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爾夫讀書筆記》|真正的文藝少女是如何讀書的？

本人自诩沙雕青年，所以一直對文藝青年喜歡的作家望而生畏。總覺得讀這類作家的書之前要沐浴更衣，焚香敬拜，而且要做好讀一本書花上數月的準備。但是，這本湊單買的《伍爾夫讀書筆記》卻颠覆了我以往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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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爾夫讀書筆記》

作者：[英]弗吉尼亞·伍爾夫

譯林出版社

2015-6

原來文藝教母本人是幽默風趣，和藹親切的。她并不需要你看書時緊皺眉頭，心情沉重，像努力咽下一盤名廚做的并不好吃的菜一樣。她引領着你進入她的書房，取下一本本名著，向你介紹這些在人類曆史上留下光輝印記的大文豪。她不是空洞地鼓吹這本書如何如何精彩，而是向你介紹這些書背後的故事。讓你不知不覺間就吃下了她的安利。

嚴格來說，《伍爾夫讀書筆記》是譯林編纂的一部伍爾夫的随筆集，裡面既有讀書感悟也有對現代文學的評論性文章。伍爾夫很多觀點都讓人耳目一新。

1.離開作者談作品就是耍流氓

我們從小就接受寫讀後感的訓練。假期作業裡常常都會有一條“讀一本名著，寫出你的感想”，但是老師從沒告訴過我們，隻是看完一本書就去寫感想是不對的。當我們孤立地看一本書時，我們隻能看到文字和故事。寫出的讀後感大多也就是根據書中的隻言片語抒發感想，至于作家筆下的人物為什麼是這樣的性格、這樣的命運則不再深究。

事實上，沒有一本名垂青史的文學著作是作家抛開個人情感寫就的。将作品和作者本人割裂開來，就像分離了靈魂與肉體。伍爾夫的讀書筆記裡，很多都是從作者出發來談作品。當你了解了作家個人的性格和人生經曆，也就理解了勃朗特姐妹為什麼一個寫出了壓抑拘謹的簡·愛，另一個寫出了風風火火、愛得轟轟烈烈凱瑟琳。

在《斯特恩》這篇中，伍爾夫更是直言

“作家從小就是作家，他和世人的交道、他的依戀情愛、他對日出到日落所發生的千百小事的态度、他在這些事上表達的觀點和後來他用手中的筆精心展示的思想是一脈相通的。”

因此，《伍爾夫讀書筆記》中有很多篇随筆幹脆就是寫某一作家。作者通過生動的筆觸，描繪出其他作家的日常生活和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一些趣事。從側面讓人了解了這些作家作品題材的來源和他們寫作風格的形成淵源。比如談及簡·奧斯汀，伍爾夫提到外人與家人對簡的評價完全不同。

表姐說

“簡‘算不上漂亮，還一本正經，不像12歲的小姑娘……又刁鑽任性又裝腔作勢’”。

一位淑媛說簡“

僵硬筆直，沉默寡言，一絲不苟

”，如果不是因為《傲慢與偏見》，簡“

在社交圈裡不會比撥火棍或擋火屏更引人注意

”。

而家裡的兄弟們則都“非常喜愛簡，都因她而自豪。他們都喜歡她的才氣、她的美德和她讨人喜歡的風度。”

伍爾夫認為正是簡·奧斯汀身上協調并存着這些相反的特征，才讓奧斯汀的小說充滿着複雜和曲折的特性，一如作者本人。

2.為什麼英國女性作家多是小說家？

《伍爾夫讀書筆記》裡收錄了很多寫女性作家的文章，作為女性主義的先鋒，伍爾夫注意到18、19世紀的英國，女性文學家多為小說家。

對此她在《婦女與小說》解釋道：

  “小說是最不需要精神高度集中的藝術形式。與戲劇和詩歌相比，小說寫作比較容易，可以随時撿起或放下。喬治·艾略特放下寫作去照料父親。夏洛蒂·勃朗特暫時擱下筆去剜土豆的芽眼。女性生活在公共客廳裡，時時被人環繞，她對于潛心觀察和分析性格可謂訓練有素。她被訓練成小說家而非詩人。”

這一觀點分析中國封建社會的女性文學也說得通。和英國女性不同，中國封建社會的貴族階層女性大多被囚禁在閨閣中，不允許抛頭露面，進行社交。她們有大量獨處時間，可以集中精神創作。因此，中國文學史上誕生了很多女詩人。同時，由于她們接觸社會少，人際關系單一，也造成了女性在傳奇、戲劇創作上的缺失。

3. "這就是一個活兒！”

這句話當然不是伍爾夫說的，而是大老師說的。大張偉在《奇葩說》上抛出“童話沒什麼了不起的，它就是一個活兒”的言論，彈幕立馬一片嘩然，覺得大張偉是在亵渎創作。創作應該是獨立的、神聖的，是為自己而發聲，而不是取悅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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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是先鋒的文藝創作者越不屑于取悅觀衆，或者隻想讓小部分觀衆理解。這一小部分觀衆因為自己所喜歡的東西為大多數人所不知或不能接受而自豪，俗稱小衆癌。而真正的文藝教母伍爾夫卻在《保護人和番紅花》這篇文章裡狠狠打了這些人的臉。

這篇文章寫于1924年，那個時代廉價報紙已經成為大衆化讀物。許多作家開始在報紙上發表文章。文中的番紅花象征作家的創作，保護人泛指每個時代支持作家從事文學創作的主要力量，即讀者。伍爾夫在探讨這兩者的關系時毫不隐晦地表明：“寫作是一種交流方式，你的番紅花隻有在與他人共同欣賞中才算一朵完整的番紅花。”

伍爾夫反對作家把自己淩駕于讀者之上，認為

“這是一種不舒服又很不幸的結合”，“他們的番紅花就變成了扭曲的花朵，雖然鮮豔明麗，看上去卻歪着脖子，有點兒畸形，這一邊枯萎，那一邊開的過盛。少許一點兒陽光對他們會大有好處的。”

這“少許一點兒陽光”便是建議作家放下架子，适當“讨好”他的讀者們。

伍爾夫認為讀者和作家間“比母子關系還要密切——他們實際上是一對孿生子，一枯俱枯，一榮俱榮；文學的命運就決定于他們之間的親密聯盟。”事實上這一關系可以推廣到任何文藝創作領域。以搖滾樂為例，中國搖滾樂的衰落正是由于觀衆大量流失，不得不從地上轉到地下。當創作者失去了土壤，這門藝術也就離凋零不遠了。而《樂隊的夏天》以綜藝節目的形式把搖滾樂重新推向大衆，人們才發現，原來在中國的樂壇裡，還有這樣一群人在堅守着，在創作着好聽的獨立音樂。

一開始許多樂隊不屑于上綜藝節目，認為“搖滾”大衆化便失去了搖滾精神。但當樂夏一帶火了一批樂隊後，那些執着于小衆的樂手也意識到隻有走出去，讓觀衆認識你才能将搖滾精神傳播出去。

說到底，沒有觀衆的創作隻是自嗨，與觀衆達成和解，在保護人和番紅花之間找到平衡，才能讓創作繼續下去。

伍爾夫，這位二十世紀的先鋒文藝少女，一早就看穿了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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