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纾傳】

林纾
中國近代文學家、翻譯家、書畫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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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纾（1852年11月8日—1924年10月9日），中國近代文學家，字琴南，号畏廬，别署冷紅生，福建閩縣（今福州市）人。晚稱蠡叟、踐卓翁、六橋補柳翁、春覺齋主人。室名春覺齋、煙雲樓等。中國近代著名翻譯家、文學家、書畫家，還是福建工程學院前身“蒼霞精舍”的重要創辦人。20世紀初葉，林纾以文言文翻譯世界文學名著180餘種，“林譯小說”曾經風行一時，創下至今無法超越的紀錄。林纾由此成為商務印書館最重要的作者之一。

早年曾從同縣薛錫極讀歐陽修文及杜甫詩。後讀同縣李宗言家所藏書，不下三四萬卷，博學強記，能詩，能文，能畫，有狂生的稱号。光緒八年（1882年）舉人，官教論，考進士不中。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在北京任五城中學國文教員。所作古文，為桐城派大師吳汝綸所推重，名益著，于是任北京大學講席。

辛亥革命後，入北洋軍人徐樹铮所辦正志學校教學，推重桐城派古文。

後在北京，專以譯書售稿與賣文賣畫為生。工詩古文辭，以意譯外國名家小說見稱于時。複肆力于畫。山水初靈秀似文徵明，繼而濃厚近戴熙。偶涉石濤，故其渾厚之中頗有淋漓之趣。其題畫詩雲：“平生不入三王派，家法微微出苦瓜，我意獨饒山水味，何須攻苦學名家？”。花鳥得其師陳文台之傳，淡墨薄色，神緻生動。

晚年居北京，求者多以山水，而花鳥則不複作矣。著畏廬文集、詩集、春覺齋題畫跋及小說筆記等。

生平介紹

林纾自幼嗜書如命，五歲時在私塾當一名旁聽生，受塾師薛則柯的影響，深愛中國傳統文學，從此與文學結下不解之緣。但由于家境貧寒、且遇亂世，他不得不為生計終日奔波。閑時他也不忘苦讀詩書，13歲至20歲期間校閱殘爛古籍不下兩千餘卷。

1882年對于林纾來說是關鍵而又具轉折性意義的一年：從一個窮秀才一躍成為江南赫赫有名的舉人。在擺脫貧困窘境的同時，他廣結師友、飽讀詩書。愛國心切的他，雖已過而立之年，卻不辭辛苦，七次上京參加禮部會試。原本一心報效祖國的林纾“七上春官，屢試屢敗”因而從此絕意于仕途，專心緻志地走上文學創作的道路。

1897年，已步入不惑之年的林纾捧着《閩中新樂府》和讓洛陽“一時紙貴”的《巴黎茶花女遺事》譯本開始了他遲來且豐碩的著譯生涯。然而，林纾涉入譯界卻是極為偶然的事，他的譯作如此暢銷也在意料之外。當時恰逢林纾母親去世，接踵而至又是妻子病故。魏翰、王壽昌等幾位好友為幫林纾走出消沉的困境邀他一同譯書。林纾起先再三推脫，最後才接受了這一請求。《巴黎茶花女遺事》得到國人相當的認可，從某種程度上激勵着林纾沿着翻譯文學作品的道路繼續走下去。
在短暫的72年生命裡，他不僅用一腔愛國熱血揮就了百餘篇針砭時弊的文章；用犀利、恰切的文筆完成了《畏廬文集》《諷喻新樂府》《巾帼陽秋》等40餘部書，成功地勾勒了中國近代社會的人生百态；而且在不谙外文的特殊情況下，與魏翰、陳家麟等曾留學海外的才子們合作翻譯了180餘部西洋小說，其中有許多出自外國名家之手，如英國作家狄更斯著的《大衛·科波菲爾德》、英國哈葛德的《天女離魂記》，俄國托爾斯泰著的《恨縷情絲》，西班牙塞萬提斯的《魔俠傳》，法國森彼得的《離恨天》，英國司哥特著的《撒克遜劫後英雄略》、笛福著的《魯濱遜漂流記》等。這些西洋小說向中國民衆展示了豐富的西方文化，開拓了人們的視野。它們牢固地确立了林纾作為中國新文化先驅及譯界之王的地位。至此，林纾被公認為中國近代文壇的開山祖師及譯界的泰鬥，并留下了“譯才并世數嚴林”的佳話。

