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讀本書】《世界作為參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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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介紹】

《世界作為參考答案》，作者劉擎、嚴飛，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12月出版，11.1萬字。

劉擎（1963-），華東師範大學教授，主要研究西方思想史、政治哲學、現代化問題等，著有《懸而未決的時刻：現代性論域中的西方思想》、《紛争的年代：當代西方思想尋蹤》等書。

嚴飛，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曆史社會學、政治社會學、轉型社會學、文化社會學等，著有《穿透：像社會學家一樣思考》、《懸浮：異鄉人的都市生存》等書。

《世界作為參考答案》是劉擎和嚴飛作為哈佛燕京學者，在哈佛大學訪學期間進行的八次誠摯交心的智趣對話集成。他倆每次挑選一個主題，劉擎從哲學的角度、嚴飛從社會學的角度進行交鋒探讨。每一次對話，既是對個人學術道路的回顧，也是對世界的反思和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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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撷取摘要】

1.

“瓦爾登湖”已經成為一個象征符号。梭羅在瓦爾登湖的靜修隐居，對我們來說是一個令人向往的另類境界，卻又是無法抵達的少數人的烏托邦。

梭羅《瓦爾登湖》寫于1845-1847年，在這個時間段西方正在經曆着工業革命的轉型，早期的社會學家開始深度地反思現代性轉型之下普通人的處境，社會秩序的變遷如何給普通人帶來深遠影響。

嚴飛提出，把“瓦爾登湖”作為一個動詞。就是把每一天的當下變成了一種動态的尋找瓦爾登湖的行動。就是學會以日常生活為基礎點，挖掘日常生活的價值，提升日常生活的意義，創造日常生活的合理形态，這樣就可以構建出一個更加豐富的日常生活經驗世界，看清楚内心真實的自我。

就像梭羅在書裡面寫到，“我們的身體就是我們的廟宇，我們要不斷地去管理這座廟宇”。我們需要回到日常生活的深處，在看上去瑣碎無常的日常中發現生活的動力和活力，不斷地增強自己心靈的狀态。

劉擎說，把“瓦爾登湖”作為一個動詞，在我看來，就是把它作為一種動力，一種dynamic，内嵌于我們的生命。這不是一個狀态，而是一個不斷成長的過程。這種理解帶來一種視野轉換，不是要逃到瓦爾登湖與世隔絕，而是要讓自己在日常的情景中轉換一個景别，進入一個超越性的“大遠景”，與日常瑣事拉開距離，哪怕每天有20分鐘、30分鐘進入這種狀态，通過閱讀、散步、聽音樂、看風景，擺脫讓我們“困在系統中”的實際事務，更完整地來體會生命的意義，包括工作的價值、人際交往以及勞作和娛樂，這樣可能就會獲得一種遼闊的和安靜的感覺。

走近自己的“瓦爾登湖”：要避免讓眼前利益的“最優化策略”把自己帶入無限的内卷競争；我們絕大多數人無法完全退出這個内卷的遊戲，但我們總有辦法有限地超脫，拒絕将内卷變成自己的無限遊戲；當被功利主義所裹挾的時候，我們需要更多的清醒，認清自己能力的邊界，學會勇敢地說“不”，借用劉擎老師的一本書名，就是要“做一個清醒的現代人”。

2.

對于現在的年輕人來說，好像本來存在一個隐形的契約，是自己和父母一代、和社會體制達成的一個默契：我們好好學習，努力奮鬥，最後社會交付給我們一個體面的、有前景的生活。但這個契約似乎被破壞了，于是期望落空，有一種被辜負的感覺。

劉擎和嚴飛談了重讀了茨威格《昨日的世界》後的感受：在更大的尺度上，人類的境況幾乎總是處在悲喜交錯的狀态之中的；在任何處境下，無論是順境還是逆境，唯一能夠拯救我們意義匮乏的方式就是，做那些在所有境遇中、在所有時代都值得做的事情，你堅持做下去，未必能夠給你實惠的金錢或物質的回報，但它能在精神意義上鼓舞你，成為一個更豐沛的生命。

