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創新變革 生活變遷（政治體制~思想文化~衣食住行等）作業~急

題目：

近代中國創新變革 生活變遷（政治體制~思想文化~衣食住行等）作業~急

解答：

一、近代民俗變遷的基本脈絡
近代民俗變遷是近代社會變遷的重要組成部分,並與近代社會轉型相始終.近代民俗變遷涉及到社會各個角落、各個層面.以下從禮儀、消費、服飾、飲食、居住、出行、節日、婚喪等八個方面進行概括,大致可以窺見近代民俗變遷的基本脈絡.
1.禮儀習俗的變化：在鴉片戰爭以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傳統的社交禮俗和祭典禮俗,包括稱謂、見面禮等仍在社會上占據主導地位.人們見面要行作揖、拱手、跑拜、請安等禮.跪拜本是互相致意的姿勢,但在封建時代成爲敬重、臣服的一種禮節,以體現封建社會的等級尊卑,跪拜主要對尊長,最隆重的是行三跪九叩大禮,平輩之間一般用作揖、拱手方式即可.與此相適應還有一套「大人」、「老爺」、「太太」、「老太太」等稱謂.然而,開國以後,在沿海通商地區,受西方平等觀念影響,先是在新式知識分子內部,逐漸採用握手、鞠躬等見面方式,並且用「先生」、「女士」、「小姐」、「同志」取代了先前的稱謂.1912年民國成立後,明令祭孔時「除去拜跑之禮,改行三鞠躬,祭服則用便服.」（註：《丁祭除去拜跪》,〔上海〕《申報》1912年3月5日.）不久,又明令廢除社交中實行的叩拜、相揖、請安、拱手等舊禮節,改行鞠躬禮爲主.同年8月17日,民國政府公布了《禮制》,用法律的形式,確立了新式禮節的合法地位（註：《東方雜誌》第9卷第4號,1912年9月.）.行鞠躬禮,使用「先生」、「君」的稱呼,反映出近代社會人與人之間的平等關係.總之,脫帽、靶躬、握手、鼓掌等新禮俗逐漸成爲中國通常的「文明儀式」、「文明禮」,反映出社會禮俗的進步趨向.此外,在城市中交際舞的流行、生日聚會以及同事宴請等,都反映出近代交際習俗的新變化.
2.消費習俗的變化：近代西方資本主義的侵入以及中國新式商業的產生和迅速發展,對傳統消費習俗產生巨大衝擊,並直接導致了消費習俗的變遷.在鴉片戰爭後的道光年間,享用洋貨在上層社會已漸成時尚,不過開始僅限於通商口岸等少數地區和官僚富裕之家,到19世紀末,隨著通商口岸增加到70餘個,於是洋貨消費遍及各階層,即使在雲南交通偏僻之地的商店裡,也可見到不少洋貨,包括各種哈剌呢、嗶嘰、羽紗、法蘭絨、鐘錶、玻璃等,一應俱全,而且其售價「並非貴得驚人」（註：姚鎬編：《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料》,〔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106-1107頁.）許多「農民亦爭服洋布」,中產之家更是「出門則官紗紡綢不以爲侈」,「一般青年均羔裘如膏矣」（註：宋延齋：《蒲圻鄉士志》,轉引自嚴昌洪：《中國近代社會風俗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2頁.）.此外,賽馬、賽船、網球、足球、西餐、啤酒、西式點心、西式飲料、業餘劇社、公園、室內音樂會、電影、電燈、電話、自來水、郵政、電車等西式生活方式無不影響到中國人消費方式的改變,使中國人消費結構、消費內容均發生重大改變.此外,以上海爲例,色情消費、遊樂消費也成爲商人、富人等消費方式中的重要內容.
3.服飾習俗的變化：中國服飾習俗源遠流長,各時代都有絢麗多彩的服飾.至清代中國服飾則多以長袍馬褂爲主,女子則穿旗袍.民諺有「孔雀翎,馬蹄袖」之說.服飾具有體現等級森嚴、褒衣博帶特點,這些弊端與近代人的平等要求以及日益加快的生活節奏很不協調.爲此,部分中國人開始接受西式服飾.在19世紀50年代,香港、廣州即有人模仿洋人打扮,華商更多有穿洋裝者.戊戌時期康有爲力倡「易服」.20世紀初,當時青年穿西服的人漸多起來.1903年胡漢民任教的廣西梧州中學允許學生可以在歲時年節「披洋衣揖孔孟」（註：《胡漢民自傳》,〔北京〕《近代史資料》1981年第2期.）,可見在學生中穿洋服的人已不在少數.當時的出「洋」留學生更多著洋裝.清亡後,曾出現過「洋裝熱」,在通都大邑,人們「趨改洋服洋帽,其爲數不知凡幾」（註：《潘月樵請用國貨》,〔上海〕《申報》1912年3月4日.）,在偏遠小城,「文武禮服,冠用氈也,履用革也,短服用呢也,完全歐式」（註：民國《慈利縣誌》卷17,風俗.）.此外,洋式襯衣、絨衣、針織衫、西褲、紗襪、膠鞋、皮鞋等都漸漸普及推廣,總之,中國服飾中的西方因素不斷增加.值得一提的是,中山裝則是近代中西服飾合璧的最典型標誌.
