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院文化》 （js015-r2405）

近日，讀了胡青 徐永文 黃漫遠著的《書院文化》。

《書院文化》是“江西文化符号”叢書第一輯中的一本。此叢書共12冊，由江西人民出版社、江西美術出版社聯合出版。

包括《紅色文化》《山水文化》《陶瓷文化》《戲曲文化》《農耕文化》《商業文化》《中醫藥文化》《臨川文化》《廬陵文化》《豫章文化》《客家文化》。

書院是中國古代教育的一朵奇葩，我國有教學功能的書院起始于唐代，江西是古代講學式書院的發源地之一。

唐代江西有豐城羅山書院、高安桂岩書院、泰和匡山書院、德安東佳書堂等10餘所，尤其是東佳書堂更是制定了詳細的規條，是教學式書院規範化的重要标志。

被稱為“康熙年間十大才子”之一的宋荦說：“顧書院之盛，惟西江最。”

宋荦(1634一1714)，字牧仲，号漫堂，晚号西陂老人，曾負責接待康熙皇帝三次南巡，仕履很廣，藏書讀書極多，是清代著名的文人和政治家。

江西古代書院最多。20世紀80年代，季嘯風先生率全國數百名學者對中國曆史上的書院進行了調查，得出曆代書院總數為7300所，其中江西989所，幾乎占了七分之一，穩居全國各省之首的結論。

而據2018年江西地方志辦公室的統計，江西書院總數為1959所。

江西古代書院的影響曾經最大。廬山白鹿洞書院被譽為“天下書院之首”，朱熹制定的《白鹿洞書院揭示》（亦稱《白鹿洞書院學規》)和辦學模式得到學術史界的高度評價。

貴溪陸九淵學派的象山書院是南宋四大書院之一。

鉛山鵝湖書院是理學争鳴的标識。

吉安白鹭洲書院文天祥群體是中國士子推崇文章節義的典範。

江西是書院文化資源保留最多的省份。2011年完成的全國第三次文物普查，在國家确認的不可移動的現存文物中，江西書院文化資源最為豐富。

書中撷取典型，叙說盛事：講述白鹿洞書院故事，尋覓形态多樣的各類書院，考察書院對理學的推動，解密文史大家的書院生活，述說科舉興旺與書院繁榮的密切因緣。

遊曆書院，漫步勝境，陶冶性情，淨化心靈。遊曆書院，我們可以更加熟悉祖國的曆史，更加熱愛我們的文化；可以更了解先賢，崇敬緬懷先輩；可以進一步提高自信，升華愛國熱情。

今天，我們可以學習借鑒書院的一些傳統，并不斷創新，讓書院文化在新時代更加鮮活絢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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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譽為“天下書院之首”的白鹿洞書院，先後得到朱熹、王陽明等許多名人的關注。特别是朱熹在白鹿洞書院的重建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淳熙七年(1180)，随着白鹿洞書院規模的擴大，求學者日益增多。在此期間，朱熹為白鹿洞書院訂立了《白鹿洞書院揭示》，朱熹給白鹿洞書院留下最具深遠影響的。

該學規的建立對後世書院的教育教學活動産生了深遠影響。

《白鹿洞書院揭示》的條目：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别。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

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别如左：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右為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于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别如左；

言忠信，行笃敬。懲忿室欲，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要。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右接物之要。

《白鹿洞書院揭示》與儒家經典之間的淵源深厚。朱熹《白鹿洞書院揭示》的内容主要是從相關的儒家經典中提取或引申的，并非其本人原創之句。這些儒家經典涉及《中庸》《論語》《孟子》，另外還有《漢書·董仲舒傳》。

“五教之目”出自《禮記·中庸》；“為學之序”出自《禮記·中庸》；“修身之要”中“言忠信，行笃敬”出自《論語·衛靈公》；“處事之要”源于《漢書·董仲舒傳》；“接物之要”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自《論語·顔淵》；“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出自《孟子·離婁上》。

朱熹對于儒學經典掌握得非常透徹，把經典古籍雜糅，根據自己的觀點去統一融合，鑄成學規，規範學生。

學規強調處理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間的關系，重視學生道德操守和日常行為的管理。