他們從自己那代人乃至的“50後”與“60後”那一代人的經曆出發去思考。“50後”與“60後”那一代人，在曆史條件的約束下，在整個群體沒有多少選擇的境遇中，仍然有不少人沒有虛度年華，他們是怎麼做到的？

嚴飛說，“即便處在困境甚至絕境之中，即便在前景不明、方向未定的時候，最能賦予你強健生命力的方式，就是選擇去做那些在所有年代、在所有曆史條件下都值得做的事情。比如鍛煉身體；比如閱讀、寫作和思考，關心公共事務，提高自己的分析判斷能力；比如像匠人一樣耐心磨煉一種技藝，日臻完善；比如去外地旅行，看大千世界；比如認真與人交往，尋求知己，體會深情厚誼……所有這些活動，不隻讓自己能夠更好地應對困境與劇變，而且這些活動和體驗本身就是好的，實現了生命的内在價值。這也正是茨威格終其一生所做的事情”。

劉擎也說，“在1970年代“前天的世界”裡，根本沒有指望過1990年代“昨日的世界”裡那種運氣，但重要的選擇在于如何做才不是虛度年華。”

這也是他們對現在的年輕人的建議。現在的年輕人應該如何應對前景不明的未來？就是去做在所有年代都值得做的事情。

3.

因為離開，才會有故鄉；因為出走，才會有懷舊。

鄉愁這個話題會激發我們對自己處境更深入的反思，其中核心的問題就是：“家”對于我們意味着什麼？

“故鄉”作為一個隐喻，對于大多數人來說都是一種想象性的建構，我們調用自己的記憶，調用從前的遺迹和舊物來建構自己的故鄉，懷着鄉愁。

回答“我從哪裡來？”和“我是誰？”的問題，離不開“我想要成為誰？”的維度。在這裡，“鄉愁”與“回歸”可能有多種不同的含義。

“鄉愁”最深刻的含義是一種“無根的漂泊感”，在根本上是精神意義上無處安頓自己的困惑，塔可夫斯基的電影也是在這個層面來探讨鄉愁的。

現代人必須有一種堅韌無畏的勇敢來面對永恒的鄉愁，放棄那種幻想——存在一個對你永遠敞開懷抱的故鄉。我們要尋求的那個真正能安頓自己精神的“故鄉”并不是現成的“在某處”，而是一個有待自己去造就的“精神家園”。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的故鄉可以成為一種精神資源。

如果我們得以安頓生命，那麼生命之根未必需要植入自己地理意義上的故鄉，而是可以在任何地方。

現代人需要建立一個精神上的故鄉。要應對那種懸浮的、無根的狀态，這需要你在一個地方紮根。無論到哪裡，都要與周遭的人與物發生深入一些的關聯，否則就隻是過客。我們可以将“nowhere”這個詞拆解之後轉變為“now here”，此刻就生活在這裡。

此身、此時、此地，蓬勃生長。

4.

旅行的意義，是探尋世界無窮的多樣性。這不僅是一次地理空間上的轉移，更是心靈和視野的一次大開拓，讓我們擁有超過一個的“人生”。

旅行不僅僅是欣賞風景，更多的是與當地人的在地交流，是一種雙向的流動。我們需要的，是一種在地的生活姿态，以及和當地的連接。深度介入旅行所到之地，會是一個雙向發現。我們不僅發現了他者，而且通過認識他者獲得了對自身的重新理解。

在某種意義上，旅行其實是逃出柏拉圖的洞穴，通過遭遇和發現他者，才明白自己的“洞穴性”，也就是自身的地方性。我們領悟到自己的相對性或者說“洞穴性”。知道存在不同的洞穴，才會意識到自己的洞穴不是整個世界，而隻是一個特定的洞穴。

與此同時，旅行也可以進入日常深處，發現日常生活細節，從很多被忽視的細節裡感受一種不一樣的地方曆史。

嚴飛還談到因為研究社會學的原因，他常常會把自己的田野工作當成一段旅行。因為社會學的田野訪談有一個基本原則，就是要用當地人的思想和文化方式去接觸潛在的被訪者，深入了解他們的生活習性和喜怒哀樂背後的生命曆程。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裡，他都将自己形容為“門檻上的人”，将自己觀察社會的視角形容為“門檻上的視角”。作為門檻上的人，一隻腳在裡、一隻腳在外；身在其中又在其外，既是某個事件的親曆者又是觀察者。

5.

