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意識形态之七：世界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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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人們對世界的基本看法和觀點。孔子的世界觀是怎樣的？我們可以從《論語》中去尋找蛛絲馬迹。

一、孔子認為世界是不斷發展變化的

孔子認為春秋時期“禮崩樂壞”，民風随之有重大變化，他說：古代狂妄的人大刀闊斧，不拘小節，現在狂妄的人指手劃腳，浪蕩輕浮；古代自大的人持守過嚴，不可觸犯，現在自大的人忿怨好争，蠻橫無理；古代愚笨的人頭腦簡單，誠實直率，現在愚笨的人虛僞欺詐，耍小聰明。

一天，孔子見到最新式樣的觚，不由的大發感慨，說：“觚不觚，觚哉？觚哉！”意思是：觚不像個觚的樣子，這還叫觚嗎？但是，這就是觚呀！孔子也不得不承認，這就是觚！

二、孔子認為世界雖然始終在變化，不變的是道

孔子仰望星空，得到的結論是：北極星是不動的，其他星星圍繞着北極星旋轉，就像這個世界一樣，萬變不離其宗。

古代的鄉射要求有五：志體合、有容儀、能射中、合雅頌、與舞同。并沒有要求把獸皮靶心貫穿。然而，有人卻以“入靶深”自豪，甚至有的裁判也偏袒力量大的。孔子評價說：射箭看是否中靶（中了幾環），而不是看射入深淺，比較力量大小是其他比賽的事兒，這是亘古未變的“道”，曆來如此（不必争論）。

為了把握變化之中的“道”，孔子反複強調：“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又說：君子沒有一頓飯的時間背離“仁”道，就是在最緊迫的時刻也按照“仁”辦事，就是在颠沛流離的時候，也一定會按“仁”去辦事。

孔子甚至認為，隻要把握了“道”，就能改變社會。他說：如果有人用我主持政事，一年後國家就會正常運轉，三年後國家就會有較大成就。

三、孔子認為世界的發展變化是有規律可循的

在研究禮樂制度時，孔子找到禮樂制度變化規律。他說：“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禮樂制度的興衰，在時間上也有“氣數”。孔子給出的時間節點為：“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四、孔子注意到“質”與“量”之間的關系

關于天下治理需要多少人才，《論語》中有如下論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唐虞（堯舜）之際，九人而已。武王有亂臣（治亂之臣）十人。殷有三仁（微子、箕子、比幹）焉。

孔子說到這些數量時，實際上是感慨人才決定興衰。《孝經》雲：天子有争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争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争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

殷商的敗亡是因為人才數量未能達到七人，而周朝興盛是因為人才數量達到十人。

五、孔子的主要研究對象是可觀測世界

子不語“怪力亂神”。面對令衆生驚異的“怪力亂神”，孔子既不予以肯定，也不予以否定，而是心存敬畏，擱置不議，這就是所謂的“敬鬼神而遠之”。子路請教怎樣去事奉鬼神。孔子說：“沒事奉好人，又怎能事奉鬼呢？”子路說：“請問死是怎麼回事？”孔子說：“沒弄懂活着的道理，又怎能弄懂死的道理呢？”在子路看來，人與鬼神、生與死之間是有因果關系的，應該進行研究。在孔子看來，人們之間、生活之間的因果關系更為直接，至于鬼神和死亡，是無法觀測、沒有憑據的，應該擱置起來，先弄清人世間的事情再說。後來，孔子又對子路說：“去了解那些應該知道的，不要去了解那些不應知道的，這才是智慧啊！”

孔子晚年得病了，孔子本人也擔心自己的病情，子路請求用巫術祈禱。孔子說：“有用嗎？”子路答道：“有用！《诔》文說：為你向天地神靈祈禱。”孔子說：“我的祈禱有好長時間了，為什麼還會得病呢？”顯然，孔子是在告訴子路，自己虔誠祈禱，神靈并不可靠。這件事情又說明，表面上，孔子對“怪力亂神” 心存敬畏，擱置不議。實際上，孔子偶爾也會暗暗地去研究其中的緣由。

六、孔子認為内因對事物發展起決定作用

孔子說：“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這幾句翻來覆去表達的意思是：要壯大自己，是金子總會閃光。孔子又說：“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是的，如果能掌握他人的心，那還有什麼做不成的？

