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讀本書】《失去的三百年：地理大發現之後中國的開放與封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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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介紹】

《失去的三百年：地理大發現之後中國的開放與封閉（1516—1840）》，作者郭建龍，浙江人民出版2024年10月，29.1萬字。

郭建龍，自由作家，社會觀察家，曾任《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古代史、世界近代史。近十年來，實地探訪幾乎整個中國以及非洲、歐洲、中東、中亞、東南亞等地數十個國家，用遊走的方式觀察和記錄世界。代表作有《穿越百年中東》《穿越非洲兩百年》，“帝國密碼三部曲”（《中央帝國的财政密碼》《中央帝國的哲學密碼》和《中央帝國的軍事密碼》），以及曆史暢銷書《汴京之圍》、《盛世的崩塌》、《絲綢之路大曆史》、《失落的世界》等。

這本書探讨從地理大發現到1840年鴉片戰争爆發的三百多年裡，閉關鎖國的中國社會是如何形成的。作者用大量的史實資料來說明，中國不是天生閉鎖的，在幾百年前就有過一次大規模的開放，并将當時最先進的西方技術和知識盡數引入，但由于封建集權政權的性質，中國社會終究重歸到傳統的閉鎖社會。

作者試圖回答這麼一個問題：為什麼中華民族在睜開眼睛之後，又選擇了閉上眼睛，不僅沒有迎頭趕上，反而開始了閉關鎖國，和世界隔絕了呢？

本書共分三部11章，具體目錄如下：

楔子  洋人翻譯告禦狀（1759）

第一部  百年試探（1516—1644）

從耀兵到鎖國（1516—1567）

隆慶開關（1567—1583）

利瑪窦和徐光啟（1583—1622）

戰争與槍炮（1622—1644）

第二部  在希望與失望中跌宕的百年（1644—1735）

換代時期的傳教士與割據者（1644—1683）

黃金時代（1644—1716）

帝王與教皇（1683—1722）

強人皇帝的緊縮（1722—1735）

第三部  鎖死在系統中的百年（1735—1840）

乾隆皇帝：盛世閉鎖（1735—1796）

孱弱的軍事，強硬的姿态（1796—1820）

戰争是僅剩的可能性（1802—1840）

【主要觀點】

1.

從大航海時代到海通的三百年時間裡，中國曾經帶着希望迎接西學的到來。

在第一個百年裡，它充滿了好奇和試探，并接納了更加先進的知識；

在第二個百年裡，随着明清的改朝換代，西學知識在颠簸中繼續傳播，直到被一個聰明的皇帝利用，但最終在另一個保守的皇帝手中落下了帷幕；

到第三個百年，中國已經沒有了西學知識，隻有自大，但即便這樣，知道西方、了解西方的中國人并不少，隻是制度将他們的消息全部過濾，留給皇帝的，隻有他心目中那個萬年永駐的中央體制。

當西方人從大航海走向工業革命，最終鋪向世界的時候，中國卻拐了個巨大的彎，最終徹底浪費了這三百年的機會。

2.

從地理大發現到1840年鴉片戰争爆發的三百多年裡，明清帝國一步一步回歸超穩态，而世界卻已經在三百年裡突飛猛進。

作者的這一段描述非常的生動：如果一個16世紀初的明朝北京人來到19世紀清朝治下的北京，他會發現一切都沒有變化；但如果一個同時代的歐洲人也進行同樣時間的穿越，他會發現自己進入了一個幻想中的未來社會。

3

作者在書中問了幾個問題，并且做了解答：

①1840年的中國是一個閉關鎖國的社會，整個國家都處于極端的信息匮乏之中嗎？

答：海外的華人、國内與海外有聯系的沿海居民、國内沿海地區的官員和商人，他們都擁有豐富的西洋信息，這讓那種認為中國在道光二十年（1840）時是鐵闆一塊的無知說法根本站不住腳。

②雖然已經存在一個“開眼看世界”的群體，為什麼在國家層面上，中國仍顯得如此無知？

答：明清封建集權制度最核心任務是保證社會穩定，并以一人為中心來格式化整個社會。

真相在集權制度之下無法傳遞給皇帝。也就是說，皇帝預設了立場（華夷秩序），隻有符合這個立場的信息才能回饋給他，而當這個立場已經與真實世界嚴重不符時，哪怕全國人民都知道了真相，皇帝的決策也依然不會改變。

