獲得1973年梅迪西斯外國小說獎、1985年耶路撒冷文學獎、1987年奧地利國家歐洲文學獎、2007年捷克國家文學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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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是昆德拉的代表性小說，也是我們讀者最為熟悉的一部小說。這部小說中，昆德拉便融合了不同的文體在其中，還加入了關于音樂的部分。文中的托馬斯、特麗莎等主人公在文中仿佛一個個音符，共同構成了完整的樂章。人物生存的多重可能性就在其中得以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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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蘭·昆德拉在這個現代版的“伊甸園”神話故事裡，時而刻畫人物，叙述情節，時而發表自己對于人物和事件的見解和議論，将自己也帶入故事中。他的這種全知全能的叙事方法，以獨特的故事和時間維度，靈活變換的人稱指代，為小說中的人物置換着時空。

輕重是從存在哲學上探讨人生意義及生命真谛，靈肉是從情感與理性的沖突上讨論性與愛情。同時，輕／重、靈／肉，是兩組相互依存、相互轉換的詞彙；而媚俗則是從自由意志與意識形态的政治性來說的。這三條線索貫穿在托馬斯、特蕾莎、薩比娜和弗蘭茨這四個主要人物的愛情（情愛）故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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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主要寫了四個人，托馬斯、特蕾莎、薩比娜、弗蘭茨，中心人物是托馬斯。托馬斯就是一個想要把重變成輕的人，要逃離責任和道義，逃離靈魂與情感。

托馬斯離婚，就是出于對“重”的逃避。離婚後他開始還想去看孩子，留下父親的責任，但後來要給前妻行賄才能見到孩子，他把這個最後的責任也放棄了。他變得“輕”了。但這給他留下了唯一的東西：對女人的恐懼。他渴望女人，又懼怕她們。托馬斯在這二者之間找到了平衡方式：性友誼。于是他收獲了許多情人，他對情人們說：沒有感情投入，就無權幹涉對方的生活和自由，才能歡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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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還制定的三原則：短期内隻約會一個女人，一次交往絕不超過三次，時間可以保持長點，但幽會的周期至少要大于三周。

現在托馬斯應該是很輕的，但他遇到了特蕾莎。托馬斯特别渲染了這次偶遇。這頗類似中國人講的“緣分”，亦如張愛玲所說的“于千萬人之中遇見你所遇見的人”。托馬斯與特蕾莎的萍水相逢卻讓他無法輕松了。正如劉小楓談論特蕾莎時的論述：“身體的沉重來自于身體與靈魂僅僅一次的、不容錯過的相逢”。性、自由、歡樂是輕的，愛情、責任和忠誠是重的，特蕾莎想要重的，托馬斯想要輕的。由于透過身體導向了靈魂，托馬斯的肉身快樂也變得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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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馬斯隻想和人做愛，決不願意過夜，他認為睡覺和做愛是兩回事。性可以和無數的人進行，而睡覺隻能和相愛的人一起。而托馬斯竟然在特蕾莎旁邊睡着了：“早上醒來，他發現特蕾莎還睡着，攥着他的手。他們是不是整夜都這麼牽手？這讓他感到難以置信。”

他總對自己說，特蕾莎是一個被人放在塗了樹脂的籃子裡順水漂來的孩子，并放到他的床邊。他想強調一種偶然性，可是與特蕾莎的身體歡愉“讓托馬斯領會到自己身體一次性的、不容錯過的命運意蘊。”托馬斯竟然愛上了特蕾莎，由于同情心，他們結婚了。可他仍然保持與許多女人的“性友誼”———他不想承擔愛情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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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特蕾莎偷看了托馬斯給其他女人寫的信之後，她很傷心，用針紮自己的指甲。而托馬斯本來可以輕松地編個謊話解決，因為她越過了“性友誼”的預定線。但是，同情心占有了托馬斯，他不但沒有責怪她偷看信件，而且緊緊地拉着她的手，他比以前更喜歡她了。

小說中明确寫到托馬斯有兩次感受到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但兩次都變成了重。一次是特蕾莎看了他給其他女人的信，隻身回到了布拉格。托馬斯終于擺脫了她，周六的夜晚開始了，他第一次獨自在蘇黎世漫步，深深地呼吸着自由的芬芳。他和特蕾莎生活了七年，每走一步她都盯着，現在終于解脫了。他輕盈地幾乎要飛起來，他置身于巴門尼德的神奇空間，他品嘗到了溫馨的生命之輕。但是到了星期一，同情心又使他變得沉重，他回到布拉格，回到特蕾莎身邊，再次走向了靈與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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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是當托馬斯一篇文章被内務部調查，說他誣蔑共産主義，他放棄醫生工作以示抗議，他也由此走向“輕”：恢複了和女人們的性關系，重回身體本身。如同給自己放了假，雖然這帶來的是身體疲憊和精神空虛。可當他發現這也給特蕾莎帶去痛苦時，他回到了她身邊，重視特蕾莎的感受，再次走向了重。