《白鹿洞書院揭示》制定後，書院教育才有了較為完整的教育理論體系，從而促進了書院教育規範化和制度化發展。

南宋紹熙五年(1194)，朱熹又将它貼于嶽麓書院，成為《嶽麓書院揭示》。

淳祐元年(1241)，宋理宗視察太學，親自書寫該學規，賜給太學生；淳祐六年，下旨頒該學規于各府州縣并立石以存。

宋元明清時期，許多學校甚至是太學以《白鹿洞書院揭示》為範本，将它作為制定各自學校學規的依據，有的書院則直接照搬白鹿洞書院的條規。

《白鹿洞書院揭示》可說是書院的“标準學規”，是“書院制度化的主要标志，相當于書院法規得到了官民公認”它明确了書院的宗旨，确定了教學的基本原則，提出了修身、處世、接物的基本要求，“實際上為書院制定了綱領性規程”。

“在這個學規中，朱熹明确了教育的目的，闡明了教育教學的過程，提出了修身、處世、接物的基本要求，把這些儒家思想彙集起來，用學規的形式固定下來，形成較為完整的書院教育理論體系，成為後世學規的範本和辦學準則，使書院教育逐步走上制度化的發展軌道，其貢獻不可低估”。

“這是中國書院發展史上一個綱領性學規，不僅對當時及以後的書院教育，而且對于官學教育都産生過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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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江西文史成就令人矚目，江西古代書院孕育了無數曆史名人，“唐宋八大家”中江西就有三人。

這片人傑地靈的沃土孕育了曾鞏、王安石、黃庭堅、馬端臨、湯顯祖等飽學之士，他們或才華橫溢，名滿天下；或風流潇灑，譽滿神州。他們從江西走來，不少人有着書院求學和講學的經曆。

600多年前的江西，出了兩件科舉史上的奇事：

一是在明朝建文二年（1400)庚辰科中，南榜共取進士110人，不僅三甲中狀元胡廣、榜眼王艮、探花李貫都是江西吉安府人，而且連二甲第一名吳溥、第二名朱塔也是江西人；

二是在緊接着的永樂二年(1404)甲申科共取進士472人，狀元曾蓕、榜眼周述、探花周孟簡，二甲第一名楊相、第二名宋子環、第三名王訓、第四名王直都是吉安府人，囊括了前7名。這兩樁科舉盛事，而且是連續兩科，可算是科舉中的奇迹。

這隻是冰山一角。“區區彼江西，其産多材賢”。用流光溢彩來形容江西科舉考試毫不為過。

江西在唐、宋、元、明、清五朝，先後考取進士10495名，占全國的11%，曆代皇帝欽點文狀元47名（唐代3名，南唐4名，宋代11名，元代3名，明代20名，清代6名)，武狀元7名（唐代1名，宋代2名，明代1名，清代3名)。

自唐以來，江西人任宰輔高官者90餘人。宋代有晏殊、王安石，到了明代，更有“朝士半江西”的說法，從解缙、胡廣、楊士奇到費宏、夏言、趙汝愚、嚴嵩，出任宰輔者達18人。

江西可謂文風熾盛，是名副其實的人傑地靈之地。江西科舉史上還出現了很有意思的群聚現象。首先是考取的舉人、進士較多。

明代吉安府共出了10位宰相、22位尚書、19名狀元、11名榜眼、10名探花、8名會元、39名解元，自明初至嘉靖年間，中舉者280餘人，中進士者900餘人。

明人吳雲稱吉安地方“家有詩書，人多儒雅，序塾相望，弦誦相聞…士夫秀特，文章盛于江右”。

再有就是家族性群聚，如臨川王安石兄弟五進士，南豐曾鞏兄弟四進士，饒州洪邁一門四進士，樂安流坑董氏家族一門同科五進士，婺源潘钰及子孫一門十進士，吉安“一門六進士，隔河兩宰相，五裡三狀元，九子十知州，十裡九布政，百步兩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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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一個農家子，也許早上還在田間地頭勞作插秧，晚上就有可能在皇帝那裡做客飲宴，這種一步登天的事情能讓人相信嗎？

答案是有可能的，在中國傳統社會，科舉制度可以給一個普通的農家子弟提供這樣一個直上青雲的機會，前提是他有足夠的智慧、毅力和運氣。

科舉制度從隋朝大業元年（605)創立到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廢止，共持續1300年。

科舉制度到後期有許多弊端，局限性很大，許多人思維固化僵化，終被廢除。

但其最大的魅力在于它的相對公正、公平、開放，除少數情況外，大部分讀書人都有參加考試的資格，給廣大平民提供了晉升之階，使得自古以來的讀書人，無不以科考成功作為人生奮鬥的終極目标。

書院無疑是孕育這些學子的沃土。書院在培養一代代學子，幫助讀書人成人成才成名甚至成為國家棟梁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居功至偉，功不可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