在“功績社會”裡，人們似乎失去了表達自我悲傷的權利，甚至變成了對痛苦的羞恥，對痛苦的表達成了一種社會忌諱。比如，我們今天不允許大家表達一些不積極的，甚至是悲觀的、消極的東西，不允許大家反問、反思說我确實感覺工作是沒有意義的，我承認自己做的是沒有意義的工作不行嗎？

現代社會，痛因越來越少，痛感越來越強。痛苦隐藏在生活的縫隙裡，我們即便像鴕鳥一樣埋在沙子裡，痛苦還是無法止住。

消費主義隻是一劑止痛藥。痛苦不會消失，藥效過後它會像潮水一樣再次湧現，淹沒一切。消費作為轉移痛苦焦點的方式，有暫時緩解的作用。但消費作為攔截痛苦的那個堤壩是非常脆弱的，消費體驗一旦停下來，引發痛苦的那些記憶會像潮水一樣湧過來，讓堤壩決堤。

在文化層面上，東亞社會特别強調吃苦的重要性，并将其作為一種美德來推崇。但恰恰相反，我們不應該為痛苦加上濾鏡，把吃苦當成禮物。

劉擎說，在我看來痛苦的反義詞并不是快樂，我覺得可能沒有一個現成且準确的詞可以作為痛苦的反義詞。如果非常主觀地來選擇，我覺得“解脫”或者“超越”才更恰當吧。

他也坦陳，“我是通過很多痛苦的曆練之後才慢慢明白，什麼樣的事情要投入多大的精神、情感和智識的精力才是恰當的”。

6.

“反智主義”，首見于美國思想史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在其1963年出版的《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

反智主義不是主張不要學習知識、不要追求智慧，而是指一種特定的現象：對智識主義（intellectualism）這種精神或态度的不滿，用霍夫施塔特的話說，“反智主義是對智識生活，以及那些被認為代表這種生活的人抱有的怨恨和懷疑”。

智識（intellect）不同于智力（intelligence），它是一種特定的智性活動。霍夫施塔特說，“智識是心靈之中批評性、創造性和沉思性的那一面”。智識更側重于“二階思考”，具有哲學性的反思氣質。高智力的人可以是低智識的，但高智識的人很難是低智力的。

反智主義針對的是精英，特别是學院派的知識精英。普通民衆對知識分子的反對，實際上反對的是其背後的“精英主義”（elitism）的立場——智識并不是一種特權，我們不要精英主義思維，我們要打破精英主義的思想桎梏，以擁抱普通人的生活方式。

在普羅大衆眼中，知識分子有三種特征：第一，脫離實際，往往喜歡抽象的談論，過于書生氣；第二，重理智而忽視情感，這種冷漠也與大衆格格不入，是脫離群衆的；第三，他們往往批判流行的價值與信念，對道德和價值原則構成了威脅，也會讓人質疑他們的國家認同和忠誠。知識分子的這三個特征（或刻闆印象）讓大衆覺得不可信任。

知識大衆化時代的到來，每個人都有便利的發聲渠道，而且也有知識獲取的渠道，能夠用自己獲取的知識來跟知識精英分庭抗禮。反智主義在這個意義上好像更有了底氣，所以它在今天的流行就和大衆傳播技術的突破性發展有很強的關系。

我們要特别警惕的是，反智主義與民粹主義的合流。民粹主義與反智主義常常是共生的。反智主義更大的危害是讓我們的社會遠離知識和真理，讓大衆被某種狂熱的情緒蠱惑和裹挾。

霍夫施塔特認為，知識分子同時面對着兩種現代趨勢的壓力：一是大衆民主與平等主義的壓力，一是大衆文化和消費主義的壓力。

對于智識作為特權的問題，知識分子那種高高在上的精英姿态，是應該被打破的。知識分子要放下自己的清高，既不應該懷念過去，也不應過分寄予未來，而是要對“現在”這個題目，坦坦蕩蕩地曬出自己不受閹割的思想。

