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制
我上小學的時候,我們這裡發生了一次重大安全事故,事故的結果是,十幾個工人失去了生命,十幾個家庭失去了頂梁柱,幾十個孩子失去了父親。我就是這幾十個孩子中的一個。
我背着書包離開了學校。還有不到一個月的時間,我就該考初中了。
我穿上了一套長過膝蓋的衣服,像軍裝又像警服。我成了企業的一員,我每天站在單位的大門口,防止手腳不幹淨的工人還有家屬,盜竊國家的資源。
我們這裡是一個國有小煤礦。按道理來說,這麼小的煤礦早都應該歸當地政府管了,但是我們這個煤礦卻出産着一種特殊的優質煤,雖然産量很低,卻歸國家統購統銷。所以我們與當地政府沒有任何關系,我們的上級部門遠在省城。
據說這種優質煤的煤層很薄,卻埋置很深,在幾千米的地下。機械根本用不上,全憑人工開采。出一噸煤就同時要出幾頓岩石,工人的勞動量很大,危險系數也很高,但由于它有特殊用途,所以國家一直在開采。
我小時候看到的山和現在的都不一樣。原來層巒疊嶂的山峰現在已經沒有層次感了,每個山峰下的山谷都被工人們開采出來的岩石填平,所有的山峰一樣平,遠遠看去,就像一個巨大的屏障,橫亘在我的眼前。它像巨獸一樣,壓得我上不來氣。
礦上經常死人。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但是為人民利益而死,就重于泰山。
我爸爸也死了,也是為人民利益而死的,在我十二歲的那一年。他和他的工友們埋在了一起,我和媽媽在一起。我離開了學校。
本來媽媽應該頂替爸爸的工作,成為一名光榮的煤礦工人。可惜她是殘疾人,坐着輪椅,參加工作是不可能的。于是我就在五年級的最後一個月,頂替了爸爸的工作。
我的工作,按現在的話來說,其實就是保安,但是我們不這樣叫,我們管自己叫警察。
我每天站在單位門口,看着同學們背着書包急急忙忙去上學,又看着他們踢裡吐噜地放學。他們的脖子上,早都沒有紅領巾了。他們已經是中學生了。
我默默地看着他們。不知道為什麼,沒有人跟我說話,我也不想和他們說話。奇怪的是,我并不感到難過,心中隻有孤獨,能把人壓垮的孤獨。
中午和傍晚,工人們下班的時候,總能發現偷煤的人。他們把煤藏在衣服的夾層裡,或者裝在工具袋裡、飯盒裡,甚至口袋裡,總之,偷煤的辦法五花八門。但是,還是逃不過警察們的火眼金睛,每幾天,大門背後的空場地上,都會堆起一個煤的小山。
但是,我不快活,非常不快活。并不是因為我離開了學校,也不是因為失去了爸爸,這兩點是我心中的刺,是我必須要藏起來的刺,是不能讓媽媽知道的。我在家裡通常是很快活的。雖然我是裝的。
我們這個單位好像要保不住了,他們天天都在說改制,說得我心裡很煩。我很清楚,一旦失去這個工作,我和媽媽的生活就會陷入困境。
五十歲的老白,是爸爸的朋友,他毫不顧忌地把雙腿放在桌子上,屁股深深地陷在彈簧椅的凹槽裡,腿高頭低地說:“我怕什麼?我大不了退休。你們年輕人可就苦了,誰讓你們沒趕上好日子呢?想當年,我們隻操心工作幹得咋樣,誰還操心企業能不能長久呢?”