最終的問題在于封建集權式制度而不是個人。

③改革和變法可以對應起來嗎？

答：雖然“改革”與“變法”在字面上接近，在内容上卻是南轅北轍的。改革的核心在于放松管制、減少幹預，目的是賦予民間經濟更多自由；而曆史上的變法卻大都以收緊權力、加強幹預、增加财政為目的。古代曆史上真正的改革時期，對應的是以漢朝的文景之治為代表的休養生息的時期。

④中國古代有過怎樣的開放經曆？

在中國古代，大的開放時期也至少出現過四次，分别是魏晉南北朝時期對佛教和西域知識的大量引入，唐宋時期所代表的開放精神和面向海洋，元代的世界思維，以及明末的西學運動。

但中國古代曆史上一個困擾了兩千年的問題是：不管一個時代采取了多少改革和開放的措施，但到最後，集權主義所産生的穩定需求，最後都會導緻權力重歸閉塞，将之前的所有成果盡數推翻。

⑤明朝和清朝的西學運動有什麼差别，為什麼兩者區别如此大呢？

答：在明朝，利瑪窦進入中國之後，迅速引發了整個階層對西方技術的興趣，從最早的瞿太素，後來的徐光啟、葉向高等人，到後期的孫元化，再到南明時期的瞿式耜、焦琏和太監龐天壽，這些人都對天主教帶來的新技術有着向往，并不恥下問地學習。可以說，明朝的西學運動是來自社會智識階層的自救運動。

而清朝的西學運動隻是依靠皇帝一人，缺乏群衆基礎。

⑥為什麼明朝和清朝西學運動的區别如此大呢？

答：這和明清時期不同的政治局面有關。明清都屬于中國封建集權的高峰期，但明朝的官員、文人和社會相對于清朝，依然有更大的獨立性。在明朝，即便權臣執政時期，依然有大量的言官敢于忤逆皇帝。這時的官僚都有自己的判斷力，而地方官員也有一定的選擇權。這使得明朝時對西學感興趣的人群是龐大的，正是他們發展出轟轟烈烈的大翻譯運動。而到了清朝，官僚們的自主性消失了，都以當皇帝的奴才為榮。因此，即便是康熙時期，對西學感興趣的也隻有皇帝一人而已。而他對西學的态度，是禁止人民學習，隻準自己利用。這就鎖死了西學，使之無法在全國産生影響，将西學變成了皇帝圈養的金絲雀。當帝國結束了擴張期，進入穩定期，就關閉了所有窗口，産生了中國曆史上最僵化的閉鎖。

兩朝的哲學也影響了人們的選擇。心學雖然看上去更接近中世紀，卻是為了反叛宋元理學（道學）而産生的，為了對抗朝廷對人的思想格式化，不惜完全退回到人心而放棄客觀世界，強調一個人應當遵循自己的内心，不應該放棄個人的判斷能力。清朝的實學雖然先進，卻隻是官僚文人士大夫們在當官之餘的娛樂工具。

⑦對閉關鎖國是怎麼理解的？

答：閉關鎖國并不是硬性地将所有的貿易斷掉，而是在保留了部分對外貿易的名義下，以維護穩定的名義出台各種互相抵觸的政策，在官僚執行過程中，讓對外貿易變得困難重重，直至無法順利地進行，從事實上将國門關閉。

閉關鎖國也不是被迫的，而是一個制度性的自主選擇。由于集權式制度對開放性的天然恐懼，皇帝更傾向于禁止百姓接觸海外新事物、學習新知識，從而利用制度和輿論的力量，将百姓閉鎖在信息大壩之内，最終産生對世界的厭惡和輕視。

⑧為什麼同樣的貿易制度在英國人看來是無法忍受的，但在清朝官僚集團和皇帝看來不僅沒有弊端，反而必須執行，甚至稱得上帝國的基礎？

最深層的原因在于雙方的統治哲學是完全不同的，西方的政治和司法是結果制的，而清朝的政治和司法是過程制的。

兩種統治哲學最大的差别體現在政治成本上，西方結果式哲學行政成本較低；而清朝的過程式哲學會産生強大的控制力，必須有一個複雜且龐大的官僚集團來控制社會，而社會為了養活這個官僚集團，必須付出沉重的稅負作為代價。

楔子中洋人翻譯洪任輝告禦狀的故事裡，洪任輝抱怨的保商制度，本身就是維持帝國統治鍊條關鍵的環節之一。所以，告禦狀不僅不會起到作用，反而會更加強化系統本身，讓它變得更加剛性和不可調整，雙方的下一次對峙已經在路上。

【撷取摘抄】

1.