思想變化

戊戌維新前，林纾在福建每天和友人談新政，作《閩中新樂府》50首，反映了他當時的進步思想。像《村先生》《興女學》等，主張改革兒童教育，興辦女子教育，宣傳愛國思想：“今日國仇似海深，複仇須鼓兒童心。”（《村先生》）這種宣傳愛國的精神，在甲午中日戰争後更有發揚，像他所作《徐景顔傳》，就表揚海軍的為國犧牲。

林纾後來思想轉向保守，跟他始終主張維新、忠于清光緒帝的立場有關。辛亥革命後，他在《畏廬詩存·自序》裡說，“革命軍起，皇帝讓政。聞聞見見，均弗适于餘心”，“惟所戀戀者故君耳”。他雖然沒有在清朝做官，卻十谒光緒帝的陵墓。因此，入民國後，他和桐城馬其昶、姚永概相繼離開北京大學，并攻擊革命家章炳麟為“庸妄巨子，剽襲漢人餘唾”，“意境義法，概置弗講”（《與姚永概書》）為桐城派張目。

五四運動中，《新青年》雜志提倡以白話代文言，發自北京大學。林纾寫信給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若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為文字，則都下引車賣漿之徒所操之語，按之皆有文法”，“凡京津之稗販，均可用為教授矣。”（《答大學堂校長蔡鶴卿太史書》）從保守轉到反對“五四”新文學運動。

學術主張

林纾少孤，自雲“四十五以内，匪書不觀”。十一歲從同裡薛錫極問古文辭，讀杜詩、歐文務于精熟。自十三齡至于二十，“雜收斷簡零篇用自磨治”，校閱古籍不下二千餘卷。三十一歲結識李宗言，見其兄弟積書連楹，一一借讀且盡。非但經、子、史籍，凡唐宋小說家言也無不搜括。後由博覽轉為精讀。對生平所嗜書，沉酣求索，如味醇酒，枕籍至深。

林纾崇尚程、朱理學，讀程朱二氏之書“笃嗜如饫粱肉”，卻能揭露“宋儒嗜兩庑之冷肉，凝拘攣曲局其身，盡日作禮容，雖心中私念美女顔色，亦不敢少動”的虛僞性，嘲笑“理學之人宗程朱，堂堂氣節誅教徒。兵船一至理學懾，文移詞語多模糊”。他維護封建禮教，指責青年人“欲廢黜三綱，夷君臣，平父子，廣其自由之途轍”，還說“蕩子人含禽獸性，吾曹豈可與同群”，又敢把與封建禮教不相容的《迦茵小傳》整部譯出。嚴複《甲辰出都呈同裡諸公》詩雲：
孤山處士音琅琅，皂袍演說常登堂。
可憐一卷茶花女，斷盡支那蕩子腸。

林纾的古文論，以桐城派提倡的義法為核心，以左、馬、班、韓之文為“天下文章之祖庭”，以為“取義于經，取材于史，多讀儒先之書，留心天下之事，文字所出，自有不可磨滅之光氣”。同時林纾也看到了桐城派的種種弊病，反對墨守成規，要求“守法度，有高出法度外之眼光；循法度，有超出法度外之道力”。并提醒人們，“蓋姚文最嚴淨。吾人喜其嚴淨，一沉溺其中，便成薄弱”；專于桐城派古文中揣摩聲調，“亦必無精氣神味”。他認為學桐城不如學左、莊、班、馬，韓、柳、歐、曾。并以為在學習中應知變化，做到能入能出。“入者，師法也；出者，變化也。”