他的話沒有說完,愛打籃球的大王說話了:“對着呢,你們老一代人除了操心工作,還得操心膝蓋上的破洞用什麼布來補呢。”
這句話引來了哄堂大笑,我也不由自主地笑了。補膝蓋的典故我是知道的,據說當年老白隻有一條筆挺的滌卡褲子,是他結婚時置辦的。這條褲子曾經給老白添了不少光彩。可惜随着歲月的推移,一個又一個孩子的到來,家庭生活越來越難,就再也沒有條件添置新衣服了,這條褲子不知不覺地穿了十幾年,終于把膝蓋磨出了兩個破洞。他老婆實在找不到補破洞的布,就把自己結婚時的大紅褂子拆了,這褂子也被穿得快透明了。選了兩塊結實點的地方,剪下來給老白的褲子做了補丁。
誰料第二天,煤炭部的領導來礦區檢查工作,一眼就看到了因為遲到正奮力奔跑的老白,當然也看到了他的大紅補丁。領導們沒想到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下,為國家能源建設貢獻青春,甚至生命的工人們,生活條件如此艱苦,當即指示當地政府提高礦區職工的福利待遇,定量供應的糧棉油都增加了定額。
這個好消息瞬間傳遍了礦區,老白的大紅補丁也搭着這個好消息的順車,也傳遍了礦區内外。時至今日,這個典故仍然如同繞梁三日的音樂一樣,繞到了我這一代。
聽到大王這樣說自己,老白坐不住了,他翻了幾次身都沒有坐起來,隻好對着我伸手:“兒子,拉一下。”我很不情願地把他拽起來,心裡卻有一種把他折疊起來的沖動。
他披着外衣,一手叉腰,一手扶着窗框,像個将軍一樣對着值班室對面的選煤樓看去,他好像自言自語一樣說道:“現在的人,哪裡吃過我們這一代的苦?你看看裝車,隻要把車停在溜槽下,幾分鐘就自動裝好了。哪像我們當年,用大筐裝車,一輛車裝下來,腿肚子都發顫,連車都下不來了。真要把我們改制掉,天理難容。”
正說着,隊長推門進來了,他指着老白說:“把衣服穿好,衣冠不整地像什麼樣子?條例是怎麼規定的?”
老白一邊穿衣服一邊不服氣地說:“又不是真警察。”
“什麼?你說什麼?”隊長生氣了,“既然你是這樣想的,那你可以調離。”
老白不敢說話了,大王趕快打圓場:“隊長,你是不是開會去了?單位改制的事有什麼說法嗎?”
隊長坐了下來,用拳頭拄着額頭,艱難地說:“改制是肯定要改制的,具體怎麼改,還不知道。”
他拿起大王的杯子喝了一口,憤憤地說:“我們這一代人真是把什麼倒黴事都遇上了。長身體時遇上了三年自然災害;上學時遇上了文化大革命;要找對象了,又被送到農村去上山下鄉;好不容易從農村回來,生活剛穩定了一點,又遇上了改制。真是倒黴透頂了。”
他的話像一片陰雲一樣,籠罩了我的身心,我的心沉重得像壓了個磨盤。
“淨吃苦了!”老白觀察着隊長的臉,不失時機地說道。
隊長沒有答話,卻見一個拿着袋子的人從牆角轉出,便移了方向,對着窗戶外嚷道:“又來偷煤了嗎?你也不給你姐夫留點面子。”
來人我認識,他姓金,是我們這裡著名的二流子。
前幾年,他老婆很愛來我家,和我那不能出門的母親聊天,她幾乎是我母親唯一的朋友。但是,自從她的獨生子在一場群架裡喪命以後,她就再也沒有來過。她失蹤了。我母親很懷念這個可憐的女人。
但是,老金卻在那一場要了他兒子的命的群架之後,活成了另外一個樣子。原來他隻是一個猥瑣的酒鬼,最多就是打打老婆,偷點東西,自從他兒子被打死以後,他卻受到了本地二流子的尊重,大家見他都叫一聲金爹,俨然成了二流子的頭。
他表姐是礦上的幹部,嫁給了現在的礦長。
因為這個原因,他仿佛成了政策的代言人,什麼企業全部都要實行股份制改革、什麼單位要像農村一樣實行承包制…雖然大家都知道他姐夫和他在馬路上遇見都不打招呼,但是依然有一部分人願意相信他的鬼話。尤其是在他兒子死以後,他的确活成了一個有份量的人了。
他聽到隊長的聲音,推門走了進來,大王往外轟他:“出去出去出去!”他死皮賴臉地把手裡的袋子放在地上,坐在了隊長的旁邊。
“要改制了,知道嗎?”他對着隊長說道。
“我們這一代人,淨吃苦了。”老白歎息道。
“你怕什麼,該退休了。”老金用看不起老白的眼神,對着他說。
老白深深地歎了口氣。大家都知道,他一心想讓待業的兒子頂替他,現在看來要泡湯了。
老金又轉向隊長說:“你也不要緊,這一次改制主要是針對工人。”