知識需要有獨立性和批判性，而不是和權力合謀，成為權力的附庸。一心将學問當作敲門磚，這是知識分子尤其值得警惕的事情。除了不依附于權力，知識的獨立性和批判性也表現在獨立于市場跟資本的誘惑和侵擾。

學者是有公共責任的。社會學家鄭也夫就曾指出：“一個思想者應該有兩個支點，一個是對智力生活的熱愛，一個是對社會正義的關懷。”

霍夫施塔特的弟子埃裡克·方納（Eric Foner），在最近的一次讨論中提出“介入的超脫”，這個觀點解決了霍夫施塔特提出的知識分子疏離還是順從的悖論。方納的建議是要具備雙重的精神，一方面你能夠超脫，能夠從學院或者學術傳統的脈絡中思考問題；另一方面你要足夠投入，但投入的時候盡可能從學術資源中獲得靈感和啟發。最後，在深耕學術的時候不要忘記知識學術從來就有的社會面向，也就是内在的公共性。

法國思想家雷蒙·阿隆在《介入的旁觀者》一書中也提出了相似的觀點：旁觀即是保持專業性，而介入則體現了公共性的參與。

【寫在最後】

1.

人生沒有标準答案，世界就是參考答案。

“在無法确定方向的時候，做所有年代都值得做的事情”。這本書幫助我們在内卷時代，更好地安頓自我。

人是通過自己的遭遇和叙事來建構自我的，自已的故事發展與改變，就是自我重構的過程。

應對困境的關鍵，是要澄清自己：什麼是我最根本的關切 ，什麼是我最本真的意願 ，這不隻是理性的反思，還和自己的感受息息相關。最終去發現，對你來說最有價值的、值得做的，在所有的處境中值得追求和努力的事情。

2.

劉擎和嚴飛在對話中，對“附近”的重建予以了特别的關注。

人類學家項飆說，身邊真實的附近正在消失，消失的不僅僅是空間上的街道和建築，還有空間背後那些若即若離、或親或密的人和人之間的連接。

劉擎也認為這個“附近的消逝”是不可避免的，但他相信我們總是可能重新建立自己的“附近”的。他說，“無論你走到哪裡，都可能在你的所到之處去尋找和培養自己與附近的關聯 ，這其實就是安頓自己。”

而嚴飛的提議是，建立人和人之間那種真實的連接，而不是把自己完全抛置在一個虛拟的世界裡。所以，作為一個社會學家，他在研究中無論是什麼選題，都一定是去描繪具體的，而不是去描繪抽象的人。同時，他努力把生活當中的每一個場景都變成一個田野工作，努力去看到每一個具體的人，去聽他們真實的故事，去關注他們在人生每一個關鍵節點上做出選擇的原因，去了解這些選擇的背後的隐忍、傷痛以及他們的犧牲。

去連接，與人連接，與身邊的具體的人連接！

3.

在閱讀過程中，最觸動我的，是劉擎在談論“旅行”主題時，講到他就”哈佛學生與我們國内高校的同學之間有什麼異同“的一個初步的觀察。

他說，“中國同學對自己的發展通常有相對明确的、現成的“賽道”，哪怕這個賽道讓自己很費力、有挫折，而且不順利，但也一定要有明确的發展軌道，要讓自己處在一種比較主流的規劃模式之中，否則就會很不安、很慌亂。相對來說，這裡的學生似乎更有彈性，也更有靈活性，他們可以試試這個、試試那個，失敗了，挫折了，沒搞成，搞砸了，再試不同的東西。當然他們也非常努力，但精神顯得比較飽滿。為什麼呢？我覺得他們有比較強的探索的内驅力，也給自己的發展預留了比較高的容錯率、”

這讓我對“人生不是軌道，人生是曠野”這句話，有了更真切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