作品介紹

林纾有《畏廬詩存》，卻删去了《閩中新樂府》。他自稱“吾詩七律專學東坡（蘇轼）、簡齋（陳與義）；七絕學白石（姜夔）、石田（沈周），參以荊公（王安石）；五古學韓（韓愈）；其論事之詩則學杜（杜甫）”（《林畏廬先生手劄》）。他最推重自己的古文，批評康有為贈詩稱贊他的譯著，而不談他的古文是“舍本逐末”（同前）。

他自言在京與吳汝綸論《史記》為文之用心，深得吳之首肯。又推重吳汝綸評點《史記》“發神樞鬼藏之秘”（《桐城吳先生點勘史記讀本序》）。又稱吳始見其文，贊曰：“是抑遏掩蔽，能伏其光氣者。”（《贈馬通伯先生序》）他标榜桐城派，但其實他的古文跟桐城派并不相同。像《冷紅生傳》《蒼霞精舍後軒記》《趙聾子小傳》，都善于叙事抒情，寫得生動而有感情，或雜以诙諧，能感動人，不像桐城派文的謹嚴而較平順。

他的《畏廬文集》，于閑漫細瑣之處，曲曲傳情，與歸有光的文章相近。他自己也說：“六百年中，震川（歸有光）外無一人敢當我者。”（《林畏廬先生手劄》）晚年名高，好自矜張。或傷于蹇澀，不複如初集之清勁婉媚了。其實林纾的成就還在他的“林譯小說”，他的詩文和畫，都為譯著所掩。

翻譯作品

林纾翻譯小說始于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與精通法文的王壽昌合譯法國小仲馬《巴黎茶花女遺事》，二十五年一月在福州由畏廬刊行。這是中國介紹西洋小說的第一部，為國人見所未見，一時風行全國，備受贊揚。接着他受商務印書館的邀請專譯歐美小說，先後共譯作品180餘種。介紹有美國、英國、法國、俄國、希臘、德國、日本、比利時、瑞士、挪威、西班牙的作品。單行本主要由商務印書館刊行，未出單行本的多在《小說月報》《小說世界》上刊載。跟林合譯美英作品者有魏易、曾宗鞏、陳家麟、毛文鐘等，合譯法國作品者有王壽昌、王慶通、王慶骥、李世中等。

林纾譯得最多的是英國哈葛德，有《迦因小傳》、《鬼山狼俠傳》等20種；其次為英國柯南道爾，有《歇洛克奇案開場》等7種。林譯小說屬于世界名作家和世界名著的，有俄國托爾斯泰的《現身說法》等6種，法國小仲馬《巴黎茶花女遺事》等5種，大仲馬《玉樓花劫》等2種，英國狄更斯的《賊史》等5種，莎士比亞的《凱撒遺事》等4種，司各特的《撒克遜劫後英雄略》等3種，美國歐文的《拊掌錄》等3種，希臘伊索的《伊索寓言》，挪威易蔔生的《梅孽》，瑞士威斯的《□巢記》，西班牙塞萬提斯的《魔俠傳》，英國笛福的《魯濱孫飄流記》，菲爾丁的《洞冥記》，斯威夫特的《海外軒渠錄》，斯蒂文森的《新天方夜譚》，裡德的《吟邊燕語》，安東尼·霍普的《西奴林娜小傳》，美國斯托夫人的《黑奴籲天錄》，法國巴爾紮克的《哀吹錄》，雨果的《雙雄義死錄》，日本德富健次郎的《不如歸》。

林纾不懂外文，選擇原本之權全操于口譯者之手，因而也産生了一些疵誤，如把名著改編或删節的兒童讀物當作名著原作，把莎士比亞和易蔔生的劇本譯成小說，把易蔔生的國籍誤成德國等。即使這樣，林纾仍然譯了40餘種世界名著，這在中國，不曾有過第二個。

翻譯特色

林譯小說的譯筆有其獨自的特色和成功處。如所譯《撒克遜劫後英雄略》，頗能保有原文的情調，人物也能傳原著之神。《孝女耐兒傳》中，寫胖婦勸主婦之母為主婦出氣以重罰其夫一段，不僅原作情調未改，有時連最難表達的幽默也能表達出來。他的譯筆一般輕快明爽。