“憑什麼欺負工人?”大王生氣了,“如果隻針對工人,幹部不改制的話,我就去省上鬧去。”
“省省吧,鬧什麼鬧。有這個勁頭,先想想失業了幹什麼。”老金撇着嘴,鄙視地看着大王。
隊長也深深地歎了口氣,他慢慢擡起頭來,說:“我是以工代幹,還沒有轉成正式幹部。”
“什麼?你還沒有轉正?”老金故作吃驚地說,“你怎麼不找我呢?你要早點找我,我早都幫你把幹部身份解決了。”
看着苦澀的隊長,我也覺得不妙。但是我能說什麼呢?隻是在旁邊呆呆地聽着,暫時忘了自己更加不堪的境地。
“淨吃苦了。”耳邊又傳來老白的聲音。
中午到了,恹恹的太陽像完任務一樣,繼續挂在天上。早晨起的大霧,已經消散了不少,隻是太陽還像籠在紗裡,隐約着一張大白臉。
我看着值班室裡的人開始陸續離開,心裡不由得發慌。老金繼續坐在椅子上一動不動。他腳邊的袋子像有生命一樣,一會兒歪在這邊,一會兒又歪在那邊。而隊長,早都去别的值班點了。
終于,屋裡隻有我和老金了,一直東倒西歪的他随着老白的離開,瞬間清醒了。他拿起腳邊的袋子,跨出門來,往院子中間的煤堆走去。
我瞬間心慌起來,我知道他要幹什麼,我也知道自己對付不了這個二流子。但是現在隻有我一個人在值班了,煤丢了我沒辦法交代,我隻好硬着頭皮跟了過去。他已經蹲在煤堆上面,往袋子裡裝煤了。我趕快把他扒拉到一邊,學着隊長他們的樣子,嚴肅地說:“别裝了,行不行?”可惜聲音一點也不粗壯,還透着點顫音。
他一下站了起來,聲色嚴厲地說:“你敢趕我?你出去打聽打聽,我是誰?”
“我管你是誰呢,反正不讓你偷煤。”
“這是偷嗎?傻子,我們為礦山奮鬥了一輩子,你老爹連命都搭上了,咱們用點煤,不是天經地義的嗎?”
“不行,我不能讓你偷煤。”我推得他沒辦法裝煤了,他隻好一屁股坐在煤堆上,掏出一根香煙點上,和顔悅色地問我:“你娘好着吧?”
你問我娘幹什麼?我氣惱地扭過頭去,沒有理他。他擡頭看了我一眼,又說道:“你娘和你金娘娘可是最好的姐妹,姐兒倆谝起來沒有完,連時間都忘了,害得我經常吃不上晚飯。”他像個公鴨一樣,“嘎嘎嘎”地笑了一陣,又偷偷地瞄了我一眼,假裝難過地說:“可惜你金娘娘死了,不然又不知道往你家跑多少趟呢。”什麼?金娘娘死了?不是失蹤了嗎?
我有點意外,趕快問他:“你怎麼知道金娘娘死了?”
“她兒子都死了,她能不死嗎?肯定死了。”他把煙頭掐滅,揉了揉幹幹的眼窩,繼續蹲下身來,往袋子裡裝煤。
我一把把他推了個趔趄,憤怒地說:“她兒子不是你兒子嗎?你怎麼能這樣說話呢?”
他又像個公鴨一樣嘎嘎地笑了:“小雜毛,我可是二爺的爹,聽說過二爺吧?你再這樣欺負二爺的爹,小心二爺的弟兄們跟你過不去。”
他兒子的外号是二爺,是個遠近聞名的地頭蛇,我的同學們都這樣稱呼他,有幾個很為認識二爺而自豪。
但是我沒有想到,老金居然也這樣稱呼自己的兒子。
正在這時,回家吃過午飯的老白和大王回來了,大王還對着煤堆上的我揚了揚手,意思是讓我回家吃飯,我為難地看着煤堆上的老金,不知道怎麼辦才好。老金像隻癞皮狗一樣,端坐在裝了一半的袋子上,把一根香煙斜叼在嘴角上,時不時地對着我吐煙圈。
可能老白看出來了什麼,他往煤堆走來。他沒有理我,客氣地對老金說:“怎麼坐在這裡?不嫌髒嗎?去值班室坐吧。”
“怎麼?要拘留我?”老金斜着眼問他。
“哎呦,我怎麼敢啊?更何況你也沒有犯什麼事兒呀!”老白明顯有點谄媚。
老金卻不管不顧,“你們吃過午飯了,我家還等着煤點火做飯呢。”他拍着身下袋子說。
老白趕快給老金擠眼睛,對着我說:“你趕快回家吃飯吧,說不定下午還要訓練呢。”
“訓練個錘子,這樣沒有眼色的貨,趕快下崗得了。”老金很鄙視我。
我已經走下了煤堆,聽到這話,我的犟勁上來了,我又走回了煤堆。
老白正在拉坐着的老金起來,嘴裡還在問:“真的有下崗的說法嗎?你姐夫是咋說的?”看到我回來了,趕快把要說的話咽了回去。
老金站起來,面對面地對老白說:“我姐夫說了,這一次改制,主要就是嫌輔助工種人的太多了,一線不受影響。所以你不想下崗,就調去一線采煤去。”
不知什麼時候站在我身後的大王“啊”了一聲,吓了我一跳,他啞着嗓子說:“好不容易從井下調出來了,難不成又要調回去嗎?”
