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功

儒家在德性主義的同時，也強調事功，即所謂修齊治平。如果說修、齊追求内在的德性，那麼治國、平天下無疑就是建功立業，造福于民。到了宋儒，就叫做“内聖外王”（語出《莊子》）。宋代特别是南宋士人“得君行道”思想（參見《朱熹的曆史世界》），分明就流露出對于功業的無限向往。但是，理學家與實幹家還是不一樣。著名浙東事功學派代表人物陳亮（1143-1194）曾經與朱熹往複辯難，分歧并不小。可見，研究宋代的事功學派的理論與實踐，仍然需要更多的實證研究、細節研究。

正說：（蘭溪）範浚的儒學主張，也成了“浙學”與“婺學”的理儒學主張。然而恰是這種“有體有用”，“經世緻用”和“事功”的主張，激勵着蘭溪後世學子奮勉求學，學以緻用，為國家、為民族建功立業的進取精神，也成為宋明理學最積極和最具活力的思想之一。故這一思想脈絡，在蘭溪儒學領域一脈相承于七百多年間。南宋末，元軍攻襄樊，金履祥目睹國難将至，于鹹淳七年（1271）親赴臨安，以布衣向朝廷進“牽制搗虛”之策。金履祥的弟子吳師道不僅為官一任，造福一方，而且培養了一批明代開國文臣。明中期章懋更主張把“儒學”這一學術脈絡與“功業”、“文學”一起視為“蘭溪三大擔”。他的學生中有七個進士，四個在《明史》列傳。明中後期徐用檢為官三十多年，功業奕世；胡氏應麟其文廣淹博，深推蘭溪學術之真谛，不足與辯。（蘭溪市範國梁）

反說1：在婺派中，經世緻用之人物當推永康陳亮、金華唐仲友，蘭溪諸儒并無顯著優勢和業績。陳、唐二人飽受時人褒貶和後人不一的評價，從而在曆史影響力和辨識度上遠越蘭溪諸儒。蘭溪諸儒之成就大多體現在坐而論談、清談空論等方面，當然不乏政績卓著者，但這并非經世緻用之全部。當然，蘭溪也并無一人堪稱經世緻用者，隻是他的儒者光耀太閃亮，反而掩蓋了，今人忽略了，也陷于空談之境。（蘭溪蔡予新）

反說2：把範浚列入事功的人物，是受範浚曾作過《進策》的影響。終其一生，他是古代經典的闡釋者，是過去曆史的評論家。

如果把範浚歸類于事功型人物，反而淹沒他作為理學家的光輝。（陳水河）