翻譯速度

林纾譯書的速度是他引以自豪的。口述者未畢其詞，而纾已書在紙，能一時許譯就千言，不竄一字。他是古文家，喜歡用古文義法來講他譯的小說。他贊美狄更斯“掃蕩名士美人之局，專為下等社會寫照”，善于“刻畫市井卑污龌龊之事”，善叙“家常平淡之事”（《孝女耐兒傳自序》），而用《史記·外戚傳》寫窦長君的話作比，認為《史記》中此等筆墨亦不多見。又說《紅樓夢》雖亦“善于體物，終竟雅多俗寡”。
通過與《史記》《紅樓夢》作比，賞識狄更斯的筆墨，為中國讀者打開了眼界。他在《不如歸序》裡，稱德富健次郎"夾叙甲午戰事甚詳。餘譯既，若不勝有冤抑之情，必欲附此一伸"。

又說：“纾年已老，報國無日，故日為叫旦之雞，冀吾同胞警醒。”這說明他翻譯小說，不光要把外國小說的藝術技巧介紹到中國來，更要把他的愛國熱誠，通過翻譯感動讀者。加上他憑着自己的文學素養，用來補有些原作的不足，使他的譯作竟勝過有些原作。他借助他人口譯來翻譯的小說，其中的成功譯作至今還具有生命力。

翻譯不足

林纾的翻譯亦被認為有不足之處。錢鐘書在收錄于《七綴集》中的《林纾的翻譯》一文中評論道：“林纾近30年的翻譯生涯，以1913年譯完《離恨天》為界，明顯地分為前後兩期。前期林譯十之七八都很醒目，後期譯筆逐漸退步，色彩枯暗，勁頭松懈，使讀者厭倦。”

其他作品

林纾除翻譯小說外，文有《畏廬文集》《續集》《三集》，詩有《畏廬詩存》《閩中新樂府》，自著小說有《京華碧血錄》《巾帼陽秋》《冤海靈光》《金陵秋》等，筆記有《畏廬漫錄》《畏廬筆記》《畏廬瑣記》《技擊餘聞》等，傳奇有《蜀鵑啼》《合浦珠》《天妃廟》等。還有古文研究著作《韓柳文研究法》《春覺齋論文》以及《左孟莊騷精華錄》《左傳撷華》等。

人物評價

林纾青年時代便關心世界形勢，認為中國要富強，必須學習西方。中年而後，“盡購中國所有東西洋譯本讀之，提要鈎元而會其通，為省中後起英隽所矜式”。他不懂外語，不能讀原著，隻靠“玩索譯本，默印心中”，常向馬尾船政學堂師生“質西書疑義”。

後來他與朋友王壽昌、魏易、王慶骥、王慶通等人合作，翻譯外國小說，曾筆述英、法、美、比、俄、挪威、瑞士、希臘、日本和西班牙等十幾個國家的幾十名作家的作品。一生著譯甚豐，翻譯小說達二百餘種，為中國近代譯界所罕見，曾被人譽為“譯界之王”。曾樸認為，林纾沒有認識到白話文為大勢所趨，堅持使用古文體翻譯外國小說，是他翻譯生涯最大的缺陷。這是中肯的評價。倘若林纾能在翻譯創作盛期用白話文翻譯小說，将會有更多中文基礎薄弱的民衆讀到外國文學。

林纾樂善好施，在他譯作暢銷海内的那幾年，月收入近萬，他大部分都用來資助家境貧寒的學生上學。他自己不會外文，卻資助了許多學生到國外深造。晚年，林纾的古文體受到新文化運動的沖擊，終于丢了北京大學的教席，從此經濟情況大不如前。那些曾受到他接濟的學生，此時都學成回國，在社會上嶄露頭角。他們聚在一起，商量了一個既能幫助恩師度過窘境又不使恩師難堪的計策：他們捐款成立了一個基金會，名義上是為了支持林纾的翻譯工作，實際上款項都由林纾自行使用，常常用于他私人的日常開銷。