老金的公鴨嗓又“嘎嘎嘎”地笑起來了。他得意地說:“你能下井還不知足嗎?這小兔崽子恐怕連工作都保不住。”他幸災樂禍地指着我說。
老白擔心地說:“我都這個歲數了,不會讓我去井下吧?”
“肯定不會,”大王插嘴說道:“你沒看報紙嗎?外地企業改制,對快退休的人員,一般就是先下崗,在家休養,到退休年齡了回單位辦退休手續。”
“你怎麼知道?你說了算嗎?”老白生氣了,急赤白臉地怼大王:“我們這一輩子吃了多少苦,憑什麼老了還要讓我下崗呢?”
“我讓你下崗了嗎?我不是說外地企業有這樣執行的嗎?”大王也生氣了,邊說邊揮舞着手臂。
老金不懷好意地拉大王:“别動手、别動手…”
大王一把把老金推了個屁墩,老金生氣了,他指着大王的鼻子叫嚣:“你敢打我?你知道我兒子是誰嗎?我兒子是二爺!”
“去你的二爺,給我當孫子我都不要。”大王毫不畏懼地對着老金吼道。老金被吓了一跳,不由自主地後退了幾步,對着我們幾個說:“我姐夫是礦長。這一次改制留誰不留誰,隻有他說了算。”
他撿起地上的袋子,想背到脊背上。我一把搶過來,把裡面的煤倒在煤堆上,把袋子遞給了他,他甩手不要了,擡腿往煤堆下走去,嘴裡還在說:“隻有我姐夫說了算!”還回頭看了看老白。
他突然露出了吃驚的表情,我和大王不知道他又要表演什麼,便死死地盯着他。他生氣地指着老白說:“你們看老白啊,看我幹什麼?看我幹什麼?”
我們順着他的手指往老白臉上看去,隻見老白目光呆滞站在那裡,嘴歪在一邊,一串長長的涎水挂在嘴邊,我趕快喊他:“白師傅,白師傅…”他不理我。大王轉過來一看,大吃一驚,他扶着老白,緊張地對我說:“快去打電話,老白中風了!”
我飛快地向值班室跑去,身後傳來老金“嘎嘎嘎”的笑聲。
轉過年,我正要去上班,看到了剛從省城回來的老白。時間過得真快呀,老白去省城的大醫院住院已經半年多了。我看到他和他老婆從長途車上下來,他像個孩子一樣呆呆地站在路邊,他老婆則忙碌地一件又一件,從車上往下拿行李,我趕快跑過去幫忙。他看着我身上的工作服,大着舌頭問我:“你下崗了嗎?”
我搖搖頭:“沒有。”
“那你怎麼穿着這個衣服?為什麼不穿警服?”
我指了指遠處的群山,說:“單位上成立了采石場,我調到采石場了。”
“采煤都差點下崗,采石?”他搖着頭,滿臉都是不相信的表情。一串涎水又把胸口打濕了。
我讓他看遠處的群山,山巒已初現峥嵘,山峰與山峰之間的岩石已經矮下去了。我告訴他,現在各地蓋樓修路都需要石子,你們數十年來堆積在山坳裡的岩石,經過粉碎,是很好的建築材料。我們的采石場經濟效益非常好。
他高興地說:“看來不用改制了。”
“不,已經改制了。”我告訴他。
“裁減了多少人?”
“沒有減人,采石場還增加了三百人。”
“沒人下崗?”
“沒人下崗!”
他看着遠處山上忙碌的人影,喃喃自語道:“這才叫前人栽樹 後人乘涼。”
“對啊,”我幫着他老婆把他扶到輪椅上,對他說:“過不了多久,咱們這裡也是青山綠水了。趕快讓你兒子來上班吧。”
我匆匆往山腳下的采石場跑去。背後傳來老白的歎息:“我們這一代人,淨吃苦了。”
“廢話少說,趕快辦病退,讓兒子接班。”老白老婆推着輪椅,往老白做不了主的方向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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