在廣義的服飾民俗中,穿著和「打扮」是有機的統一體.例如紋身、化妝、髮式、飾物、纏足等.鴉片戰爭前後,西方人到中國,首先看到的就是蓄著長辮子的男人和裹著小腳的女人,「許多年來,全歐洲都認爲中國人是世界上最荒謬最奇特的民族；他們的剃髮、蓄辮、斜眼睛、奇裝異服以及女人的毀形的腳,長期供給了那些製造滑稽的漫畫家以題材」（註：〔英〕哈利：《太平天國革命親歷記》,王維周等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1頁.）.男人拖著大辮子、穿著寬大的褂袍,女人裹著小腳,這是清代中國人的基本裝束.然而,19世紀80年代以後,中國人這種裝束形象有了顯著改觀.首先,一批來華的傳教士中有人首先提倡天足.維新派人士更率先反對纏足,主張放足,1883年康有爲在廣東南海縣成立不纏足會,1896年又在廣州成立不纏足會,1897年梁啓超等人在上海成立不纏足會,不久不纏足會遍及東南沿海地區.戊戌變法期間,光緒皇帝還發出上諭禁止纏足.1901年慈禧太后下達了勸禁纏足的懿旨,1912年民國成立後,臨時大總統孫中山下令內務部通飭各省勸禁纏足.從反對傳統道德,爭取婦女解放的角度看,不纏足運動帶有反封建的政治意義,是一場深刻的社會革命.
辮髮雖系清代男人的形象標誌,但卻是滿族習俗同化漢族的結果,在外國人面前,卻又成爲中國人的民族標誌了,而這種民族標誌,在近代又成爲與開化世界趨向短髮的世界大潮相背馳的「落後」、「不開化」的標誌而體現的.
戊戌時期康有爲在給光緒皇帝的《請斷髮易服改元折》中公開要求清政府「斷髮」易服,一般開明人士也發出了剪辮的呼聲.清政府更在1911年允許官民自由剪髮了.辛亥革命爆發後,辮子陸續剪掉.當時甚至出現了衆多的理髮店取代了衆多的「剃頭匠」.連袁世凱也剪掉了辮子.民國的成立更帶來了短髮的普及.
4.飲食習俗的變化：中國是世界上飲食文化發達的國家,至清代已逐漸形成了川、粵、魯等各種菜系以及其它各地方風味菜餚及小吃.至鴉片戰爭以後較長的一段時間裡,中國社會的飲食習慣並未發生明顯的變化,但隨著西方文化的進一步滲入,西方的一些飲食也逐漸傳入中國,至19世紀中葉以後西式飲食開始在一些沿海通商城市流行.1876年葛元煦注意到,開設在上海虹口一帶的西餐館有「華人間亦往食焉」（註：葛元煦等：《滬游雜記·淞南夢影錄·滬游夢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0頁.）.到八、九十年代,天津、北京的西餐館也相繼開設,名聲愈來愈大.翻閱這一時期的《大公報》,常可看到「品升樓」、「德義樓」等「番茶館」的廣告,稱它們專辦「英法大菜」、「請得巧手外國廚房精調西菜」（註：《大公報》光緒二十八年5月25日、8月23日.）.北京的西餐飯店檔次很高,象「六國飯店、德昌飯店、長安飯店,皆西式大餐矣」（註：胡樸安編：《中華全國風俗志》下篇卷一,上海書店1986年版,第2頁.）,以至官商各界人士每每出入其間.辛亥之後,在一些大城市,吃西餐成爲一種時髦.海昌太憨生在《淞濱竹枝詞》中寫道：「番菜爭推一品香,西洋風味睹先嘗,刀又耀眼盆盤潔,我愛香檳酒一觴」（註：顧柄權：《上海風俗古蹟考》,〔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412頁.）.總之,在以「洋」爲時尚中,具有西方風味的食品漸受中國人的歡迎,如啤酒、香檳酒、奶茶、汽水、冰棒、冰淇淋、麵包、西點、蛋糕等皆被國人接受.說明西式飲食已引起了中國飲食習俗的較大變化,豐富了我國人民的日常生活.
