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中的革命》:出版業對法國大革命的影響
思衣谷
衆所周知,宋仁宗時畢昇發明了活字印刷術,标志着活字印刷術的誕生。而談到印刷行業,并就國際層面來談,其的存在是影響着很多重要的曆史事件和某些革命或者運動的。這裡介紹的是一本關注印刷業非常重磅的書籍《印刷中的革命》,這是一本講述了1775—1800年,也就是法國大革命期間的法國出版業。此書的編者是羅伯特·達恩頓、丹尼爾·羅什。羅伯特·達恩頓是著名歐洲史專家,文化史、閱讀史研究的領軍人物,其中他還出版了《法國大革命前的暢銷禁書》,是作為非常值得推薦的延伸閱讀。而丹尼爾·羅什是法蘭西學院教授,法國舊制度末期文化史權威專家。這兩個權威的專家,這一次一起編寫了此書,以全新的角度去探讨出版業對法國大革命的影響,以及也闡述了各類印刷品,諸如報紙、小冊子、圖書、曆書、信紙、版畫、撲克牌、棋盤、紙币, 如何将革命訊息傳入日常生活領域。
第一部的革命前形勢,就說到了審查與出版業的内容中,原來在1788-1789年,巴黎圖書同業公會就印制了《圖書也特許和普通許可登記冊》,以便跟蹤記錄圖書的合法身份。而在17世紀末到法國大革命爆發期間,審查員開始呈現職業化的特點,自然就給相關的同業人員帶來商機,從而出現了腐敗的現象,如路易皮埃爾曼努埃爾出版的《巴黎警察大揭秘》,就是揭露了舊制度時期圖書業中警察腐敗的現象。鑒于此,法國的圖書業内部就成立了自我管理實體——“公會”,包括地方書商和印刷商的同行公會,以及代表王室威權的地方圖書業檢查員,類似中國書刊發行業協會,而法國的“公會”是最早的行業協會之一。這小章節,值得注意的是作者還列數據,為讀者直觀地呈現了1659-1789年巴士底獄罪犯違反圖書情況,作者還提到偉大的思想家伏爾泰被關押長達11個月,這就說明了出版業經濟決定鎮壓的程度,對醜聞的憂慮是超過一切的,也體現了在那個法國大革命期間,對出版業的控制是有這一套嚴謹的審查和懲罰制度。盡管後來,出版業得到了放松,但法國大革命是沒有終止圖書警察制和審查制的。
而在《鬥篷下的哲學》,作者就說明了當時大革命期間,人們會将政論類的書籍《社會契約論》,以及澀輕文學《沙爾特勒看門人所見之某教士豔史》等,都視為“哲學書”。讓筆者非常感興趣的是作者介紹的《铠甲記者》了,因為此書當時是非法的,描述了法庭人士腐化堕落的生活方式,有趣的是這書的出版商的地址是虛構的,就為了躲過審查。在《馬勒澤布與出版自由的呼聲》,就說到了馬勒澤布在1809年出版的《關于圖書業和出版自由的陳情書》,以及如米拉波和謝尼埃等作家通過作品呼籲不受任何限制的出版自由,這就使得政府開始了對印刷品采取了新的處理方式。
第二部分就是說到了印刷中的革命。其中就說到了出版業的經濟劇變,這裡的經濟劇變體現在哪裡呢?這就體現在法國大革命挑戰了圖書作為早期現代最寶貴的文學的形式在文化上的支配地位,這種将圖書的精英文明轉向了小冊子和報刊的民主文化,自然是帶動了出版業的經濟的劇變。在出版商和市政的關系上,正式因為是随着出版自由法令的頒布,在1797年法國的人民在生産和消費印刷物的熱潮就席卷整個法國。其中收到紅利最好的當屬報紙的印刷和發行了,出版自由的法令頒布後,“出版”第一次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這種出版業蓬勃發展的階段,印刷機的重要性自然那是史無前例的,而印刷機也是創建一種新型政治文化的主要工具。書中作者也非常圖文并茂地介紹了結果就有代表性的印刷機器,如以賽亞托馬印刷機是現存少數典型的18世紀二拉杆商業印刷機之一。另外也介紹了18世紀的小型地下印刷機,是為了躲避警方的搜查而能夠迅速收藏到壁櫥裡而設計出來的。這樣子看來,當時的兵抓老鼠的好戲想必是頻頻上演的。