“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孔子的仁學是從修正自己、提升自己開始的。孔子的“克己複禮”“修己以敬”“修己以安百姓”始終指向自己。我們隻能讓自己适應社會，而不可讓社會适應自己。如果我們還感覺社會有什麼問題，那一定不是社會的錯，而是我們自己的錯誤。當然，這不是讓我們與社會醜惡現象同流合污，而是讓我們破除“我執”，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七、孔子體悟到“有無一體、有無相生”的辯證關系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寝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孔子白天、晚上連軸轉，不吃不睡，下苦功夫做一件事情，這件事情一定與“道”有關！是的，孔子一生惟道是從，隻有“悟道”才能讓孔子如此費心費力！這裡的“無”相當于佛家所說的“空”。“思無”相當于佛家所說的“體悟空性”。孔子整天不吃，整夜不睡，來思考“無”的玄妙。最後，得到的結論是：其中的好處，與日常學習是不相同的。

孔子說：如果把人生理想隻寄托在耕種上，反而會經常挨餓；隻有放眼長遠，學道求道的人，卻能有俸祿而不挨餓。給大家指出的人生辯證法是：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孔子晚年有“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的感慨，提出“吾道一以貫之”的理念，達到了“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境界……這一切都說明孔子已經深刻體悟“有無一體、有無相生”的辯證關系，理解了“有”與“無”之間的對立統一關系。

“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這兩則内容告訴我們，孔子認定的管理境界是“無為而治”。

八、孔子認為世事之間确實有因果關系

季康子苦于盜賊多（家裡經常丢東西），向孔子求教。孔子回答說：“假如你沒貪欲（沒有那麼多财物），即使獎勵偷盜，也沒有人去偷你家的東西。”

子張問：“讀書人怎樣才叫做通達？”孔子說：“你所指的通達指什麼？”子張回答說：“在邦國做官一定有名聲，為大夫做家臣一定有名聲。”孔子說：“這隻是聞名，而不是通達。所謂通達的人，要質樸正直，好尚大義，善于分析别人的言語，觀察别人的臉色，能為矛盾雙方提供雙方都能接受的方案，讓矛盾雙方有台階可下。這樣的人在邦國做官一定通達，為大夫做家臣一定通達。表面上，事事取向仁，這樣為仁而仁，已經偏離了仁，但是，仍然以仁自居而不疑。這樣的人，在邦國一定有好名聲，在大夫封地一定有好名聲。”

世事複雜紛纭，許多善惡報應往往遲遲不能兌現。于是，孔子對《周易》作注說：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惡之家必有餘殃。孔子的意思是，因果一定有，但是很難說清楚。孔子甚至認為，天人感應能夠出現神奇現象。他說：“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九、孔子認為事物發展最佳狀态是中和

子貢請比較子張和子夏二人，孔子回答說：“子張過分，子夏不足。”子貢說：“那麼是子張好一些嗎？”孔子說：“過分和不足都不好。”孔子認為春秋時代的社會狀态已經跑偏了，說：“中庸形成的獲得感，應該是最高的了吧!人們很久沒享受這種獲得感了。”

《論語》裡專門提到“允執其中”一詞，此詞來自《尚書·虞書·大禹谟》，原文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據傳，這就是堯舜禹禅讓時的“十六字心法”。

所謂人心惟危，是指人心最大的特點是趨利避害，不要指望任何人“無私奉獻”。所以，分配制度決定了人心向背。高明的領導能用分配制度“化衆私以成大公”，而不是簡單粗暴地“廢衆私以成大公”。

所謂道（導）心惟微，是指分配制度的落實決定了人心向背，利益分配來不得半點失誤和差錯，細節決定成敗。

所謂惟精惟一，是用整體觀審視細節問題，大的利益分配要公平，小的利益分配要精細。

所謂允執厥（其）中，分配制度要始終代表大多數人的利益，随着情況的變化，要适時調整政策，始終保持公平公正。

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孔子主張站在整體的角度，統籌解決局部問題。這樣，就能适時調整政策，始終保持公平公正，确保事物發展不偏不倚，恰到好處，也就做到了“允執厥（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