5.居住習俗的變化：中西居住習俗差異較大,這裡既有都市化程度問題,也有不同的風俗問題.皇家建築是中國古代建築中的傑出代表,不過它與民居存在著明顯的等級差別.北京的四合院、西北高原的窯洞、南方的天井院落、西南少數民族的吊腳樓和土樓、北方草原的氈包等,都是中國傳統民居的典型形態.通常中國傳統民居以平房爲主,這主要與中國有廣闊的土地以及建築材料、建築技術落後有關.在近代,由於受西式建築風格的影響以及都市化程度的提高,在一些通商口岸,中國人也開始建筑西式或半西式住宅,出現「huán①huì②多仿西式」的風尚.鄧子琴在《中國風俗史》中稱,「晚清園亭,亦參以西式建築,而通都大邑,幾於觸目皆是矣」.在天津,小洋樓漸漸取代北方的四合院而成爲當地居室建築的新潮流；在瀋陽「建築宏麗,悉法歐西,於是廣廈連雲,高甍麗日,綿亘達數十里」（註：《奉天通志》卷97,禮俗三、居室.）；在青島,「市內住屋多屬歐式建築」（註：袁榮叟：《膠澳志·民社志》,第72頁.）；在漢口,「尺地寸天,huán①huì②日密,中西廠肆,角勝爭奇」（註：民國《夏口縣誌·序》.）；在上海除了興建了大量西式建築外,還出現了西洋建築風格影響下的中國民居——里弄房屋.受上海影響,漢口、南京、福州、天津、青島等地也相繼在租界、碼頭、商業中心附近建成了里弄住房.此外,與西式建築的引進,鋼鐵、水泥、機制磚瓦、建築五金、自來水、電燈等也大量應用.使近代中國居民尤其城市居民的居住習俗發生重大變化.
6.出行習俗的變化：出行習俗是與交通工具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在傳統社會,代步工具主要是馬車、牛車、肩輿（轎子）、木船以及騎馬、騎驢、騎駱駝等.其共同特點是多用畜力、人力或自然力,速度慢、活動範圍小.交通落後,必然造成社會的落後.在近代,隨著西方的火車、輪船、電車、汽車、自行車、摩托車等的引入,逐漸導致了中國傳統交通工具的變革.人們出行一下子就由「鄉人」而變成「國人」.汽車興起後,「男女授受不親」的陳腐觀念被打破了「男女雜坐不以爲嫌」（註：民國《夏口縣誌》卷二,風土誌.）.使傳統的交往方式發生了很大變化.
7.節日習俗的變化：中華民族的節日習俗獨具特色,近代的歲時令節從總體上仍然沿襲自古以來的民間形成的節慶習俗,如元旦（春節）、元宵節、端午節、中秋節、臘八節等,但這些節日是依據傳統曆法而來,屬於封建農業文明的產物,且多有傳統民間信仰色彩,因此,它有不適應近代工業社會的落後性也是非常明顯的.清末已有改歷的呼籲,梁啓超於1910年就撰寫《改用太陽曆法議》一文,主張採用太陽曆代替陰曆（註：梁啓超：《飲冰室合集》文集25,〔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1-2頁.）.民國政府成立後,斷然於1912年1月2日宣布全國改用陽曆,以求與國際上通行曆法相一致.改歷後,必然引起歲時節日習慣的變化.首先就是一些有意義的新式節日、紀念日相繼出現在人們的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之中.民國初年的新紀念日除了民國成立日（元月1日）和國慶（10月10日）紀念以外,還有革命先烈紀念日（3月29日）、國恥日（5月9日）、植樹節（清明節）等,二三十年代又有了國際婦女節（3月8日）、兒童節（4月4日）、國際勞動節、學生運動紀念節（5月4日）、教師節（8月27日）等等.特別是受西俗影響,聖誕節、情人節等也在城市中普及.這些都爲中國的節日時令習俗增添了異彩.
8.婚喪習俗的變化：婚禮是標誌與慶賀結婚的民俗形式.近代漢族主要的婚姻形態仍然是封建包辦買賣婚姻.受男女平等觀念以及西方婚俗的影響,19世紀五六十年代,少數與外國人交往密切的士大夫中有用西禮結婚的現象,「前日爲春甫婚期,行夷禮」（註：上海人民出版社編：《清代日記匯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0頁.）.光緒年間,在經濟較爲發達的地區出現了婚姻論財不問門第的現象,西式婚禮漸有影響.19世紀末20世紀初,文明結婚形式在大城市及沿海通商口岸開始流行,「光宣之交,盛行文明結婚,倡於都會商埠,內地亦漸行之」（註：徐珂：《清稗類鈔》第5冊,〔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1987-1988頁.）.文明結婚,除婚禮地點不在教堂,不用牧師主婚外,許多儀式大致從西禮中移植過來,雖然雜有中國傳統婚禮的某些內容,但精神和形式上基本上是西方化的.總之,近代在通商口岸及沿海城鎮「文明結婚」的流行,畢竟反映出中國婚俗的變化,代表著晚清婚俗變化的正確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