作品保護

2023年5月5日，為加強文物保護工作，防止近現代珍貴文物流失，林纾被國家文物局列入“1911年後已故書畫類作品限制出境名家名單”，其代表作不準出境。

人物轶事

北大講席的教學點滴

（結合林纾自述及相關檔案，林纾講學于京師大學堂及北京大學的時間點，應起于1906年9月，訖于1913年4月。）

林纾在北大任教時，有一門課被排在下午二三點，一日，林纾又看到學生們昏昏欲睡，便把課本一合，說道：“下面我為大家講個故事。”學生一聽，精神為之一振，林纾接着說：“有一個風流和尚，一次經過一座橋，看見一位美女姗姗而來。”學生們此時已集中精神聽他講故事，但林纾此刻卻不講了。學生們請他繼續講那和尚和那美女後來怎樣，他幽默地說：“沒什麼，一個向西，一個向東，走了。”學生精神煥發地聽課了。

林纾在北大授課時，曾講述韓愈的《祭十二郎》文，開頭一句“嗚呼，餘少孤”五個字，林纾讀來凄楚哀婉，其聲如泣。學生中有同此身世者，情不自禁哭了起來。這五個字，用了一小時還沒有講完，這篇文章用了四堂課，可見其之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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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纾平生任俠尚氣，性情剛毅，除長于文學撰述之外，還精于武術，尤擅舞劍，曾著筆記小說《技擊餘聞》，記載平日耳聞目睹的武林實事。在京師大學堂任教時，在課堂上經常向學生講授武林故事。其眉飛色舞，惟妙惟肖，讓學生向往不已。

林纾本人古文造詣很深，任教北京大學時，“大抵崇魏晉者，稱太炎為大師；而取唐宋，則推林纾為宗盟”（錢基博《林纾的古文》）。

三，古文大家，古典文化的衛道者

面對新文化運動的挑戰，他奮起應戰，力延古文命脈于不墜。雖然他的呼籲在當時并未取得實效，但其闡揚古文精神藝術的諸多努力，在今天仍頗具啟發意義。

在蔡元培任職北大校長時期，林纾早已不在北大，電視劇《覺醒年代》第十五集中仍提到林纾林琴南。這是源于五四運動期間，林纾公開表明反對新文化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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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纾一家

至今在中學的曆史教科書上，林纾依舊是作為襯托進步人物的保守角色出現的。一是因為林纾對古文的推崇。新文化運動時期，林纾多次參與論戰，不僅大論古文之長，不宜廢黜，還有諷刺白化文運動的作品見諸公開刊物。（《論古文之不當廢》(1917)、《緻蔡鶴卿書》(1919)、《荊生》(1919)、《妖夢》(1919)、《腐解》(1919)等。）另一個原因是源自林纾本人對于清皇朝的眷戀，這與他的所提倡的君主立憲的政治主張不無關系。辛亥革命後，他以遺老自命，多次參拜光緒的崇陵。将書齋取名“望瀛樓”，以示對被慈禧囚禁在瀛台的光緒帝的懷念。

晚年林纾除去翻譯外國文學，留給後人最深的印象就是為古文護法，他對古文的感情已成為一種信仰。

表面上看來，林纾滿腦子都是封建思想，對數千年來儒家文化核心的堅守阻礙中國先進文化的進步，但其實林纾更多的是對中國傳統文化未來命運的擔憂。他是古文的衛道者，他維護古文的權威，也是在維護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

1924年，林纾在北京去世。陳寶琛作挽聯“由俠入儒，晚節獨能懷故绛；因文見道，諸家無不廢虞初”可謂對林纾一生的刻畫入木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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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蔡之争