元末明初，東南亞地區已經形成了活躍的中國人社區。

明朝雖然閉關鎖國，但到了成化、弘治年間（1465—1505），沿海地區民間與海外的聯系已經非常頻繁了。

1511年，葡萄牙出兵攻克馬六甲并建立了堡壘，使其成為葡萄牙控制東南亞的中心。

1513年，葡萄牙人第一次到達中國海岸。正德十六年至嘉靖二年（1521—1523），明政府的艦隊數次與葡萄牙人展開海戰。

作為老大帝國的明朝雖然已經喪失了海洋優勢，無力去幫助其屬國，卻又想展現皇權的無遠弗屆，最後隻能通過扣押使者、寫信威脅的做法來顯示自己的實力，用這種最無力的方式去威脅從未知世界裡冒出來的海洋新霸主。

雙方在沖突之後，又進行了長達數十年小心翼翼的再接觸的嘗試。

人們常常把嘉靖三十六年（1557）當作葡萄牙對澳門實行殖民式統治的開始，但作者認為，此時的澳門更像是現代意義上的經濟特區。

嘉靖四十四年（1565），政策已經有了轉向的苗頭，皇帝在福建設立海澄縣，這是當時唯一開放海關的縣。

隆慶元年（1567），隆慶皇帝決定有限度地放開海禁。在福建漳州的月港設立一個貿易區。

成于萬曆二年（1574）的《殊域周咨錄》是明朝人寫的最全面的世界地理書籍。

荷蘭人第一次占據澎湖又被驅逐，荷蘭人離開後，福建漳州地區的對外貿易幾乎斷絕。

在利瑪窦開辟道路之後，西學成為潮流，大量介紹神學、地理學、幾何學、機械學的書籍得以進入中國。

在這個西學東傳的過程中，影響最大的是所謂的“西學三傑”，他們是後來擔任内閣次輔的徐光啟、曾任監察禦史的楊廷筠，以及曾任南京工部員外郎、太仆寺少卿的李之藻。

2.

明朝，始終有一批清醒的人意識到了西方技術的先進之處。

在努爾哈赤的進攻下，明朝的财政徹底崩潰，卻又要應付更加密集的軍事行動，此時，突然有人想起了可以利用西洋人的軍事技術來彌補軍事和财政上的不足。

天啟六年（1626）甯遠之戰，紅夷大炮的威力得到了證實，炮台的神話也得以确立，直到道光二十年（1840）才再次被西洋人打破。

崇祯五年（1632）橋兵變最大的受害者是徐光啟所領導的西學事業，事變不僅造成西學主将孫元化的死亡，還毀滅了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西洋炮隊。由于明廷缺乏西學領袖，也無法支持龐大的造炮資金，再次引進大炮已經不可能了。

1633年，徐光啟去世，這給明朝軍事科技西洋化的運動畫上了句号。

明朝對西方其他科學的引入雖然比軍事科技稍晚，但其又和軍事技術平行發展，甚至在軍事技術的引進中斷後依然存在。

如，利瑪窦、湯若望、南懷仁把西方曆法引入了中國。

晚明時代的海外貿易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選擇到海外做買賣，華人移居海外也進入高峰期。

崇祯十五年（1642），荷蘭人控制了整個台灣。

1635年，英國第一次正式向中國澳門派遣商船。中國一方幾年之後就發生了明清叠代，英國也陷入了十幾年的大混亂。因此，英國人雖然在明朝時已經到達中國并展開貿易，但它們真正打開中國市場，要到清朝之後了。

3.

清朝繼承了大陸帝國的正統，它對付開放性海洋政權的方法就像德意志和法蘭西對待荷蘭一樣，就是封鎖陸地，這樣的政策構成了明清時期開放政策的第一個反轉。

順治十三年（1656），清廷推出禁海令；順治十八年（1661年）），更推出了遷界令。

從順治皇帝末期開始，開啟了中國古代曆史上第二次教難時代。

順治、康熙時期縫隙中的這一次鎖國，已經給未來留下了一定的陰影，預示着康熙後期和雍乾時代的第二次閉關鎖國。

鄭氏治下的台灣之所以值得人們懷念，就在于它的世界性，這是中華民族曆史上具有世界眼光的地方性政權。

當時的日本已經進入閉關鎖國時期，隻有鄭氏能夠與日本繼續合作，

之後台灣因為清廷的治理而變得内陸化，喪失了對外貿易，最終變成了龐大中央帝國的外圍地區，鄭氏時期具有國際視野的政權徹底消失不見。

台灣被征服的同一年，清廷放棄了閉關和遷界政策，重新打開了對外貿易的大門。

清廷設立了粵海關、閩海關、浙海關、江海關四個海關，在廣州澳門、福建漳州、浙江甯波、江南雲台山設立了關府。清朝進入著名的四口通商時代，這也是中國進入近代之前最後一個開放時代，是隆慶開關之後的另一個黃金時代，同時也是最善于利用西方技術的時代。

4.

