藥方

也許就是最近這幾年，假如你某天在N市的街頭上，看見一個穿着上世紀的衣服，一直低着頭轉悠，好像在地上找硬币的男人，那一定就是我了，人們常常叫我老莫。

這一年我被聘去某報社寫小說。工作時間，免不了要坐在桌子後面的椅子上磨屁股，伏在電腦前發呆。也不知道是先磨的屁股，還是先發的呆，這實在讓人苦惱。透過屏幕，是一副中年大叔的臉，雙眼迷離，目光呆滞。同事們認為我一天到晚都在打瞌睡，這話是不對的，我的小說不總是打着瞌睡寫出來的，總要留有思考的時間。但似乎由于打瞌睡的時間大于思考的時間，況且思考的樣子跟打瞌睡的樣子無太大區别，于是我便被認為一直都在打瞌睡了——這便是我上班的情形。

除了頂頭上司，很少有人管我，畢竟我是暢銷書作家。

上司總是穿着一件寬大的皮衣，走起路來露出兩條潔白的腿。在椅子上坐久了，她起身時大腿的後面會留下紅色的皮衣印迹——好像挨了打，觸目驚心。那件衣服不暖和，我不知道她為什麼要穿這件衣服。

人們常常對陌生的東西感到好奇，于是我寫我爹的事情。當然，父親是很熟悉的角色，但加上後綴——一位副縣長，便似乎有些疏遠。小說裡，我爹是個風光人物，在出版之前，初稿的結局也是風光的。

就像“父與子”一樣，寫老的自然離不開小的。在小說裡，我寫了小時候參加酒席的經曆，這也是我的上司覺得“不明所以”，建議删掉的情節。當時的我隔着桌上低矮的玻璃隔闆看着上司粉紅的臉蛋，對她說，我給你講個故事吧。

我的故事，要從二十年前、也許更早的時候說起。那些事情發生在夏天，又或者在冬天。誰也不會想到，作為一個農村人，我爹跟着改革開放的春風，自從成為棉花加工廠的工人後，居然不知何時當上了縣供銷社政工科長，接着又升到黨委副書記，再到社主任兼黨委書記，再到主管文教衛生的副縣長，确實蹦哒得不慢。可能人紅是非多，背後議論他的人也不少。

與此同時，别墅有了，山珍海味有了，各種高級享受、頂級待遇、小資情調也都有了。那些精美的食物，成箱成袋地飛來。有冰箱之後又添置了一個巨大的冰櫃，但依然有許多食物變質發臭。

印象裡，我爹總是一茬又一茬地往來于電話之間，電話之後便是酒局。那時祖母健在，我尚小。我奶知道我爹酒後鬧事的威風，也知道我爹“病”了，便囑咐我去當“紀檢委”，她曾意味深長地對我說過這樣的話：

“這人啊，生病了總得吃藥。有的人會主動找醫生；有的人則會一直等到病人膏肓，讓醫生主動去找你！”

我當然不知道這樣一個重大的使命就落在了我的頭上，而我對酒局的記憶，隻有第一次和最後一次記得真切。

我第一次去時，距離他被撤銷職務，開除黨籍，判處無期徒刑還有六個月時間。

至于其他情形，我倒隻記得參加過的幾次“紀律檢查”都十分成功。這個名頭着實好使：酒桌上，我說一句話，沒人敢唱對台戲。但這到底是假成功還是真失敗，自然不是當時的我能說清楚的。

當然，一次可以，兩次也湊合，三番五次總要有人要來攆我出去，并大罵一聲：“什麼調皮搗蛋鬼！”但到頭來，沒人來罵我，也沒等我開出一劑“良藥”，我就被“攆”走了。

最後一次參加酒席，距離我爹被“雙規”僅剩兩個月時間。

由于我捷報頻傳，家中的奶奶和母親對我大加稱贊，我也幹得更加起勁。那次我像往常一樣開始工作，然而不知為何，這次卻異常艱難，沒有人再聽我的話，反而喝得更加起勁。我看着他們，膀大腰圓，千層下巴，滿身油膩，觥籌交錯之間，我揮舞着細小的胳膊，擡頭拍打着巨人的腰身，突然感到一陣眩暈，便哭了起來。這時人們開始“注意”到我。

一個醉醺醺的中年男人走了過來，一晃一晃地蹲下身子，拍了拍我的肩膀。濃烈的酒氣撲面而來——

他要來打我，要攆我走了！

我哭得更厲害了。

誰知他悄咪咪地說：“好娃娃，我給你看個好東西。”于是便在自己兜裡掏出十塊錢，遞給了我。

“叔叔這點心意你收下，去出去買點零食吃吧，乖。”

我愣住了，好像有一種無形的力量在慢慢地驅使着我——那時的我當然不會有這樣的感覺。我突然想了很多很多好吃的零食，慢慢地止住了哭泣。

我天真無邪地咧開嘴，無聲地笑了笑，說了一句謝謝叔叔，便開開心心地踏出了門檻。——這便是我被攆出去的經曆。

從此以後，我再沒有參加過我爹的酒席。原因有很多，一是因為時間久了，雖然仍有幹勁，但其實已經沒有什麼新鮮感二則是因為那次酒局過後，我爹突然就走了，我也再沒有見過我爹。

上司聽了我爹的故事，沉默不語。良久開口：

“那你為什麼要在最後寫你爹兢兢業業，省吃儉用，為人民服務一輩子呢。”

“因為那是我的藥方。”

“有意思，但在我看來，你的藥方隻是開給你自己的而已，而且也并不是一劑良藥。”

輪到我沉默不語。

我思慮再三，終于下定決心，去監獄探望父親，對他說，爹，小說出版了，第一頁寫了這樣一個故事：

“我的故事，要從二十年前、也許更早的時候說起。那些事情發生在夏天，又或者在冬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