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農抑商的由來以及對中國古代經濟的影響 要仔細一點的

題目：

重農抑商的由來以及對中國古代經濟的影響 要仔細一點的

解答：

　　重農抑商政策並不是與中國古代歷史與生俱來的,而是有一個從思想到政策的產生形成過程,是一種歷史產物.自春秋時期,民間私營工商業開始出現與發展,「工商食官」格局被逐步打破,就是在官府繼續經營國有工商業的同時,民間私營私有的工商業開始發展,打破了工商業全部由官府壟斷經營的局面,形成官營工商業和私營工商業並營並存的新格局.春秋戰國時期,民間私營工商業日趨發展壯大,商品經濟活躍,引發了一系列經濟、政治和社會問題.私營工商業者靠經營工商業迅速發家致富,一則「富可敵貴」,不少工商業者積累起巨額財富,富比王侯,甚至「擬於人君」,對王朝國家的等級秩序、統治秩序造成了強烈衝擊；一則「滯財役貧」,「兼併小農」,很多工商業者「以末致富,用本守之」,「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憑藉資產購買兼併農民的土地,武斷鄉曲,對王朝國家的統治基礎造成了強烈瓦解；一則誘使農民「棄農經商」,工商業比農業優越的經濟績效引發農民大量放棄務農轉而從事小工小商經營,衝擊破壞了社會經濟的基礎.面對這種情形,統治階級中的許多人從王朝國家的根本統治利益出發,開始思考針對民間私營工商業的對策,逐步產生並形成了重農抑商的思想和政策.
　　這一時期,重農抑商的思想和政策有許多典型代表,核心的主張是要鞏固國家政治統治,必須重農,而要真正做到重農,就必須抑商,必須抑制私營工商業的高度發展,把重農和抑商結合統一起來,來消弭引發嚴重經濟、政治和社會問題的根源,使王朝國家的統治秩序尊卑有序,使王朝國家的統治基礎穩定牢固.當時,典型的重農抑商思想和政策,可以《管子》和《商君書》的有關論述作爲代表.
　　重農抑商思想形成爲國家政策並得到切實推行,開始於管仲在齊國的改革.管仲明確提出了「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勞,則牛馬育」[8] 的重農政策,實行了諸如推廣鑄鐵農具、改造鹽鹼地、分配公田、相地衰征、相壤定籍、與民分貨等具體的重農措施,又首創推行了「官山海」政策,通過實施製鹽業和冶鐵業的官府壟斷運營,沉重打擊抑制了齊國的私營鹽鐵業,使鹽業和鐵業重新回到「工商食官」狀態.後來,商鞅在秦國變法時,將重農抑商政策作爲國家的基本政策強力推行,實行了更加嚴厲全面的具體措施,標誌著中國古代王朝國家重農抑商政策的全面成形.
　　商鞅的重農抑商政策,有著明顯的極端化傾向.商鞅身後,重農抑商政策在秦國繼續推行.到韓非子主政時期的秦國,明確了「農本工商末」政策,重農抑商政策又開始稱爲重本抑末政策,還把工商業者視爲國家的「五蠹」之一,明確主張剷除「五蠹之民」,加以更加嚴酷的打擊,抑商政策的極端化進一步強化.呂不韋當政時,抑商政策雖有所緩和,但政策本身仍然十分明確.《呂氏春秋•上農》載：「古先聖王之所以導其民者,先務於農.民農非徒爲地利也,貴其志也.民農則朴,朴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主位尊.民農則重,重則少私義,少私義則公法立,力專一.民農則其產復,其產復則重徙,重徙則死處而無二慮.民舍本而事末則不令,不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民舍本而事末則其產約,其產約則輕遷徙,輕遷徙則國家有患,皆有遠志,無有居心.民舍本而事末則好智,好智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以是爲非,以非爲是.」[9]秦始皇統一全國後,在全國範圍內推行「勤勞本事,上農除末」政策,甚至把商人和罪犯一同看待,多次遣發商人等到邊境地區戍守,加以嚴酷打擊.
　　秦朝自商鞅變法以來的重農抑商政策,標誌著中國古代王朝國家重農抑商政策的臻於成熟,它所採取的具體的重農抑商措施也探索出了成功的實踐經驗,對後世歷代封建王朝繼續推行重農抑商政策,既提供了成熟系統的理論,又提供了卓有成效的運作模式,並在後來的歷史發展進程中產生了明顯的路徑依賴效應,對中國古代經濟發展進程和社會發展進程產生了重大影響.
　　自秦朝以後的歷代封建王朝將重農抑商政策作爲一項基本國策加以推行,並由這一基本政策衍化出輕商、賤商、鄙商的觀念和意識,形成一個包括意識、觀念、思想和政策在內的有機整體,根深蒂固,一直持續到鴉片戰爭爆發前後,重農抑商政策才開始走向破產,直至消亡.重農抑商政策基本上與中國古代封建帝制王朝時期相始終,其中秦朝、漢朝、唐朝、明朝、清朝時期的重農抑商政策具有典型性,突出反映了王朝政權對社會經濟的干預支配和操縱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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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答： 希望對你們有幫助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