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之約 | 重回故地走異路，換位共情或可期（2024年2月總結）

5年前的2月，我作為第一批專班成員前往副中心，心情忐忑。

5年後的2月，重回故地，不再是專班成員，而是在機關處室曆練。

工作内容和節奏的巨大調整，令生活陷入充滿不确定性的境地。習慣于事先計劃、謀而後動的我，一時難以平複心緒。

想起父親也曾在機關工作，而且一幹就是數十載，不由得心生感慨——終究走上了與父親相仿的道路。

重新回到位于通利福尼亞的機關大樓，不再如2019年初次報道時那般陌生，盡管樓宇之間的地下通道和二層連廊仍然似迷宮般注視着我。

開始接手機關内的工作，起點竟是災後重建。在做了半年多災後重建規劃的技術性工作後，沒想到又要接手相關審批事項。從規劃研究到審批管理，過程雖上下銜接，内容卻相差千裡。前者更加注重技術邏輯與論證的嚴密性，後者則更強調責任共擔和秉承上意。工作原則上的變化，需要重塑認知，将價值觀的籌碼重新排序，從而調整行為，轉換角色。

機關裡多數業務處室的工作，早已不如傳統觀念裡所想象的那樣輕松。開不完的會議占據了相當比例的工作時間，面對事前一無所知的議程事項，隻好加班加點，多方打聽。每天數十件公文，一點開系統就露出猙獰的面孔，催促辦理。緊急的備參組稿任務，總是在下班時或周末不約而至，攪亂原本的生活計劃。

在從事專業技術工作時，很難想象在機關裡的日子，竟也如此緊迫和破碎。另一方面，在與機關内同事的閑談中，他們以為專業技術工作會有非常完整的時間深入思考規劃方案，且具有很強的連續性。實則在技術崗位上，無數甲方的連環call早已将工作時間切割得稀碎，在工作安排上更似急抓壯丁，内容的連續性并不明顯。

一番體驗，不難發現，衆人的悲喜并不相通，在真正交換身份前，換位思考終究隻是奢望。

當同時親身體驗過技術派規劃師以及實操派經辦人的工作後，也就不難理解，二者在工作目标上存在根本的差異。規劃師大體而言，崇尚工具理性，認為通過科學合理的方法及實踐可以達到最優的結果，其行動的初衷多少帶些理想主義的成分。機關職員，則需遵從嚴格的上級安排，在某種程度上追求價值理性，且價值在逐層傳遞中極易發生異化，逐漸忘卻了價值内核，僅留存下外在的形式。這種形式化的傾向，令職員并不執着于追求最優解，而是以在規定的時限内推進度為目标，且在過程中更加重視潛在的風險與責任。

雖然規劃師與機關職員同樣希望在城市規劃與建設中取得成效，但兩者對于“成效”和“代價”的感知截然不同。在規劃師眼中為了實現系統最優而必須付出的代價，在機關職員眼中隐藏着無法承擔的風險及後果，在兩者不斷磨合的相互作用下，最終推出的行動舉措往往相對中庸，這是權衡了諸多錯綜複雜的利益關系之後的結果。

因此，在追求變革的發展階段，具有求變之心的自上而下的絕對權威是不可或缺的。中層機關的核心工作，在于落實與服從，同時希冀在常規工作中抓住可能取得亮點的機會，以謀求職位上的晉升。

在雙重身份的加持下，深層次的共情與換位思考不再遙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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