兩次托馬斯感知到他所向往的生命之輕，但兩次“不能承受之輕”都把他推向更沉重的“重”，每一次他隻能更加向特蕾莎靠近。這就是小說開頭提出的哲學問題：輕為正，重為負，正負之間互相轉換。正如有論者指出：“輕與重和靈與肉一樣，作為正負二元相互對立，又趨向于和解，對每一端的極端追求都會引起二者力量強弱的轉換與倒置，實現正負位置的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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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而又一對生命之重與生命之輕就是：薩比娜與弗蘭茨。

薩比娜是一個向往“輕”的，隻重視肉的人物。“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用來描述薩比娜最為貼切。她在刻闆的父親管教下，像籠子裡渴望自由的小鳥，中學畢業去布拉格求學，完成了第一次背叛———背叛家庭。政治的強權如同童年時家庭給她的感受，一旦有機會，薩比娜就背棄了祖國來到了弗蘭茨的日内瓦，這是第二次背叛———政治的背叛。

弗蘭茨是一個大學教師，他遇到薩比娜時一下子被她征服了，喜歡她身上的叛逆、自由精神，流浪的精神氣質。但是，這種喜歡和崇拜本身是重的，薩比娜很不喜歡。也就是說，弗蘭茨和薩比娜之間的輕與重，和托馬斯與特蕾莎之間的輕與重是相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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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中有個場景很有說服力。有一次他們赤裸着躺在那裡，薩比娜撫摸着弗蘭茨的手臂說：真難以置信，你的肌肉多發達。弗蘭茨聽了心花怒放，抓起一把沉甸甸的椅子舉起來，得意地說：你什麼都不用怕，我能保護你，我以前是柔道冠軍呢。然後他一直這樣舉着椅子赤裸着身體在房間走來走去。然而，薩比娜内心充滿了一種奇怪的憂傷，覺得滑稽可笑。她認為他的強壯是對外的，而在心愛的女人面前他是軟弱的，是善良的。而這種善良正是一種對愛情的依戀和寬容。薩比娜不喜歡，準确說是有意地在抑制。但她回頭一想，如果是一個強勢的可以對她發号令的男人會怎樣，她可能也隻能忍受五分鐘。所以，她得出結論：沒有一個男人适合她。她是永遠的獨身主義者———永遠是“輕”的人。

換一個角度看，特雷莎與薩比娜事實上代表了托馬斯生活的兩極，是托馬斯分裂出來的兩個幻象，相隔遙遠，不可調和，但同樣美妙。

但人生中很難協調輕與重，靈與肉，人們大多數都是很尴尬地存在着，以一種特别别扭的方式生活着。小說中有一個頗具象征性的細節，托馬斯與薩比娜做愛，托馬斯偷偷地看了下表，這是讓女性難以忍受的事情。為了處罰他，她藏了托馬斯一隻祙子，讓他找不到，薩比娜給了托馬斯一隻女式的白色長筒網祙，托馬斯就這樣穿着一短一長的祙子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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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極精妙的隐喻。人類就是這樣奇怪的、尴尬的存在着。一短一長的兩條腿，就是一輕一重，靈肉分離地生活着。延伸開來，家國與個人，愛情與性、忠誠與背叛，流浪與歸宿，專制與民主，禁锢與自由，都是一長一短，無法協調，而又相互依存，而這些正是昆德拉在小說中大量讨論的議題，使叙述蒙上濃郁的哲學思辨色彩。

昆德拉認為我們生活的世界是一個陷阱，我們被關在一個自己不能選擇的身體裡面，慢慢地甚或突然就死去，我們從一生下來就注定要死亡，我們可悲地發現我們甚至連自己都無法把握。換言之，我們的“存在即虛構”。

在書中最後一章《卡列甯的微笑》中，托馬斯放棄了體面的工作和繁華喧嚣的都市生活，遠離了和情人們不負責任的人生遊戲，遠離秘密警察的騷擾，以及那些埋葬烏鴉的孩子的冷漠殘酷，來到了被現代化“媚俗”大潮遺忘的一個小村莊，同讓他永遠牽挂和想要保護的特蕾莎一道,找到了幸福的歸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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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裡，托馬斯克服了人性的陰暗和瑕疵，抛棄了該抛棄的，得到了該得到的，升華了和特蕾莎之間的愛，最終還修複了他和兒子的關系。當特蕾莎愧疚地說起是自己拖累了托馬斯，讓他為了自己放棄充滿使命的事業，放棄過體面生活的機會時，托馬斯亳不猶豫地回答了特蕾莎，自己已擁有了生活的全部幸福，這樣和她生活在一起，對他來說才是最重要的。

米蘭昆德拉最後對情節的安排不難看出他是一個典型的樂觀主義者，就如同羅曼羅蘭曾說過的一句話：“世界上隻有一種真正的英雄主義，那就是認清生活的真相後依然熱愛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