順治十三年（1656），順治皇帝迎來了一個由荷蘭人組成的西方使團。湯若望參加了接見。湯若望的威望在順治八年（1651）順治皇帝親政之後達到頂峰。

在這段時間裡，湯若望顯然是最有影響力的西方人士。順治皇帝去世後，傳教士們在清朝的第一個黃金時代進入尾聲，接踵而來的是另一次教難時代。

到了康熙十年（1671）初，清初最嚴重的一次教難結束了。

康熙時代是中國古代少有的對海外人士寬容的時代。在康熙皇帝的引領下，中國進入了一個很特殊的“歐洲熱”時代。

康熙皇帝最寵信的傳教士叫南懷仁。他帶着好奇心，對傳教士帶來的整個知識體系感興趣。

最能體現康熙皇帝對西學重視的，是他晚年的一項大工程。由九位傳教士花費十年時間完成的《皇輿全覽圖》的地圖，開創了中國古代曆史上精确比例尺繪圖的先例。

5

明朝時日本曾經以走私和倭寇著名，但在西方人到來後，日本卻逐漸進入閉關鎖國階段。他們隻開放了一個港口長崎港，允許三個國家的人（中國人、朝鮮人和荷蘭人）前往長崎港貿易，而日本人是絕對禁止去往海外貿易的。要想維持兩國之間的貿易，就隻有靠中國主動。

雍正、乾隆時期，随着其他三家海關管理權被收歸行政和軍事，獨立的粵海關成了唯一的港口。因此，從四口通商變為一口通商的第一階段，其實是自由競争的結果。

康熙三十六年（1697）噶爾丹去世。這一年卻标志着帝國從擴張到維穩的轉變期。

康熙四十七年（1708）遣使歐洲，引出了清朝曆史上最著名的前往歐洲的中國人——樊守義。樊守義寫了一本《身見錄》，使得現代人對他的認知比其他人更多，

康熙後期對外貿易的一大特點是：英國人逐漸成了與中國貿易的主角。

康熙五十五年（1716）之後，英國船逐漸舍棄了廈門和舟山，改以廣州為主要港口了。

廣州發明了一種新的征稅制度，即著名的行商代理繳稅制。海外商船隻需要在到達時自己繳納船鈔，其餘稅收都由中國商人代繳。這種稅制貫穿了直至道光二十年（1840）的整個海關時期。

此時在海外有大量中國人，他們對海外世界、對歐洲和地球都有着深刻的了解，但由于他們和國内是完全割裂的，因此中國國内停滞于中世紀階段，将歐洲和洋鬼子視為荒誕，整個官僚階層（除了沿海的官僚）對海外一無所知，也就無法對即将到來的沖擊做出有力反應了。

6.

一個中國式帝國從建國初期向中期轉換之時，都容易産生一個顯著的特征：在偉大盛世的尾聲時，總是會出現一個強人皇帝。

在此之後，下一個皇帝上台後，首先想到的是清理前一任留下來的大量的灰色地帶，因此往往祭出緊縮、反腐、整頓吏治等措施。

雍正允許貿易的存在，但是貿易勢力必須聽話，也不能将影響力滲透進政治領域。他賦予官僚系統很大的權力去管理貿易，于是，在官員的管理下，貿易反而越來越衰落了。

為了限制西洋人，雍正統治下的清朝也将西洋的科學與中國人完全隔絕了。雍正不知道的是，人類學問的發展并不在于一種思想的對錯，而更在于人們能夠自由地思想。久而久之，西洋人的作用僅限于在欽天監任職，他們的其他用途都被禁止，他們的活動也受到了限制。

7.