後來,出版業的良好發展就導緻了工人的騷動,一方面是加強了不服主從關系的普遍精神,另外一方面處于政治需要,出版的需求自然是成倍增加的。這樣的出版工業下,出現了大量出版坊不斷增加,也因為當時的歌名政治氣候導緻了印刷坊工人互助會的建立。而在《一省視角》中,當局為了政治需要,就出版了很多政治出版物,使得這類出版物大量增長,那些政治讀物是為統治階級做宣傳使用的。
第三部分就是說到了印刷品。首先介紹的就是報紙了,這是在大革命期間,作為新聞的新面孔出現的。如就介紹了《法蘭西精靈在傳播新聞》,凸顯了新聞紙的重要性,也使得新聞紙走向了尋常百姓家,因為在咖啡館裡閱讀和讨論報紙是革命政治生活的中心内容。這也介紹了巴黎印刷巨頭龐庫克出版的《法蘭西信使報》是法國大革命之前最最要的文學日報。此外也介紹了《國王之友》《迪歇納老爹》等都是當時法國很有影響力的報紙。
印刷品中,除了報紙就介紹了小冊子,成為诽謗與政治神話。其中作者就一針見血地介紹了革命澀清文學的目的之一就是通過對比健康的愛國者身體與疾病纏身的貴族,來祝賀政治和道德上的重生。之後還談到了圖書,是一種重塑科學的體現,其中就将介紹了革命政府建立的新型教育系統,通過鼓勵像蒙日這樣的教師去制定結構式課程,為科學出版物提供了推動力。此外,還提到了年曆, 是視為革命化傳統文類。年曆的這種新文類,是為了處理年度出版物與不斷變化的事件背景相一緻的問題“構建中的曆史”。而之所以作者與以革命期間的年曆左作為重要的出版物來談,隻要是這革命年曆與王室年曆不同,因為憑借其平民的信念力量,和對大衆讀者之政治良知的訴求,這些年曆自然是值得一談,以及屬于現代刊物的。
當然随之還談到了版畫,是巴士底獄的典型形象。該時期的典型的版畫就有《1791年7月11日,周一,移送伏爾泰亡靈之隊伍的順序》,背景是巴士底獄,因為這版畫的巴士底獄的原址體現了所有革命節慶必需的象征。還有蝕刻版畫《1789年7月14日至1880年7月14日》,就是顯現出了巴士底獄的象征主義傳統。當然還介紹了歌曲,這是一種混合媒體。革命者為了延續了為熟知的曲調譜寫新詞的流行傳統,以頌揚重要事件。如歌曲《馬賽曲》《人民的覺醒》,我們自然是聽得不少的。最後還介紹了短時效印刷品,這種印刷品是以意象進行公民教育的。為了傳播革命原則和創建一種新的公民道德,領袖們鼓勵出版大量的手冊和問答錄,很多都是為了成長的而設計的。
印刷促成了其所記錄事件的發生,是曆史上一股活躍的力量,尤其在1789年至1799年期間,當時,争奪權力就是争奪對民意的控制。本書作者希望通過考察印刷業,為從整體上研究法國大革命提供一個新的視角。在沒有互聯網、電話、電視、收音機的世界裡,印刷媒介曾經是最主要的交流工具。在影響世界深遠的法國大革命時期,向民衆廣泛傳播政治思想是争奪權力的必由之路,而印刷媒介作為唯一途徑,在這一時期發揮了重要作用。本書共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描述舊制度下的出版業。在複雜的社會、經濟和政治體制的嚴格管控下,地下出版業大範圍發展起來,動搖了舊制度的意識形态基礎。第二部分考察法國大革命如何影響出版商、印刷商和書商們做生意的方式。第三部分讨論各類印刷品,展現了印刷品如何将革命訊息傳入日常生活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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