五四新文學運動時，陳獨秀最早倡導用白話文取代文言文，得到了很多新文化人的支持，而林纾卻是一個堅定的文言文維護者。

1919 年，林纾寫了篇名叫《妖夢》的小說，來表明自己的立場，這篇小說當然也是用文言文寫的。内容大緻如下：

我有一個名叫鄭思康學生，是個陝西人，一天，他來跟我說，他夢到了一個大胡子來邀他一起去遊陰曹地府。于是，他就跟着那個大胡子去到了陰曹地府。

在陰曹地府裡，他看到了一個“白話學堂”，這個學堂的大門兩側貼着一副對聯：

白話通神，紅樓夢、水浒，真不可思議；
古文讨厭，歐陽修、韓愈，是什麼東西。

鄭思康見了，隻覺渾身冒汗。大胡子告訴他說，這裡的校長名叫元緒，教務長名叫田恒，副教務長名叫秦二世，皆鬼中之傑也。不如我們去見見他們吧。于是，他們便走了進去，到了第二門，隻見門匾刻的是“斃孔堂”三個大字。門兩側又有一聯：

禽獸真自由，要這倫常何用；
仁義太壞事，須從根本打消。

鄭思康這時，已氣得不行了，問大胡子：“他們在此如此胡鬧，難道閻君不管他們嗎？”正說前些，就見元緒、田恒和秦二世從裡面走了出來，元看着像是一個謙謙一書生，田則二目如貓頭鷹，嘴很長，像是狗嘴。秦二世則像是一個西方人，深目而高鼻。

這三鬼滿口說的都是诋毀綱常，大贊白話文的話。鄭思康剛要上前與他們理論，就見空中飛來一個神人，一口一個，把這三鬼都給吃了。然後，就開始排便，積糞如丘，臭氣熏天。

最後，林老總結了一句說：“吃了這些五倫禽獸，化為糞便，很是合适！”

那林纾是在什麼背景，寫了這麼一篇小說的呢？蓋因此前。他寫的一篇幾乎就是指名道姓，諷刺倡導白話文的蔡元培、陳獨秀和胡适的小說《荊生》，結果被一大幫白話文擁趸，群起而攻之，各種污辱、謾罵，可是把他氣得夠嗆。于是就寫了這篇小說，回罵了回去。

這篇小說發表後，很快就引起了現代文學史上一場著名的論戰——“林蔡之争”。

先是林在《公言報》上，發表了一篇《緻蔡鶴卿（蔡元培，字鶴卿）太史書》，旋又加刊了一篇《請看北京大學思潮變遷之現狀》，說自蔡元培主政的北京大學以來，就糾集了一批以陳獨秀、胡适、錢玄同、沈尹默、劉半農等人為首的烏合之衆，主張廢國語而以西方文學代之，實是喪心病狂，有辱斯文。蔡元培則寫了一篇頗有君子風度的《緻〈公信報〉函并答林琴南君函》發在《公信報》《北京大學日刊》和《每周評論》的報刊上，有理、有利、有節地反擊了林對北大教改的攻擊，一時和者甚衆。

而最有意思的是，一向看不起陳獨秀、胡适等人的辜鴻銘，這次卻也站到了蔡校長的一邊。

一天，這位辜老夫子穿着長袍馬褂、拄着一根文明棍兒，來到了蔡元培的校長室，一進門就朗聲說道：“林琴南就是一個亂倫者，他區區一個舉人，竟敢對你蔡校長您一個進士（蔡是光緒十八年的進士，這一年林也去考了，可是沒中）不敬，這世道還有王法嗎？！”說着，便從袖口裡取出一篇寫在宣紙上的《北京大學校文字風潮解惑論》， 扔到蔡的桌上，說：“本來，我是要去絨線胡同的林宅當面痛罵他一頓的，可又怕失了身份，故撰了此文，交給蔡校長，請您随便處置。”

蔡元培拿起來一看，頓時覺得哭笑不得。他寫的竟然是：當此國學危險之際，蔡孑民（蔡元培，号孑民）表面支持新派刊物，實是用心良苦，不得已采取的以毒攻毒之計雲雲。原來他并不是真心支持白話文，而隻是看不慣林纾，一個舉人竟然敢對進士出身的蔡大校長不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