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已盡，關于「我讀」

六月匆匆，梨白桃紅都墜成了解暑的果子。半年過去了，似乎也沒太多收獲，無非還是忙裡偷閑，尋個安靜處，讀幾本閑書。

人常說，讀書多的人，都有智慧。聽了這樣的話，我總是在内心裡泛起無可如何的微笑。書本到底能給予我們什麼，直到現在還有人發問，但對閱讀有着狂熱癡迷的人來說，閱讀絕對不是為了從中尋找什麼真理和知識。就像寫作之于卡夫卡——“我内心有個龐大的世界，不通過文學途徑把它引發出來，我就要撕裂了！”你很難說，卡夫卡寫作是為了追求聲名和财富。

世界就有這麼多奇奇怪怪、可可愛愛的人和事，奇怪得你找不出理由來解釋他的動機，可愛得仿佛像一個活在世界上的傻子。“為什麼讀書”這樣的問題，他們從來不會主動思考，就像他們不會思考為什麼吃飯一樣。但是如果真要問我讀書是為了什麼，我可能會說：為了彌補内心那無盡的缺口。

回看這半年的閱讀，量不多，二十二本。我把目前的閱讀定義為沙裡淘金，因為這二十二本書裡，值得拎出來說道的，沒有幾本。

就說其中兩本值得一提的吧。

一是馮骥才的《一百個人的十年》。我很難相信這本書出自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文革結束十年後，作者登報征集文革相關的人物經曆。也許是因為心裡有一種偏見，我總覺得我們的這段曆史還是蒙着遮羞布見不了人的，以為凡是這種題材的書和資料必然全面屏蔽。當我看到這本書時，我有些驚喜，驚喜于社會還是進步着的，一旦它能容人戳開它的膿包，它必定會愈合得更快。隻不過，在這過程中，我們還處于拿起了針，卻沒有下手的階段。我們看到的，還隻是創口的表層。

《一百個人的十年》類似白俄羅斯作家阿列克謝耶維奇的《切爾諾貝利的祭禱》。兩位作者處理文字的方式都是盡量讓自己處于旁觀者的位置，作為一個記錄者，記錄别人的經曆。不讓自己的想法幹擾叙述，是對事件的最好表達。但是，這二者給我的感受是不同的。《切爾諾貝利的祭禱》讓人感受到的是生命之脆弱與無力。在這個大到沒有人能承擔起責任的災難面前，人們似乎隻有承受和忍受，承受眼前的苦難，忍受久長的茫然。而《一百個人的十年》卻讓我感到一些憂傷和一絲恐懼。我傷感于，生而為人，為何要創造出這種非人的人生，我恐懼于，曆史終将重演，除非，我們能正視它，記住它，從而抵抗它。

二是周明全的文學評論《中國小說的文與脈》。莫言曾說，長篇小說就要寫出長篇小說的氣魄，那麼該書的作者想要表達的則是，中國小說就得寫出中國小說的氣魄。

長篇小說，是相對于短篇文本而言。對于喜愛小說的我來說，至今我都很難喜歡上短篇小說，即便是歐·亨利那種精緻巧妙意味隽永的短篇，也隻能作為我閱讀選擇中的調劑品。我所鐘愛，還是長篇。但長篇不在于長，而在于長的篇幅裡，要有緊實的故事、典型的人物、豐沛的情感和綿密的結構，甚至于精緻的創作技巧充盈期間，從而構造出一個長篇應有的飽滿的軀體。那麼何謂“中國小說”呢？作者在《中國小說的文與脈》中主要用了一部小說作為範本，來解析中國小說的精神氣場——老村的《騷土》。

《騷土》出版于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如果說張恨水的小說吸收了中國古典文學的養分，那麼老村的這部《騷土》可謂是繼承了中國古典文學的氣脈。其“承金瓶之蓮露，漬紅樓之頑玉”的出版宣言，就明确地昭示着作者的意圖。

《騷土》寫的是近代的故事，但小說的文本語言和故事形式很大程度上模仿了古代的白話小說。說是模仿，并不準确，因為模仿容易流于表面，更精确的說法是運用。白話小說從話本而來，話本從勾欄瓦肆的說話藝術中誕生，一想到勾欄瓦肆的場景，似乎就能聯想到民間百姓的悲喜苦樂不過就是那幾篇嬉笑怒罵的章句。所以，從《騷土》這部小說中，我們能看到的，是作者老村緻力于用更為本土的文字語言、本土的寫作技巧去展現一個本土的故事。那麼，回到主題上來說，周明全所推崇的“中國小說”并不是相對于外國小說而言，也不是要求我們的創作一定要模仿中國古代文學作品，更不是表示一定要用村言俗語寫鄉村故事，作者想要的是聚焦中國土生土長的文字力量，擺出以中國神話為母題的中國文學的立場。

不論《騷土》這部小說的價值具體如何，《中國小說的文與脈》中所提到的“中國小說”這一概念是很有探索意義的。

最後，我想提一句我最近聽到的一句話：不看書，以後人生怎麼辦？我想，這大概是我聽到的對于書的最精緻的情話。就像一個人對另一個人說：“沒有你，餘生我都過不好”一樣。大概在接下來的生活中，能夠使我心安然的，恐怕也唯有繼續閱讀了。

202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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