順治時期對西洋技術的尊重、康熙時期對傳教士的利用，都暗含着“夷”的知識對“華”的超越。

隻有到了乾隆時代，華夷之分才再次回歸曆史的常态。在乾隆皇帝搭建的世界觀裡，西洋人和他們所代表的一切都再次回到了邊緣地位。

當年的大翻譯運動是那麼轟轟烈烈，卻又完結得如此徹底，康熙皇帝熟練于心的世界地理知識在乾隆時期的大臣看來已經是無稽之談。

就在中國回歸曆史均值的時候，西方的科學卻一直在加速發展。但是這一切，都被乾隆時代的均值回歸所掩飾。

在明末，西方的社會進步還能在中國産生一點點回響，但到了清中期，任何聲音都沒有了。清朝已經自我陶醉在偉大的體系之中無法自拔。

在清朝，乾隆皇帝是第一個真誠地相信中華帝國圈和朝貢體系的皇帝。他不僅将所有的外交都算成是朝貢的一部分，他與海外打交道的一切方法也都是從朝貢體系出發的。

當皇帝将外交變成了一種朝貢時，他統治的出發點就越來越内向了。

他不再對新鮮事物感興趣，更願意面對已知的世界不斷地表演，而看不到外面更加先進的制度和知識。

乾隆二十二年（1757），所有的貿易都集中到廣州一口，一口通商的制度從此形成。

在海外已經有了一個龐大的中國商人群體。甚至有人将1740年到1840年這一百年稱為“華人的世紀”。

要說中國人完全缺席了世界秩序的重構也是不對的，事實上，中國商人的确參與了國際貿易，隻是中國特殊的雙軌制讓民間外貿體系極少被記錄下來，最終消失在曆史之中。在中國已經形成了兩個并行卻不相交的世界：商人和海盜能夠看到海外的巨變，但他們無法将看到的一切傳達給精英群體。而精英群體已經徹底忘記了西方的知識。

乾隆五十八年（1793），出現了乾隆末期中國與世界最重要的一次交往。這一年，英國正式派出使節前來中國。馬戛爾尼使團最大的收獲，是英國人第一次通過多重視角對這個老大帝國進行了系統性的觀察。中國的科學遠遠落後于歐洲，僅具備非常有限的數學和天文學知識。所有的西學知識都好像沒有存在過，所有對科學的崇敬都被鐵闆一塊的集權所取代。

8.

19世紀初的海盜事件為後世提供了太多對未來的警示。事實上，早在嘉慶十四年（1809），清朝的海軍就已經徹底失去了對海洋的控制。

就如同最無能的人往往自尊心最強、最在意别人的尊重一樣，清朝在這時偏偏到了最講究禮儀的時期，在對外關系上也表現出了最強硬的姿态。

在19世紀初，中國和英國之間已經有數次摩擦，距離戰争爆發隻是毫厘之間。

嘉慶十三年（1808），随着鴉片貿易的繁榮和白銀的流出，海關監督也抵不住壓力，發令禁止鴉片貿易：一經發現，鴉片立刻銷毀，保商連坐。

自從18世紀初以來，中國對印度棉花的需求已經導緻其從一個貿易順差國變成了逆差國。如果清政府真的能夠禁止鴉片，對控制逆差是有幫助的，但真正産生逆差的原因，是中英兩國間巨大的生産力差距。

在集權狀态下，要想控制鴉片貿易，就必須采取更加堅決的禁令，對整個海外商業動手，但這又會造成經濟的進一步收縮。

9.

19世紀20年代初，鴉片和正常貿易是并行的，為了懲治鴉片販子，需要鼓勵正常貿易。但蔣攸铦和阮元的從嚴政策嚴重地幹擾了正常貿易，最後使得那些想靠正常貿易賺錢的人也死了心，更多的人為賺錢幹脆轉向非法的鴉片貿易。由此也産生了臭名昭著的“伶仃模式”，即離岸交接模式。

英國人稱“伶仃模式”為“高效、安全和利益的典範，充分利用了先進的西方技術、中國政府組織中的漏洞，以及人類所共有的貪婪”，并認為“1821年到1822年禁煙事件給走私者提供了天賜良機”，于是産生了這種完美的解決方案。

道光十三年（1833），英國通過了新的許可狀法案，剝奪了東印度公司的貿易特權，卻給了它繼續管理印度的行政權。這是世界從壟斷貿易走向自由貿易的關鍵性一步。東印度公司失去了對華貿易的壟斷權，于是，散商的鴉片船沖垮了清政府僅有的那一點防範堤壩。

到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壟斷結束時，清政府已經完全失去了對世界變化的适應能力。事實上，他們的一切管理都是圍繞着壟斷時代進行的，一系列的制度也都是以東印度公司的存在為前提的。

清政府的貿易體系是搭建在壟斷狀态下的，一旦進入自由貿易階段，鴉片的繁榮、貿易的逆差、白銀的流出，都是原有體系難以應付的。隻有重新搭建一個自由貿易體系，讓人們在正常的合法貿易中賺到錢，才能排斥非法貿易，從而解決鴉片問題，但這是清政府所做不到的。鴉片的出現給了清政府一個千載難逢的借口，他們以此否認自己制度的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